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帝认为，军功集团在大汉朝的功劳盖世，但是，随着功劳而来的对皇权的威胁与日俱增。这一点，文帝比前人感受得更深刻。当吕氏集团被军功集团血洗的一幕幕在文帝脑海中出现时，他便决定将军功集团旺盛的气焰压下去。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皇宫中传出一道圣旨，将军功老臣们的气焰狠狠的压制了。
圣旨上是这样说的：“朕听说古代的皇帝分封诸侯上千，诸侯们各自守护自己的土地，按时纳贡，民众不觉得劳苦，上下欢欣，并无违背道德之举。如今，列侯们大部分住在长安城，离自己的封邑很远，以至于吏卒们要千里迢迢运送贡赋到长安来，费力费时。再者，列侯们也没有时间和机会训教自己的百姓。故此，朕下令，列侯们都离开长安城，回到自己的封邑里去，只有在朝廷担任具体职务和有特别诏令者例外，只需派世子回封邑即可。”
从这份圣旨中能看出，从前在京城长期定居的诸侯王都要离开长安，这对于长期贪图享乐的诸侯王们来说，犹如晴天里一个大霹雳。首先反应的，是军功老臣，他们大部分被封为侯，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住在长安，享受封邑上百姓的贡赋，根本不会顾及百姓的疾苦。在这种情况下，长安才有空前的繁荣，人人以能久住长安的荣耀。这就是列侯们不愿离开长安的原因。根据当时的事实情况来看，军功大臣们的封邑基本上都在中央直辖的外地州郡，或在诸侯王的王国内，远离中央地区。侯国内的政务，基本上都由家臣们管理，列侯们的开支，完全依靠侯国中百姓的租税和徭役等等。每天，全国各地的农民和苦力都会拉着金银财物进京，向列侯们进宫。的确劳民伤财，长安城内因此变得越来越繁忙。
在文帝的一生中，表现最突出的政治特色就是“仁”。他刚刚上台，要实施一系列政策，将权力斗争的导火索全部清除。他只想让国家安定，百姓乐居，不再出现流血事件，让百姓受苦。文帝爱人，爱百姓，喜欢他做事完全是从大局出发，为的就是赢得全局性的稳定和繁荣。只有这样，汉朝才能让后人产生正面评价。
上台第二年，文帝即下一道圣旨，打算将所有侯王赶出长安城，既是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虑，也是出于对百姓的仁爱。圣旨上已说得很明确，为了不劳动百姓，请各位侯王回自己封邑，这样就能使得百姓不再疲于奔命，可以收到侯王们的训教，成为大汉朝的一个合格公民。就这一点看来，文帝的“仁”已充分展示，让很多普通人认为，文帝是一个体恤民情的好皇帝。当然，此时我们不必提及文帝背后的深层次政治图谋。
在上台的第二年即颁行如此重大的行政命令，是对文帝权威的一次挑战。很明显，文帝自己也向证明一下自己，或者说，他想通过实施这一艰巨行政命令来确立自己的权威。同时，也是为了看看自己在行政上有何阻碍，是否有政治对手，是否有挑战皇权唯一权力的叛逆势力。就文帝自身来说，上台伊始，能颁行一个重大政策，是万全之策。如果能顺利实施，自己的政治前途将一片平坦，如果出现问题，自己的皇权人生将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问题。这既是一个威胁，又是一次挑战。
之所以说是威胁和挑战，是因为军功老臣们自从高祖刘邦开国以来，一直受宠信，封侯之后长期定居在长安，经历了高祖、惠帝和吕后三代朝廷。他们大部分在京城有一套自己的势力集团，属权贵，形成气候。他们已在京城深深扎根。现在，文帝要将这些根全部拔起，的确是一个不小的挑战。这可以用一个例子来证明。
早年，吕氏集团擅权，威震天下，掌握了朝廷的南北军军权，京城基本上是吕氏天下。但最终还是被军功老臣们满门抄斩，血洗京城。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军功老臣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当吕氏集团要动摇它的根基时，它会发出最顽强的反抗。那时的吕氏家族严密地控制着京城中的官僚人事关系，但陆贾等人依然能积极活动，游走于周勃、陈平两家之间，最终让他们联合在一起，决定复兴刘家政权。这才有了吕后死后周勃巧夺兵权，将重权在握的吕氏家族彻底铲除。可以看出，军功老臣在朝廷城府是多么深，也能看出，军功老臣在京城已形成可以威胁任何一个政权的势力。推翻吕氏政权，只是刘家利用军功集团的结果，同样，也让军功老臣的实力全部暴露在世人面前。
