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朝，人人都知道晁错实施的“削藩”政策，由于这一政策推行难度过大，所以才引起“七国之乱”，让大汉江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晁错之所以会提出“削藩”政策，主要是想让景帝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式政权，一切以皇帝为唯一权威，朝廷政府职能执行不能决策。这是法家政治思想的代表。
晁错表面上以儒生自居，事实上，他是一个法家学说的忠实拥趸。早年，晁错即在枳县著名学者张恢处研习“申商刑名之术”。“申商”指的便是申不害和商鞅，他们是古代法家学术的杰出代表。但经历过秦朝统治的人都认为，秦朝所采取的法家治国方案是恐怖的，是彻底失败的。因此，到汉朝，上至国家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纷纷认为清静无为的黄老学说才是真正利国利民的政治思想。自从刘邦建立汉朝之后，黄老思想便盛行。
由于皇廷和朝廷对法家思想极其排斥，所以晁错要想以法家学说代表的身份进入高级管理层，那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晁错摇身一变，称自己是“文学之士”，即儒家学者，在国家上层人物中周旋。当时，儒家思想虽然没什么地位，但比起法家来，还是有一定地位的。这一切都是因为晁错又一次被国家选中，赴山东学习的机会。正是这次机会，让晁错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地位。否则，晁错只能抱着他的法家思想在一百石的太常掌故之职上度日了。
文帝年间，汉王朝已建立二、三十年，在它之前，有过秦朝焚书，有过楚汉争霸，有过咸阳一炬，让中华民族文化受到极严重的破坏。当时，朝廷因研究需要，想找一个懂《尚书》的专家，但在国内到处搜索，始终找不到一本完备的《尚书》思想论著。最后，有人发现济南一位叫伏生的老人，曾是秦朝廷的博士，对《尚书》研究极深，能倒背如流。经过调查探访才知道，这老人已90多岁，生活不能自理，说话也困难，无法经过颠沛的长途，去京城讲课。朝廷认真商议，决定派几名学养深厚的学者前往济南，登门听老人授课，将《尚书》的思想全部学习过来，保护世上仅有的瑰丽文化。最后，有关部门选中的晁错。
事实上，这次中选并不能说明晁错又多优秀。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汉朝尊奉黄老思想由来已久，儒家思想虽然比法家地位高一点，但依然是边缘政治思想，很没有政治地位。这次派专人去学习《尚书》，文化意义远大于政治意义。因此，政府机关并不重视，也不能说明政府提升了儒家学说的地位。有一件事可以清晰的证明，儒家学说依然是此等地位学说。
景帝上台之后，组织过一次学术会议（按：在中国古代，只有汉朝皇帝常常举行学术研讨会，其他朝代闻所未闻），议题是“汤武革命的对错”。议题一出，大臣们就争相发言，各抒己见，会场上很热忙。很快，会议形成两派：一排是黄老学者为代表。他们认为，帽子再破也是帽子，只能戴在头上；鞋子再破也是鞋子，只能穿在脚上；夏桀再坏，也是商汤的君主；商纣再坏，也是周武王的君主。所以，汤武革命是犯上作乱；以儒家学者为代表辕固的反对派却认为，这是天地变化所致，按你们的说法，本朝取代秦朝也是犯上作乱了？
辩论很快陷入僵局，景帝坐在中央，不敢随便发表议论，如果否定猿固的论点，那就对大汉王朝的合法性产生动摇；如果承认猿固的论点，那等于是否定黄老学术思想，就等于说明本朝被后人推翻是必然的事。景帝陷入两难的境地。大家脸上都显得很严肃，景帝站出来，很不自然地周旋起来，道：“好了，算了吧！不讨论这个没意义的问题了。”这场学术会议无果而终。但辕固并未因此而得意，恰恰相反，受到灭顶之灾。会议之后，窦太后马上将辕固召去，让他赤手空拳到野猪圈里去与野猪搏斗，以示对他反对黄老学说的惩罚。最后，辕固吃尽苦头，差点儿丢了性命。从此，他再不敢与黄老学者争辩。
正是这次辩论，让景帝开始思考一种全新的政治统治方式。它虽然没有用两家意识形态来确立大汉江山的合法性，但却拉开了大汉朝从军功集团确定国家合法性到以意识形态确立国家合法性的序幕。早在高祖刘邦时，他确定国家是“枪杆子”里打出来的，到惠帝、吕后和文帝时代，这一论题再未提出。景帝破天荒地以意识形态来解释国家合法性，是一大创举，为以后的“帝制专职国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保障。通过这次辩论，黄老学者继续保持优势地位，而儒家学者则日益沦落，始终处于边缘化状态。晁错出现之后，让儒家学者产生了一点小光辉。其实，晁错只能算得上半个儒生，他更信奉法家学说。
