——司马光评谢朏兄弟不预人事（臣光曰76）
建武元年〈494）十月，宣城公萧莺——后来的齐明帝，掌握军政大权，倾压朝野，进爵为王。遂秘谋取郁林王而代之，多引朝廷名士参与筹策。侍中谢朏不愿趋和，乃求出为吴兴太守。一到吴兴（浙江湖州市），即给谢瀹捎去几坛好酒，告诉弟弟：“可力饮此，勿豫人事。”
萧鸾杀郁林王的时候，身为吏部尚书的谢瀹正与客人围棋。侍从听说宫中生变，慌忙向他禀报。谢瀹却全然不理，继续下棋，每下一子，便说一声“其当有意”。一盘终了，径自回房睡觉，竟未问一声外间发生的事。
司马光“臣光曰”第76篇如是评论谢氏兄弟：古人云“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俱为朝廷大臣，却只知道安享荣禄，置朝廷安危于不顾，为臣如此，焉能称得上忠诚。
这里有必要给谢氏兄弟查个户口。一看“谢”字，没错，旧时王谢之“谢”也。东晋谢混有名句曰“寒裳顺兰止，水木湛清华”（《游西池》），水木“清华”之典即出于此。谢混即谢安之孙，谢灵运的族叔。
谢混死的时候，遗下家财万贯，童仆千人。但谢混只有两个年幼的女儿，便把全部家当委托侄子谢弘微来管。可是谢弘微面对唾手可得的财货，无动于衷，就连一文钱、一尺帛的收支都明记在册，时人称之。谢弘微即是谢氏兄弟的祖父。
予曾在《绅士政治》（见《历史的性格》一书）一文中说过，南北朝的特色是以出身论英雄，所谓门阀制度者。即使是刘裕，开创南朝之宋，也要被称为“寒人掌权”。如谢家一般的高门世家，实际上是朝政的把持者。换言之，皇帝行事，也不得不看他们的脸色。
宏兴宗是宋文帝的红人，他很想跻身士大夫，求皇帝帮忙。宋文帝说：“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于是让宏兴宗“称旨就席”——奉圣旨去名士王球家找个地坐。宏兴宗兴冲冲地去了，却又败兴而归，因为他得到的答复是：“君不得尔”。宋文帝不死心，亲自出马找王球通融。而王球竟然说：“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
这样的风气里，皇帝要换你尽管换，只要不动弹士族的利益，士大夫们才不急。要有好官，也照样为之。永明十年（492），齐司徒参军萧琛、范云出使北魏。北魏孝文帝很赏识他们，称赞“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凯说，东南多好臣，是因其几乎一年一易其主；江北无好臣，是因为百年才易其主。李元凯是正话反说，意在讥讽江南士人的不忠。以故清人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说，“其时国家大权在绅士，不在君主，故绅士视国家禅代无与于己也。”——视政权更替为无关痛痒。
这成了南朝士人的集体性格。
因此，司马光之批谢家兄弟，毋宁说是在批当时的社会风气。于历史大势来说，南朝士人集体缺失“食君之禄，与君分忧”的理念。这个肇因起自魏晋风度，东晋初年一般士人有过努力，然扭不过庄老积习，败下阵来。以故南朝之士人，有东汉名士之派头，却无东汉名士之节气；有庄老体系之彻底散漫，却无庄老体系之无为而治。庄老之无为，是也要达治的。既要清闲，又没有能力做到政平讼理，那就是典型的不负责任。
这在儒家看来是极不能容忍的。儒家之“君子儒”主张做大事，有担当。要时运不济，大事做不了，担当也担不了，那就干脆辞职，没得尸位素餐的道理。
何谓“君子儒”？台湾徐醒民先生说：“君子儒必须立志学大道办大事。人在世间，一粥一饭，无不是人君所赐与，如有能力而不办事，便是有取于人，而无与人，于理讲不通”（《儒学简说·君子儒》）。
“君子儒”做事是要有所选择，但不是谢朏的“喝酒主义”。言听计用，有依大道来做事的机会，君子就出仕。而一旦言不听计不用，宁愿藏器于身，没身草莱，给大官也不做。司马光即是这样的人。
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有意让司马光出任全权负责军事的枢密副使，司马光六上奏折力辞。宋神宗找他谈话，司马光说，朝廷所出的政策每每与我的意见相反，我不能光拿奉禄不干事。司马光即辞枢密副使一职，遂名重天下，连神宗也说：“不为官爵所动，就我所知，只有司马光一人。”
如司马光诸人，即构成中国有史以来，清澈士林风气之脊梁。
不过，据史载，谢朏其人容止亦是可观。齐朝多次征他入朝做大官，建武四年（497），诏征为侍中、中书令；永元二年（500），诏征为散骑常侍、中书监，皆“抗表不应召”。齐明帝甚至拍谢朏的马屁，称他“超然荣观，风流自远”，他也不买帐。后来索性连吴兴太守也不做，弃官家居。
竟陵八友之一的萧衍当上梁朝的开国皇帝，征诏老友谢朏为“为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也不去。萧衍派人强把他拉来，亲自登门拜访。谢朏“固陈本志”，萧衍“不许”，才勉强做了。过了几年，萧衍又要给他升官，“改授中书监、司徒、卫将军”，谢朏这回是“固让不受”（《梁书·谢朏传》）。
附：臣光曰76：臣闻“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二谢兄弟，比肩贵近，安享荣禄，危不预知；为臣如此，可谓忠乎。（《通鉴》卷1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