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通吃饭，常听人说起长江四鲜。便询问是哪四样。打头的自然非河豚莫属（能让人舍生忘死嘛），其余依次是刀鱼、鲥鱼、鱼。南通据江海之会，它所评选的长江四鲜，确切地讲，应该是长江下游的四鲜，或者说是扬子江四鲜。都是一些在江海之间、淡水与咸水交汇处往来的品种，别的地方很难吃到的。正因为如此，更有地域特色。譬如鲥鱼，“平日生于海中，每年只夏初才进长江，到淡水中产卵，到达之处最多不过南京，再上游便少见。吃鲥鱼也就只在五、六月间。”（朱伟语）南通是幸运的，位于鲥鱼之类回游长江的必经之路；住在江之尾，看来比住在江之头要有口福。
即使住在中游的武汉人，也吃不到鲥鱼了，只能吃武昌鱼。武昌鱼虽然挺有名，但它的滋味，还是比不上鲥鱼。早在南京还叫作建邺的时候，江苏人就骄傲地宣称：“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为什么？建邺水里有河豚、刀鱼、鲥鱼、鱼，它似乎更受到这些珍稀鱼类的青睐。建邺水，离大海更近一些，等于是跟一个富翁做隔壁的邻居，一不小心就有肥水流进息息相通的田里。而对于武汉一带，则鞭长莫及。所以，武昌鱼虽经伟人毛泽东评点过（“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至今仍无缘跻身于“长江四鲜”的排行榜中。慢慢等着去吧。
长江四鲜里的河豚，早在宋代，就受到苏东坡赞美呢：“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沾了这首诗的光，河豚一举成名；我甚至觉得南京盐水鸭的畅销，说不定都借了苏东坡的吉言（“鸭先知”嘛）。更何况民间，还有“拼死吃河豚”的说法，使河豚的意义简直大于生命。这，都不是长江中上游的武昌鱼之类所能比拟的。跟鲥鱼一样，河豚也生长在沿海，每年立春后回到长江中。只不过“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所以人们吃得更多的还是长江中的河豚。即使这样，古往今来还是出过不少“人命案”。这不怪河豚有毒，只怪自己嘴馋。河豚，让人馋到了“虽九死犹未悔”的程度。话又说回来：假若河豚无毒烹食时没有危险，说不定早在苏东坡的时代就被人吃光了。那我这次来南通，就尝不到河豚的味道，只能听一阕失传的神话。
托老天爷的福，我在南通，终于一识河豚的真面目。这是梦寐以求的。难怪河豚名列长江四鲜之首，鲜得人下巴都快掉下来了。
据南通的朋友说，长江四鲜里，确实有一种（我记不清是鲥鱼还是鱼了），因人类历年来的疯狂捕食，而几近绝迹。在南通的任何饭店点长江四鲜，至少有一种缺席。“四鲜”变成了“三鲜”，另一种名存实亡。真担心如此下去，若干年后，所谓长江四鲜，将彻底变成当地风俗辞典里空头的条目，而在现实的江水里无迹可寻。
这绝非祀人忧天。我此次来南通，吃到的河豚、刀鱼之类，都已是人工养殖的了。作为保护野生品种的措施，当然是好的。但由此亦可见野生品种的稀缺的濒危。
我在南通，没吃到鲥鱼。不知是因为鲥鱼已濒临灭绝，还是来的时机不对？鲥鱼由于“其出有时”而被命名为鲥鱼：“年年初夏时则出，余月不复有也，故名。”（《食鉴本草》）它是海鱼，每年只有五、六月间短短的日子里，才能在长江里才能见到。而现在已是盛夏。即使鲥鱼并非绝种，也与我擦肩而过。
