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国之乱”中，景帝大胆任用新将领，周亚父是最成功的一个，正是正确起用周亚父，才让“七国之乱”的烽火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燃烧。周亚父是第一代军功集团代表人物周勃之子。此时，军功集团势力已大不如前，主要是因为老臣纷纷离世，资质浅显者难以支撑局面。这次，因晁错削藩而导致“七国之乱”，天下再次陷入兵荒马乱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景帝不得不重新重视军功集团。首先，景帝便任命周亚父为平乱主力，率领36将攻打吴楚联军；其次，遣曲周侯郦寄出击赵国；然后，栾布率一军攻打齐国；最后，大将军窦婴屯兵荥阳监视齐、赵两军。
由此可见，在战乱时，景帝还是更重视军功大臣的。作为军功二代代表，周亚父指挥了这场战争，并获得胜利。但是，周亚父的命运里似乎依然存在着父亲周勃的影子，始终跳不出来。“七国之乱”平定之后的汉景帝后元元年（公元前143年），曾担任过丞相、被封为条侯的周亚父突然被送进监狱，不久之后，便在狱中绝食而亡。根据史料记载，周亚父是任其子私自购买禁忌极品作周亚父百岁千秋之后的陪葬品，后来被奸人告发，惊动景帝，认为是图谋造反。因此，周亚父被捕入狱。在狱中，周亚父无法忍受狱吏的虐待，最终绝食而亡。
事实上，私买兵器作陪葬品之事只是促成周亚父走上断头台的一个线索。就深层次原因来说，是因周亚父与王皇后不和，树立了政治敌人，最终为王皇后集团所不容，惨遭迫害，其主要表现是：当年周亚父反对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另外就是极力反对封王皇后兄长王信为侯。
废立太子之事发生在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景帝封长子刘荣为太子，其母是栗妃，因此世人称之为栗太子。景帝前元六年（公元前151年），景帝后宫薄皇后始终无后，被废除皇后之位。于是，一场勾心斗角的宫廷斗争开始了。在复杂而多变的环境中，王夫人同超人的手段和过人的能力，将竞争对手一一击败，如愿以偿地进住后宫，成为景帝的皇后。随后，景帝欲废太子刘荣，改立王皇后之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遭到朝廷上下强烈反对。
景帝固执己见，在大臣们的一致协议之下，老臣周亚父出面向景帝直谏，要求他保持皇统，废长立幼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景帝已被王皇后迷倒，对她百依百顺，根本听不进周亚父的话。周亚父坚持自己的观点，跪地恳求，景帝却大声吼叫：“谁在敢左右自己的想法，当立斩之，以儆效尤。”见这局面，周亚父心中顿时透凉，认为景帝已无可救药，唯唯诺诺地退下，回府去了。很快，栗太子刘荣被废，新贵胶东王刘彻被封为太子。这之后，景帝对周亚父产生恨意，更可怕的是，王皇后认为周亚父是她生命航程中最大的政治敌人，很想先除之而后快。
本来，王皇后已对周亚父产生敌意，虽然还没到诛杀他的地步，但却时时在寻找机会将自己的怒火爆发出来。景帝中元年间（公元前149年-公元前144年），周亚父正在事业的最高点，时任大汉朝丞相之职，可谓如日中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本来，这是一种正常的发展，但朝中出现一个玄机，让周亚父与的丞相之路走到了尽头。中元年间，窦太后听信王皇后的说言，决定请景帝立王皇后的兄长王信为列侯。景帝一听，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涉及到国家法规和祖先的训言。开始，景帝认为自古以来，皇廷都遵行高祖刘邦的“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此时，丞相是军功大臣周亚父，朝廷大权全部在他们手上，他们的地位是高祖刘邦钦定的。为了防止出现纰漏，景帝决定与丞相周亚父商量一番。