文帝看到这局面，认为军功集团与自己靠得不是很近，而且，他们是前辈，自己与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不能像高祖刘邦那样震慑他们。他觉得军功老臣们守在京城，犹如一只老虎睡在自己身边，时刻威胁到自己的安全。于是他决定，将老虎撵走，虽然这样做一样威胁，那却有生存的希望。如果让他们长期居住在京城，由于自己资质尚浅，一旦产生摩擦，势必威胁到刘家江山的稳定，甚至可能会出现第二次“诛吕政变”。出于这方面考虑，文帝开始实施他的“清虎计划”。
文帝早就听代国旧臣说起，军功集团是皇室最大的政治威胁，薄太后也常常在他耳便说起。整日苦思冥想的文帝找来贾谊，问他有何对策。贾谊是汉朝著名政治家，研究政治很有一套。他认真地思考片刻，然后说出自己的初步构想，得到文帝的肯定。几天之后，他正式上报奏疏。文帝肯定了他将军功列侯全部请出京城的计划，经过商议，贾谊还提出一条辅助政策，即将诸侯王王国内的列侯封邑迁至中央直属州郡。
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断绝诸侯王与军功列侯的往来。诛吕政变之所以会成功，主要是先有诸侯王发兵进攻京城，然后有城内军功老臣秘密谋划，两方面互相联通才胜利的。为了避免再次出现“诛吕政变”的一幕，文帝将列侯封邑从诸侯王王国内迁至中央直辖州郡，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二是将列侯封邑迁至中央直辖州郡，更有利于朝廷对他们的管理，并时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
这一政令下去之后，军功老臣并不敢反抗，都实际执行起来。所有列侯都离开了京城，只有极少数留在京城为中央政府服务，并由皇帝下委任书，强化了皇帝的权威，可谓一举两得。列侯们离开京城之后，几乎很少与诸侯王产生联系，因为距离遥远，频繁见面已不可能，更不要说所有图谋了。这些军功老臣大多叫苦连天，失去京城的势力之后，又不能自由地与诸侯王联络，他们真正成了瓮中之鳖，毫无作为。
第一个受苦的当数文帝时代第一军功老臣周勃。正是在周勃的一手策划之下，才成功诛杀诸吕，让刘氏江山重振雄风。文帝上台伊始，每上早朝，都会站起来迎接周勃，退潮时，皇帝没先走，周勃就动步，文帝还要目送他出朝门，可谓贵气逼人。但是，在皇帝位置上坐稳一年之后，文帝不能容忍这种局面。文帝三年（公元前177年）的圣旨下达之后第二年，周勃只能离开京城，到自己的封邑绛国国去了。绛国位于河东郡境内。据说，河东郡守、郡尉每次来拜访时，绛侯周勃都非常惊恐，以为是朝廷派他在诛杀自己的，总是让侍从全副武装，排开军阵迎接宾客。
看到周勃如此狼狈之相，很难想象当年他在京城叱咤风云，诛杀吕氏的气魄，他时时刻刻在担心自己的生死问题。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越想飞得高，越是要落下来。他长期武装手下军队的举动，被奸人报告到文帝面前，称“是谋反”。文帝二话不说，下令廷尉将周勃拿下，押赴京城受审，从严发落。从此以后，周勃就进入监狱，再也没出来。
就文帝来说，处理军功老臣是他的重要政治课题。自己已没有高祖那样的权威，所以只能制衡和疏远，然后再打压。显然，文帝的这一动作做得还是成功的。这其中，最大了功臣当数贾谊，他为汉文帝提供了一个完整而翔实的可行性方案。文帝实施下去之后，朝廷对他的认识也产生新的变化。全国官僚和百姓都认为，文帝是一代明君，有仁爱之心，能在和平年代建立一个让后人称赞的盛世。事实上，文帝没有让人失望，他的成功也给中国历史带来深刻影响。后人始终在赞叹汉朝初年的“文景之治”。它的开创者就是汉文帝刘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