我是多么景仰江南的鲥鱼哟。朱伟《考吃》一书，说到只有在特殊的节令才能吃到鲥鱼，而且鲥鱼离水便死，因此吃新鲜鲥鱼更显不易：“鲥鱼成为名贵之鱼，大约始于宋。因鲥鱼少而稀罕，宋以前史料中难见食鲥鱼的记录。梅尧臣有《时鱼》诗后，江南文人骚客始以食鲥鱼作为时尚。明以后，鲥鱼被规定为南京应天府上贡贡品。明时入贡，选肥美者，陆路用快马，水路用水船……入清以后，进贡规模更为扩大，在南京没有专门的冰窖，每三十里立一站，白天悬旗，晚上悬灯，作飞速传递……送鱼人在途中不准吃饭，只吃蛋、酒和冰水，三千里路，要求三日之内送到。当时宫中时有鲥鱼宴。”
中国古代的“特快专递”，我至少已知道两种：一是唐朝为杨贵妃运荔枝以博千金一笑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二是明清时向北京进贡江南鲥鱼的“五月鲥鱼已至燕，荔枝芦桔未应先。赐鲜遍及中官弟，荐熟谁开寝庙筵。白日风尘驰驿路，炎天冰雪护江船。银鳞细骨堪怜汝，玉箸金盘敢望传。”——明人何大复诗鲥鱼是比荔枝还要娇贵且费事的贡品。仅仅为了满足皇帝尝鲜的欲望，长江下游的鲥鱼，就这样劳命伤财地被火速托运到远在燕山脚下的京都——毕竟，那是一个还没有汽车、火车、飞机的时代。鲥鱼进贡，整整延续了两百多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山东的地方官张能麟，冒着掉脑袋的危险，直言不讳地写了一道《代清停供鲥鱼疏》：一鲥之味，何关重轻！臣窃诏鲥非难供，而鲥之性难供。鲥字从时，惟四月则有，他时则无。
诸鱼养可生，此鱼出网则息。他鱼生息可餐，此鱼味变极恶……若天厨珍膳，滋味万品，何取一鱼？窃计鲥产于江南之扬子江，达于京师，二千五百余里。进贡之员，每三十里立一塘，竖立旗杆，日则悬旌，夜则悬灯，通计备马三千余匹，夫数千人……故一闻进贡鲥鱼，凡此二三千里地当孔道之官民，实有昼夜恐惧不宁者。“康熙皇帝读到这段文字，脸红了。下令”永免进贡“从而为山水迢遥的鲥贡画上句号。张能麟够有勇气的，一语道破了”皇帝的新衣。使沿途为鲥贡所苦的官民得以解脱。
小小的鲥鱼，曾经出现在大清帝国的奏折与圣旨之中！它被列入长江四鲜之中是当之无愧的。连远方的皇帝都馋这一口。它也一度被“御用”。鲥鱼在古代的名气，比现在大得多。“长江四鲜”对于它，并不算最高荣誉。古有四大美鱼之称，其一就是富春江鲥鱼，另三种分别是黄河鲤鱼、伊洛鲂鱼、松江鲈江。
鲥鱼长有优美的鳞片，仿佛彩虹闪烁。清代的一位浪漫诗人，叫谢墉的，把鲥鱼比作沉鱼落雁、闲月羞花的西施：“网得西施国色真，诗云南国有佳人。朝潮拍岸鳞浮玉，夜月寒光掉尾银……”如果索性将长江四鲜与中国古代四大美女相提并论，鲥鱼像西施，已有定论；那么另三种呢？我私下以为：河豚像杨贵妃，丰腴、富丽，“温泉水滑洗凝脂”——这确实是我在南通第一次品尝河豚时的感受；刀鱼像赵飞燕，杨柳依依、弱若无骨，“二月春风似剪刀”，才能裁剪出如此婀娜的身段；鱼，应该像貂蝉了，有柔情而又不乏侠骨……长江四鲜里，最出风头的，除了河豚，就要算鲥鱼。苏东坡为河豚写过诗，鲥鱼也不乏赞美者，包括扬州八怪的郑板桥：“江南鲜笋趁鲥鱼，烂煮春风三月初。”看来江南的烹调手法中，竹笋与鲥鱼是最佳搭配（鲜上加鲜、鲜外有鲜），仿佛金童玉女。鲥鱼成为贡品之后，如同越溪的浣纱女西施被送进吴宫，顿时身价百倍。“鲥鱼初出时，率千钱一尾，非达官巨贾，不得沾箸。”（清人黎士宏《仁恕堂笔记》）它成了上流社会的专利，而且在宴会上独领风骚：“鲥鱼初出时，豪贵争以饷遗，价值贵，寒娄不得食也。凡宾筵，鱼例处后，独鲥先登。”（清人陆以《冷庐杂识》）我从北京长途跋涉，来到长江下游，没见到鲥鱼。只怪自己来得不是时候。作为补偿的办法，那就多读几篇关于鲥鱼的诗文吧。想像中的鲥鱼，更美！留一点遗憾，其实是在留一点想像。