景帝在大殿会见了周亚父，并说出了窦太后和自己的想法，周亚父显得很惶恐，忙站起来道：“陛下，先年高祖时曾立下‘白马之盟’，非刘姓不得封王，非功臣不得封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景帝见周亚父态度坚决，以高祖刘邦的盟约相威胁，就暂时打消了封王信为侯的念头。但他不甘心，一直在寻找封赏王信的机会，以此来打破高帝时立下的“白马之盟”，清除军功集团在朝廷一手遮天的势力。以此为动力，景帝于中元三年，开始讨论封匈奴降王徐卢等为列侯之事。这次，景帝是志在必得，借口如果不封降王徐卢等人为侯，很难看出大汉朝廷的气度，让更多的外族人投降。他不顾周亚父等人的极力反对，毅然封徐卢等为侯。君臣之间产生激烈冲突。周亚父在斗争中不能坚持，退出丞相之位。
由此开始，汉朝延续近50年的高祖“白马之盟”被推翻，军功大臣们惶恐不安。周亚父退出朝廷之后，景帝认为自己有所作为的时候到了。中元五年，他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久久搁置的事情——封王信为侯——重提提出。此时，再没什么执行压力了，群臣的呼声只被景帝当成一种儿戏，不值一提。王信顺利被封为侯。景帝彻底将高祖的“白马之盟”打破。
正是以上两件事的发生，让周亚父的政治道路变得极为狭窄。可能，废立太子事件上，周亚父与皇家走得过远，但还不至于得到整个皇廷。他是在捍卫大汉朝皇统和权威，受到大部分皇族成员的支持，唯一树立起来的敌人是王皇后，而王皇后是景帝身边最亲密的人，所以周亚父的政治前途变得越来越微妙。王皇后开始酝酿情绪，与周亚父一搏。后来，封赏王信事件又发生，这次真正触怒了王皇后和景帝，甚至是窦太后。在这种情况下，周亚父一人站出来与整个皇族作斗争，很有胆识，胆却没有政治考量。匈奴降将徐卢的破格提升，让周亚父看到：景帝野心如虎，要断送军功大臣们的荣华富贵。
周亚父是军功老臣周勃的儿子，是不折不扣的军功二代，即便第一代军功老臣全部离世，胆政府依然由于军功老臣的后代把持。因此，政府依然在军功集团手中，景帝前期，丞相的任免依然以所立军功大小为标准。直到周亚父入狱，绝食死去，才宣告军功势力全面走下坡路。更可怕的是，在周亚父离世前后，景帝又做了一个重大的人事任免决定，即废除刘舍丞相之位，改任卫绾为丞相。
早在废立太子时，卫绾随同周亚父，极力反对立太子刘彻，但景帝今天又大胆任用他，说明景帝当年对废除栗太子一事并计较前嫌，他真正的目标是废除军功集团控制朝廷的势力。此时，卫绾是个没有军功背景的大臣。可以说，任命卫绾为丞相，就是向周亚父、刘舍等军功老臣宣布对立。从萧何到申屠嘉，经历了10位丞相，除吕产之外，其余9人皆为高祖时代军功大臣，是实实在在的军功集团。申屠嘉之后，从陶青到刘舍，中间有一位周亚父，他们为军功二代，能代表军功集团的延续力量，但刘舍被景帝强行废除之后，大汉朝出现了非军功集团出任丞相的新局面。
卫绾是汉朝历史上第一个非军功集团丞相。也有人说，当年的吕产是非军功老臣，但他非刘氏江山嫡系部队中的将领，充其量算个吕氏政权中的军功老臣。因此，从萧何到申屠嘉，全部是军功老臣；到陶青到刘舍，属军功二代，还未跳出军功集团的范围。但卫绾的上台，标志着军功集团的集体谢幕。这是景帝所期望的，在权臣当政近50年的情况下，军功集团已严重挑战到皇权的权威。
在景帝的政治思想中，只有中央树立绝对的权威，才能建设一个理想的国家。现在，皇家控制了朝廷最高行政长官——丞相的任免大权，真正实现了“帝国制”的全面发展。中央政府权力严重受皇室牵制。以此为背景，景帝将中央集权制推行到各诸侯国。早在周亚父丞相之职被废除之际，景帝下诏，“罢诸侯御史官”，开始插手各地方王国政治事务和人事任免制度；周亚父离世之时，景帝再次下诏，改诸侯王国丞相为“相”。
自从“七国之乱”爆发以来，诸侯王国出现一时的“独立危机”，紧接着，景帝实施了一系列中央集权政策，插手地方事务。到此时为止，大汉朝中央集权政治初见端倪。也就是从此时开始，中国历史延续千年的“中央集权制”被确立和沿用。景帝的英名因此被历史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