现在我们能看出，在汉朝时代，信奉儒家思想的人是没有地位，甚至有人认为，学习儒家思想是不学无术。因此，这次选送学者前往济南学习《尚书》精髓，就是一次文化遗产保护，并无什么政治意义。晁错被选中，没有招致别人的羡慕，更多人是不愿去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晁错并没有像朝廷想象的那样，将《尚书》精髓带回来。倒不是因他不好学，而是由于他学习的老师是师姐，并未由伏生亲授。根据《诏定古文尚书序》中记载，当时伏生老人年迈90，说话口齿不清，思想混乱，机上齐人方言与颍川方言差距很大，晁错很难听懂其意，只能上下揣测，望文生义，被误解的地方十有二三。后来，由伏生老人的女儿教授晁错内容。这样，教学质量更缩水。晁错对儒学并未产生更深刻的认识，对于他的知识架构也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但这次学习机会对晁错政治人生产生了“质”的飞跃。
学成归来之后，晁错即上疏一份学习报告，称自己已掌握儒家学术思想，并指出愿以身作则，为国家出力。文帝看后，很是感动，也很憧憬，于是下令，任命晁错为太子刘启的老师，即太子家令，希望他能将济南带回来的知识全部传授给太子。晁错成为太子家令之后，与后来的景帝刘启朝夕相伴。景帝刘启继位之后，晁错春风得意，开始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
晁错在朝廷一手遮天，景帝对他言听计从。在这种情况下，晁错开始有条不紊地实施的政治抱负——“削藩”。首先，他利用当年朝廷为薄太后（文帝之母）服丧期间，抓住楚王与宫人发生性关系的借口，削掉了楚国的东海郡和薛郡。紧接着，有找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将赵国的河东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全部削掉。晁错“削藩”大旗越挥越高。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吴王刘濞。
吴国在南方，非常富庶。吴王煮海为盐，仰山铸钱，国民富裕，衣食无忧，是一个能与天下任何一支势力相抗衡的国家。面对这个强大对手，晁错显然表现得轻率，无视对手的实力。他下定决心，要一口气吃掉吴国的会稽郡和豫章郡。
高祖初年，受封的诸侯王中，最大的三个就是吴、楚、齐。吴国管理者三郡五十三城；楚国经营着四十余城；齐国也控制着七十余城。楚国在高祖时代就被分割为荆、楚两国，分解后的楚国只剩下三郡三十余城；齐国早在文帝时代被肢解。这次，晁错将矛头直指吴国，是早有用心。
会稽郡是产盐的地方，安民之本；豫章郡是产铜的地方，是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现在晁错要对这两个郡下令，实力强大的吴王刘濞自然不会坐以待毙。很快，吴王联络其他侯王，将利害关系说明，要求诸侯王一起起义。不多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国之乱”爆发。它以吴楚联军为主干，树起“诛晁错，清君侧”的旗号，一路向西挺近，打算攻入长安城。
起义一个月后的某一天，长安城内异常平静，天空像被水洗过一般，看不到一点尘埃。一早，长安城中尉陈嘉带领一支人马走进御史大夫宅邸，通知晁错进宫开会。晁错整理完毕，上车离开。这次，车队并未走往常的路线，晁错有些疑惧。一会之后，车队停靠在长安东市，下车便看到一个壮实无比的大汉，手中拿着一把擦得锃亮的大刀。此时，晁错才知大难临头。
景帝三年正月，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临刑时，他还穿戴整齐，朝服干净如新。
晁错是被景帝出卖了。景帝发现晁错的强化皇权的政策造成了天下大乱时，认为杀掉晁错是舍车保帅，值得一做。于是他下令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和廷尉张鸥等人弹劾他，并定下腰斩、满门抄斩的死罪。事实上，晁错自己不知晓。景帝之所以会不走正规流程，是怕时机有变，维护他皇权的稳定，早日平定天下。
不得不说，晁错是汉景帝政治生命中第一个牺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