同样没有见到的，还有鱼。鱼我不太了解。只是好多年前，听生于江苏高邮的汪曾祺先生提起过。他回忆故乡的鱼类时，说鳜鱼的缺点是不能放养，因为它是吃鱼的；俗话讲“大鱼吃小鱼”，其实吃鱼的鱼并不多，据他所知只有几种，除了鳜鱼，还有鱼、黑鱼（鲨鱼、鲸鱼不算）。我因此而知晓鱼是极少数的几种吃鱼的鱼之一。
长江下游的鱼，除了“四鲜”之外，还有许多。南通面临长江，近水楼台先吃鱼嘛。狼山之西的马鞍山最高峰翠屏峰，有称作“天下望江第一楼”的梅林春晓餐厅，这里是边望江边吃鱼的好地方。酒楼搭建在直逼长江的悬崖上，落地玻璃窗外，就是滔滔江水。哦，滔滔江水携带着船舶也携带着鱼群，从我脚下流过！可以临渊羡鱼，也可以退而食鱼。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我一边自问自答，一边自斟自饮。
主人招待的是全鱼宴。我也就此了解各种知名或不知名的江鲜。河豚、刀鱼，自然是压住台面的。我很惊喜的是，还吃到了鳜鱼。“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此乃张志和的“渔父”里的名句，我从小就会背了。西塞山在哪里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吃到了鳜鱼。吃到了鳜鱼，我就完全可以把眼前的狼山想像成西塞山，把自己想像成一位青箬笠、绿衣的渔父，或者，索性将自己当作把酒行吟于斜风细雨中而忘却归路的诗人张志和。诗人与自然，永远有一种鱼水之情。我想游在自然中。我想醉在自然中。
汪曾祺认为鱼里头最好吃的，是鳜鱼。评价很高。似乎一点也不逊色于“长江四鲜”：“刀鱼刺多，鲥鱼一年里只有那么几天可以捕到。”至于河豚，纵然美味，却有毒，让人敢想而不敢吃。他在淮安曾多次吃过“干炸花鱼”（即鳜鱼）：“二尺多长的活治整鳜鱼入大锅滚油干炸，蘸椒盐，吃了令人咋舌。至今思之，只能如张岱所说：酒足饭饱，惭愧惭愧！”他给鳜鱼是这样打分的：“刺少，肉厚。蒜瓣肉。肉红，嫩，鲜。清蒸、干烧、糖醋、作松鼠鱼，皆妙。氽汤，汤白如牛乳，浓而不腻，远胜鸡汤鸭汤。”鳜鱼的优势在于，似乎无论怎么做都好吃。
全鱼宴上，还有鲫鱼。
鲫鱼以前常吃，这次却吃出不同的味道。想来是环境使然，心情使然，加上吃的是长江里的鲫鱼，比以往那些湖鲫要更为丰满。有个成语，叫“过江之鲫”嘛。长江里的鲫鱼，名不虚传。袁枚偏爱鲫鱼，在南京写《随园食单》，特意讲解鲫鱼先要善买：“择其扁身而带白色者，其肉嫩而松，熟后一提，肉即卸骨而下。”他还提及南通人喜欢煨食鲫鱼，“通州人能煨之，骨尾俱酥，号稣鱼，利小儿食，然总不如蒸食之得真味也。六合龙池出者，愈大愈嫩，亦奇。”所谓的六合，是南京一郊县。
鲈鱼更是江南一绝。晋代的张翰，在洛阳做官，“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从此，莼鲫之思，就成了乡愁的一种表现形式。苏州一带的松江鲈江，也就和富春江鲥鱼一起，位列“四大美鱼”排行榜。陶振《汾湖赋》不偏不倚地赞美了“春水桃花之鳜，秋风莼菜之鲈”，张翰的鲈鱼，跟张志和的鳜鱼一样富有诗情画意。因张翰字季鹰，有人甚至倡议将鲈鱼改名为季鹰鱼。正如鲜笋与鲥鱼是绝配，莼菜和鲈鱼也是绝配。跟鲥鱼的命运相类似，鲈鱼也一度成为封建时代进献皇上的贡品。《太平广记》：“吴群献松江鲈鱼干六瓶，瓶容一斗……作鲈鱼，须八九月霜降之时。收鲈鱼三尺以下者，作干。浸渍讫，布裹沥水会尽，散置盒中，取香柔花叶相间，细切和，拨令调匀。霜后鲈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玉，东南之佳味也。紫花碧叶，间以素，亦鲜洁可观。”据说最先是隋炀帝，为生切鲈鱼片起了金玉这个美丽的名字。
