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个人的商业活动为经济基础的西方文化，始终把“利”与“力”看作健康的价值，它鼓励人们积极地追求现实功利，并在平等的基础上开展竞争，努力获取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幸福。要在竞争中成功，就必须击败对手，这既需要有实力做后盾，还应当有敢拼敢斗的冒险精神，由此便形成了西方崇力好斗尚争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它主要表现在下述方面：
第一是功利主义的道德原则。如前所述，西方人大多奉行利己主义的行为准则，对于他们来说，尽可能趋利避害，追求自己的最大幸福便成为无可非议的人生目标。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边沁解释说，功利原则指的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另一位哲学家穆勒也说道：“幸福就是人类行动的唯一目的，而促进幸福，便是用以判断人类一切行为的标准了。”这便为商业社会的自由竞争提供了理论依据。
第二是强烈的竞争意识。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则的确定，商业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冲突及商品价值的动态性，由于缺乏可以永久依赖的亲族组织或其他社会力量而产生的生存忧患……所有这些，都给西方人造成了一个激烈动荡的生存环境。他必须不断奋斗，才能获得良好的生存条件并提高个人的社会地位。同样，一个城邦或部族的居民必须与其他部族、其他团体竞争，去谋求生存与发展。而竞争中的失败者，便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摧毁家庭，剥夺财产，甚至从享有尊严的公民沦为任人宰割的奴隶。欧洲人的竞争意识正是在这样的生死拼搏中培养起来的。正如赫拉克利特所说：“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出现更是把这种竞争机制与危机意识发挥到了极致。很多时候这种竞争的生死攸关的严酷性会使它从平等、和平交易中的利益冲突演变为明火执仗、真刀真枪的对抗，从城邦、民族间互相攻杀兼并，直到宗教之战、商业之战。保尔·阿萨尔在《欧洲意识危机》中这样描述道：“什么是欧洲，欧洲就是相邻的人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拼杀，法国和英国的竞争，法国和奥地利的竞争，奥格斯堡大会战，接着是西班牙战争……协议只是短暂的间歇，和平也只是一种怀念，民力耗尽了而战争还在继续……”如此不断争斗的结果是在与中国版图相差无几的欧洲大陆上林立着数以百计的封建公侯小国，直到今天，仍保存着数十个大小不等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边界至今还在不断地重新划定。17世纪以后，莱布尼茨看到不能阻止欧洲人互相残杀，建议欧洲的君主们将其民族主义的战争狂热转向欧洲之外，于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扩张，西方各国战争机器的触角又伸延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个角落，在大规模征服殖民地的新竞赛中光大其战斗精神。无怪陈独秀在谈到西方以战争为本位的文化时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英吉利人以鲜血取得世界之霸权，德意志以鲜血造成今日之荣誉。”
从商业的竞争到战争的对抗与征服，西方人的竞争意识发展为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从斯巴达城邦的兵营式集体生活到罗马竞技场上角斗士的血腥表演，从中世纪的骑士精神到近代欧洲的决斗遗风，无不体现出好战健斗的民族性格。恰如保尔·阿萨尔所说：“君主们稍稍做出一点打架的信号，他们就会找到很多自愿拿起武器的人，他们唯一的愿望是取得荣誉……”这种尚武精神中所渗透的以强凌弱的征服欲，虽然给西方人带来成功的骄傲，却也造成了欧洲各民族间长期的相互敌视与嫉恨。而这恰恰是以“协和万邦”为理想的中国文化所不希望看到的。
第三是对力量的崇拜。与中国文化宣扬的以德服人、以礼治国的模式不同，西方人在个人竞争或民族战争中都奉行以力服人的强权统治战略，因而实力成了西方人在激烈的竞争中建功立业的基本条件，由此便形成了西方文化中力量崇拜的传统。在希腊人眼里，作为优秀的人的第一条标准就是有超人的勇气和力量。希腊神话中的众神与英雄大都是以其拥有的超人的力量与智慧而获得人们尊崇的，尽管他们在品行和德性上有着明显的欠缺，例如好色、任性、易怒的众神之王宙斯便是凭借武力推翻了自己的父亲——奥林匹斯的统治者克罗诺斯，便依靠手中的雷鞭与霹雷在诸神中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权威。总而言之，西方人通常把勇敢善战、能以力量征服对手看作最大的美德，因此在西方各国的历史上，那些勇于冒险和扩张、武功卓著的君主和将帅总是得到人们广泛的崇敬，例如希腊化时期的亚力山大大帝，罗马帝国的凯撒大帝，乃至近代法国的皇帝拿破仑均是因此而成为名垂青史的大英雄。
对力的赞颂与追求也无所不在地体现于古希腊普通人的生活中，他们推崇高大健美强壮的体魄和灵巧矫健的运动，并为此进行长期艰苦的锻炼。在希腊的各城邦中都设有练身场，作为希腊教育中主要组成部分的体育就在此施行。在这儿青年们不仅接受角斗、掷标枪、射箭等战斗技巧的训练，还花大量的时间练习跑跳、赛车、掷铁饼、拳击等，以便把身体练得结实强健。这样的训练制度在斯巴达城邦规定得尤为严密，少年7岁就被编入队伍，女孩子也和男孩子一道操练并学习跑跳、投掷，成年男子则应在集团化军营生活中坚持长期锻炼。由此才训练出希腊人中“最美的男人”和“最美的女人”。不仅如此，希腊人还把各种体育竞赛作为向神明表达敬意的标志，古希腊的奥林匹克就是在这个名义下举行的。这些运动会上各个项目的优胜者不仅要受到公众的欢呼和诗人的歌咏，还要给他立一座雕像作纪念，凡得奖三次的人便要塑下他本人的肖像供人瞻仰。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著名的希腊雕塑如《掷铁饼者》、《刮汗污的运动员》。总之，由崇拜力量到崇拜体现力量的完美肉体是希腊民族精神的主要表征。这一风习不仅在以后西方各时代的历史上得到充分的继承，而且还由主要对体力的崇拜发展为对更高层次的力量表现——知识、智慧、技术的崇拜。
需要说明的是，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也曾产生过求中庸、重节制的文化思潮。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了反对过与不及的中庸观念，并将它运用于其学说中，他提出“德性应以中道为目的”，“适度是德行的特征”，并认为中等财富是最好的，国家应该由拥有适度财富的中等阶级来统治。此外，希腊的犬儒学派及斯多葛派也都把克己自制、自足、忍耐作为人的美德而加以宣扬，这些思想显然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是十分接近的。然而，由于这些思想原则与西方人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铸就的民族性格南辕北辙，因而为中世纪后的近代西方文化所摈弃，很难代表西方文化的主导精神。
前面提到的《角斗士》就是一部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方文化这一特点的电影，主人公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夙愿不断与环境抗争，并展示了自己超人的力量和技艺。这是一部思想观念非常主流的西方电影。类似的影片还有《特洛伊》、《孤胆英雄》、《怒火救援》等，都充斥着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也都体现了西方文化崇力尚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