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如马克思所言，人类必将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萨特作为法国哲学家、小说家和戏剧家，终生以自由之存在为终极追求，以《禁闭》为例，萨特首先是提出“如何冲破禁锢获得自由”的疑问，然后分两个层次来释疑：一是通过哲学的在场，亦即人通过主体性意识到的存在，来确证自由的永恒存在；二是通过自由之行动，亦即人通过意向性的行动自由来选择或改变行动，以此到达自由王国之境，而后者，行动自由，才是萨特戏剧中真正要表达的自由哲学观。
《禁闭》，中文又译为《隔离审讯》、《密室》等。不论是原名，还是各种中文译名，都直接表达了禁闭的含义，蕴含着“他人即地狱”之意。《禁闭》中的三位主人公均为鬼魂，死后也都进入了同一房间，即地狱，根源在于三人生前罪恶深重。加尔森、伊奈司和埃司泰乐三个鬼魂在地狱之中，既互相排斥，互相猜忌，互揭隐私，明枪暗箭地相互攻击甚至谩骂，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他们都不愿意正视生前所犯下的罪恶，但是在另外两个人面前、在那永远灯火通明的房间里又无法掩藏自己的罪恶的隐私，因而他们之间是天生的排斥和憎恨；与此同时，他们又互相依存，谁也无法单独离开房间，甚至加尔森还恋上了埃司泰乐，最后地狱之门开启了，加尔森仍然畏缩不前，根本不敢离开。这种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的关系，就是一种存在关系，存在即虚无，虽然禁锢重重，却都指向自由之境。
戏剧的最高境界就是行动的自由。性格不是一种自由的选择，而是一种僵化和硬化的选择，优秀的戏剧是表现正在形成过程中的性格，处境就是一种自由的选择瞬间所表现出来的一种人生状态，如果每个人都能在选择出路的时候做出自己的自由选择，这就是行动的自由，这就是戏剧的最高境界。萨特努力达到的就是这种最高境界。此外，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也非常明确地指出，人就是自我设计，只存在于自我实现的过程之中，除了行动和生命，其他的本质界定都是毫无意义的，因此《禁闭》中的三个鬼魂在地狱之中受到的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酷刑，而是充斥让人不疼不痒、不可名状的毫无意义的非自由行动状态，萨特正是想通过这种状态唤醒人们对自由行动之向往。
而对于人生及其本质，萨特在《禁闭》中也做出了另外一种呈现：
加尔森：我不是做英雄梦。我是自愿选择了走这条道路的。一个人自己愿意做什么人，就是什么人。
伊奈司：拿出证据来。证明你过去并非梦想。只有行动才能断定人的愿望。
加尔森：我死得太早，人家没有给我时间，让我拿出我的行动。
伊奈司：人总是死得太早，或者死得太晚。然而，结束的一生在那儿摆着，像账单一样，已经记到头，得结账了。你的一生就是你的为人，除此以外，你什么也不是。
加尔森的谎言恰恰暴露了大多数人的人性弱点，伊奈司则戳破了这一谎言，深刻地指出了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行动，除此以外的任何借口都是毫无价值的。加尔森和伊奈司并非生灵，而是鬼魂，死亡的威胁已经对他们没有任何压力，那么如何避免遭受地狱之煎熬，如何摆脱自我和地狱的束缚成为他们的唯一动力，鬼魂尚且如此，生灵更应警醒。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如果说《苍蝇》从正面表明人只有积极行动并勇于承担责任才能获得人的本质的话，那么《禁闭》则从反面揭示出人的性质之确定来自于其具体的行动且不管本意为何。”萨特就是通过活死人这种荒诞的形式呈现出自由的重要性，死亡是一种存在的虚无，“死并不是我的不再实现在世的在场的可能性，而是在我的诸可能性之外的我的诸可能的一种总是可能的虚无化。我们每个人既要避免死亡，更要避免生命的虚无化，即使我们每个人都圈在各自不同的地狱中，我们也必须有砸掉这个地狱的勇气和自由，否则我们就是自愿入地狱，自愿的、永远地待在地狱里”。
行动起来，行动就是自由，这是萨特戏剧所提出来的伟大口号，这一口号类似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所呼吁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对社会和人类都有重要的介入作用，因此英国戏剧理论家斯泰恩认为萨特的戏剧就是一种“介入性戏剧”。存在主义者认为人是处于焦虑和绝望中的孤独生灵，生存于一个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在人类没有抉择或无法抉择之前，或者没有行动之前，他们仅仅是一个自在的存在，一旦当他们为了获得尊严和自由，意识到自己必须为自由而行动的时候，他们才是自为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