鲈鱼虽然获得帝王的赐名并成为贡品，但在民间的思维里，它仍然是属于张翰的，属于游子或隐士的象征。江南的鲈鱼最值得牵挂，因为江南，是出游子、出隐士最多的地方。
我，不也是从江南出走的游子嘛。所以我热爱鲈鱼，热爱张翰的鲈鱼。热爱鲈鱼就等于思念家乡。鲈鱼（还有你的妹妹莼菜），等着我吧，总有一天，我会从燕山雪花大如席的北方，回到江南的，回到长江下游（我出生的地方），做一个小小的隐士。就像搁浅了许久的鱼，重新游回水里。仅仅设想一番，就觉得好滋润哟。
我永远不会否认：自己也是长江的一条小小支流。脉搏和长江息息相通。我的血型、星座、属相、生辰八字乃至人生信念，都这么告诉我！长江在流我在游。长江在流我在走。我在岸上？可我的影子在水里。我在水里？可我的影子在岸上。
在南通，我吃到的最小的一号鱼，是银鱼。比虾米还要小，简直算微型小说——如果说长江四鲜属于四大名著。太湖银鱼，是江南特有的小令。长不到一寸，像一个个可以忽略不计的小数点；似乎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它的全貌，看清它的触须与眉眼。用银鱼蒸蛋羹，挖一勺放入口中，慢慢品味，仿佛把它含化了：这才是真正的鲜呢，鲜到了你的每一个味蕾里，每一个细胞里。太湖银鱼，你给我的乡愁打上了小小的逗号。
南通的全鱼宴，我还见到了鲳鱼、鲤鱼、鲩鱼、鳊鱼、平鱼、黄鱼，以及一些只有外号、而不知其学名的南方鱼类。譬如一种叫白条的，听说是长江下游特有的，可我问主人它在书本里怎么称呼，主人却说不知道，他从小就叫它白条。又说这种鱼很贱（价钱便宜）。价钱便宜，并不代表味道不好呀。说实话，我挺喜欢白条的，从中咀嚼出一股真正的长江水的味道。有点儿土腥味，草腥味，还有点儿海腥味。至于鲳鱼，使我想起一个传说；之所以命名为鲳，乃是形容其为鱼类中的娼妓，它周游于长江流域，沿途的任何鱼种都可与之交配——当然，这也可能是谣传，不见得属实。人类把自己的一些社会行为，乃至道德观念，都影射到鱼身上了。你说可笑不可笑？
酒席从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大家边吃边聊，也算是亲密接触“鱼文化”。我跟主人调侃：这哪是举办全鱼宴呀，分明在检阅海军，巡洋舰、战列舰、驱逐舰乃至炮艇、潜艇，几乎都见到了，就差航空母舰了——鲸鱼、鲨鱼，可不是那么容易请来的……只能说长江还是太浅，载不动重型“航母”。
见多了鱼，吃多了鱼，虽然只是一顿饭的工夫，可我觉得自己也快向鱼进化（或退化）了。在想像中，慢慢地长出鳃来。鳃是鱼身上最让我羡慕的部位。我要是真能长出一副鳃来，该有好多。我就可以彻底地游进长江里了，与鱼虾为伍，与水草共舞，当一回掉进水里依然能活着的屈原。谁不想换一种活法？
在长江下游，必须要吃鱼，必须要喝酒，必须要写诗。写诗对于我，相当于用鳃呼吸。
汪曾祺认为唐宋人似乎不怎么讲究大吃大喝：杜甫的《丽人行》里列叙了一些珍馐，但多系夸张想像之辞；苏东坡是个有名的馋人，但他爱吃的好像只是猪肉，他称赞“黄州好猪肉”，但还是“富者不解吃，贫者不解者”，他爱吃猪头，也不过是煮得稀烂，最后浇一勺杏酪——烹饪的方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名闻天下的大诗人，在味觉上都这么容易满足，更何况平民百姓呢？“连有皇帝参加的御宴也并不丰盛，御宴有定制，每一盏酒都要有歌舞杂技，似乎这是主要的，吃喝在其次。”可见唐宋的皇帝，远远不如后来明清的皇帝贪图口腹之欲。尤其满汉全席，使中国封建时代的宫廷菜掀起了高潮——当然，也为之画上了句号。唐宗宋祖，根本无法想像或享受满汉全席那般的豪华与奢侈。他们宁愿唱唱歌，听听诗朗诵，看看文艺演出，以此来下酒，并不见得非要摆个百八十桌的。
唐宋人，在膳食方面还是挺节俭的。即使李白那样的，只要有酒就行，对下酒菜也不至于太挑剔。汪曾祺遍检《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都没有发现宋朝人吃海参、鱼翅、燕窝的记录。他猜测：吃这种滋补性的高蛋白的海味，大概从明朝才开始。这大概和明朝人的纵欲有关系，记得鲁迅好像曾经说过：我倒觉得，这还跟交通及沿海地区开发有关系。
唐宋人奉行的主要是内陆的农牧生活方式，沿海的渔业尚未大规模发展起来，即使他们真爱吃生猛海鲜，长途贩运到首都或内地的大城市也极其不便。总不能每一趟都像给杨贵妃送荔枝那样快马加鞭吧？因为地理等客观原因，唐宋人未能培养起对海鲜的嗜好。到了明朝可就大不一样，试想郑和七下西洋，远洋船队何其发达，给皇帝国戚捎回点稀罕的海味，还不是举手之劳！况且大明一开始建都于南京，本来就离海不远，坐江山的又是南方人，饮食风俗自然要异于唐宋。
唐宋人，虽然也算富裕，但在口福方面，确实比明清人要差一大截。总体感觉还是很“农民”。譬如《水浒传》里，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就视为幸福了。
我曾在北京蒲黄榆汪宅向汪老讨教过这一问题。为了增强说服力，汪曾祺特意举了例子，五代顾闳中所绘《韩熙载夜宴图》：主人客人面前案上所列的食物不过八品，四个高足的浅碗，四个小碟子，有一碗是白色的圆球形的东西，有点象牙面滚了米粒的蓑衣丸子，有一碗颜色是鲜红的，很惹眼，用放大镜细看，不过是几个带蒂的柿子！其余的看不清是什么……汪曾祺当时翻出了印在一部精装书里的这幅名画，让我也拿放大镜照照，我端详半天，直恨自己的内眼无法穿透纸张与时间，参与进远处那古老的夜宴。那一高一矮的两张茶几上，搁置的大大小小的碗碟里，陈列着一些业已失传的食物。色彩依旧那么鲜艳。码放得依旧那么整齐。似乎没谁动过筷子。它们保持着刚刚端上桌时的那种滋润的状态。更像是献给苍茫岁月的供品。
这确是一次简朴而清爽的晚餐。所谓夜宴，带点夜宵的性质。陶瓷餐具里盛放的，很明显不是什么油腻的鸡鸭鱼肉，而是造型独特的面点及干鲜果类。精致的酒壶置于案头，也很像是摆设。峨冠锦袍的主人及几位宾客，醉翁之意不在酒也，既没顾上兵菜，也不地斟酒，而是从不同位置转身、侧目，将视线不约而同地投向画卷的角落，那里有一位美女在坐弹琵琶。这位美女的服饰、发型、面妆，跟近代日本的艺会极其相似。或许此即日本艺伎无限神往并刻意模仿的唐风吧。
有了一把琵琶作为道具，整幅画面，无声胜有声。我简直怀疑这乐器是从白居易的诗篇里遗传下来的。
是琵琶女的音乐，而不是画家的笔，施行了定身法，使盛情相招的主人、赴宴的宾客乃至陪侍的婢女，全部凝固在无比陶醉的那一瞬间。在千年之后，仍然保持着凝视与倾听的姿态。
也同样是音乐，而不是美酒，灌醉了画中的人物。
有幸参加这次著名的夜宴的，绝非酒色之徒，他们衣冠楚楚、气质高雅，只有这样，才会忘我地受蛊于艺术的感染力，才会因为一曲余音绕梁的仙乐而三月不知肉味。他们之间的关系，也绝非酒肉朋友，而是心有灵犀，心心相即，闻高山流水而知音也。
琵琶女虽置身于画面一角，但那个角落无比辉煌，比美酒还要醇厚的音乐，在她轻笼慢捻的指间诞生。分明是她，而不是韩熙载，在宴请着大家（包括千百年来的无数看客）餐桌上的食品虽简单，但依然称得上是盛宴。她才是这一席音乐的盛宴的真正的主人。
这是集口福、耳福、眼福于一体的盛宴。可惜我是迟到的赴宴者。留给我的，只能是间接的眼福了。但已足够丰盛了。第一次，我被中国画里的吃，深深感动了。
如果天下真有不散的筵席，这就是了！
酒香不散，灯火不散，欢迎不散，音乐不散。
即使曲终，人也不散。人情也不散。
他们，和她们，生命就这样停顿了，就这样延续了。就这样变得永恒了。
我想，如果这幅画里琵琶女缺席，夜宴的气氛肯定要大打折扣，所有人物的身姿、眼神、表情肯定要大打折扣，所有人物的身姿、眼神、表情都将改变。纯粹为吃喝而吃喝，似乎不属于唐宋人（尤其贵族）的风格。他们或许不讲究菜肴的品种或贵贱，但很在乎饮酒时的氛围，譬如背景音乐呀什么的。你可以说他们对饮食的态度很随意，很简单朴，也可以说他们很苛刻：还另有一种形而上的追求。宁愿用一个好厨子去换一个好歌手、好舞女。《韩熙载夜宴图》，更多的是在表现视觉、听觉上的大餐。味觉已暂时“退居二线”了。
汪曾祺读画时颇多心得：“宋朝人好像实行的是‘分食制’……《韩熙载夜宴图》上画的也是各人一份，不像后来大家合坐一桌，大盘大碗，筷子勺子一起来。这一点是颇合卫生的，因不易传染肝火。”在这幅画里，菜肴固然是分食的，音乐却是共享的。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角落里的那把琵琶给吸引了。他们忘掉了自我，忘掉了别人，忘掉了物质的种种形式，还忘掉了今夕何夕，而全身心地投入一场流芳百世的精神会餐。他们正是在这种忘却中得到永生。
汪曾祺还说：“宋朝人饮酒和后来有些不同的，是总人有些鲜果干果，如柑、梨、蔗、柿、炒栗子、新银杏，以及莴苣之类的菜蔬和玛瑙汤、泽州汤之类的糖稀。《水浒传》所谓‘铺下果子按酒’，即指此类东西。”《韩熙载夜宴图》里，每位食客面前所摆的四大碗四小碟，有几个就属于果盘，除了已被辨认出的带蒂的柿子之外，可能还有别的干鲜果类。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开始酷爱用大鱼大肉下酒，而不怎么青睐这些干果鲜果了，常常只作为冷盘象征性地摆一摆，就撤走，换热菜了。现代人惟一保留下来的，好像只是花生米。至今仍喜欢用油炸或水煮的花生米下酒，似乎是唐宋人口味的遗传基因在起作用。
中国画里的吃，挺有意思的。《韩熙载夜宴图》，打开了我的兴趣之门。我四处查找，仔细阅读了《春夜宴桃李园图》、《杏园雅集图》、《紫光阁赐宴图》、《重萃宫小宴图》、《史太君两宴大观园（年画）》，还有明代仇英所绘《春夜宴图》。甚至河南禹县出土的宋墓壁画《宴饮图》，也使我端详良久：夫妻俩隔桌而坐，男的穿着官服（估计也就一县太爷吧），女的梳着高髻，中间的餐桌上摆着一火锅及各自的酒具，大有举案齐眉相敬如宾的意思，屏风外面有几位金童玉女侍候着，正络绎不绝地端来冷盘热炒……这幅壁画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记载了日常生活的脉脉温情，而是画在坟墓里的；墓的男女主人，似乎执意要把此生的炊烟袅袅，带进地狱里，为来世提供见证。这真是一对幸福的死者，即使在九泉之下，也不会感到饥饿，不会感到贫困，不会感到寂寞的。从生到死，也许只相当于一顿饭的工夫。但这顿饭在他们死后，仍然继续。凡人的生活，就是在柴米油盐中酿造诗情画意。只有唐玄宋杨贵妃那样的乱世鸳鸯，才会在被惊破的霓裳羽衣舞中苦吟长恨歌呢。越豪华的梦，越容易露出破绽，越容易打上补丁。
古画里的吃，之所以让我慨叹不已，就在于它表现了不散的筵席。它描绘了吃又超脱了吃，甚至还超脱了生死。它把生命的一些乐趣，永久地保持在线条与色彩之中。画中人物的原型，早已消失了。置身事外的画家，也已消失。然而筵席不散。纸张的深处灯火通明。
中国人原本拒绝相信世上有不散的筵席，所以才希望今朝有酒今朝醉，莫使金樽空对月。然而，看看我举例的这一系列古画吧，你就会相信了。
艺术的伟大，正在于此。没有哪个厨子，能真正烹饪出一桌穿越苍茫岁月而保鲜的席，更无法保证自己的食客在品尝之后长生不老。他应该向画家甘拜下风。画家做到这点了。画家的颜料，是最好的调料。不仅使筵席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而且使赴宴的人们栩栩如生。
在画家的笔下赴宴的人，是有福的。他接受的是主人与画家既现实与艺术的双重邀请。
《韩熙载夜宴图》，场景在室内，屏风、桌椅乃至两张炕床，全画出来了。还有一幅我喜爱的中国画，《春夜宴桃李园图》，则是在露天。顾名思义，是在种满桃李的果园里。整体氛围也就多了点隐逸的味道。虽然围桌而坐的四位男子，依然戴着官幅，但很明显已“偷得浮生半日闲”，在浓荫下笑谈畅饮。身后还有几位侍女，沏茶斟酒，忙个不停。长条形餐桌两端，各有两杆点蜡烛、带灯罩的风灯照明，旁边的茶几上，也支起枝形的烛台，光线总的来说还可以。在这样的光线下，很适合看步步莲花的仕女，有一种朦胧的美。
碗碟里的菜肴却显得不够清晰，我费了半天劲，也辨别不出是哪些美食。好在春夜的暖风、桃李的芬芳、美人的倩影已力透纸背，说得野炊——食物本身反而成了点缀性的道具。关键是要有好天气，要有好心情，要有好朋友——这一顿饭，就足够圆满了。
不知为什么，《春夜宴桃李园图》，使我联想到法国画家马奈的代表作《草地上的晚餐》。都是在露天，草木之间，都是良辰美景，况且也都有美人，构成风景里的活风景、软风景。看来不散的筵席挺多的，至少在东西方都有。
这哥几个真会享受人生呀。挺让人羡慕的。瞧他们在天地之间怡然自得的小样儿，你会觉得自己白活了。
可这几个古人绝对没有白活。他们活得带劲得很了。
我都想上前套套近乎，挤进画面里，跟几位古代哥们，讨一杯酒喝。
他们不会不带我玩吧？
最后想补充一点：韩熙载大宴宾客，夜夜笙歌，据说是出于自我保护的一种伪装，显得沉醉于酒色，玩物厌志，不再有任何政治上的野心，其实是在“作秀”，表演给多疑的领导——南唐后主李煜派来偷窥的“特务”看的。这一层用意恐怕只有他本人知晓，座上客都被蒙在鼓里。那个时代没有照相机或针孔摄像头，画家如实描摹下宴会的情景，回去向皇帝交差，无形中倒救了韩熙载一命。皇帝一看，放心了：“这老家伙算是废了，构不成什么威胁。就由他花天酒地去吧。”
听说这个典故之后，我下意识地打了个冷颤。甭看韩熙载表面上淡泊名利、闲散浪漫，活得其实并不轻松呀。《韩熙载夜宴图》，在伟大的艺术幕后，还潜伏着丑恶的政治。比充满阴谋的鸿门宴，强不到哪里。只不过它促成了一幅名画的诞生：政治的惊险，演化为艺术的安详。韩熙载在拿美酒、歌舞、微笑斗智斗勇呀，为了保命，挺让知情者替他捏把汗的。
反正他家我是不愿去的。何必搅这趟浑水呢。琵琶虽好，弹奏的却像是《十面埋伏》——当你了解画面背后的故事之后，酒菜、音乐，全变味了。连空气都变得紧张。
所以，跟《韩熙载夜宴图》相比，我更偏爱《春夜宴桃李园图》，那才是我最想去的地方，最想结交的人物，最想参与的故事。那才较真放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