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五月，元帝驾崩于长安城未央宫。六月，太子刘骜继位，即后世尊称的汉成帝。成帝朝时，都城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天下人的事。通过这件事，朝廷重臣之间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口水战，其主要代表王凤和王商两派。
建始三年（公元前30年），一个平静如常的秋日，长安城突然躁动起来，车马一瞬间嘈杂起来，家家户户背着行囊，收藏好细软，你推着我，我推着你，神色匆匆，似乎有何等大难即将临头。整个城区内乱作一团，马车互相碰撞，人与人之间互相推搡，很多人被挤倒在地，被后来人践踏，死伤者不计其数。一个时辰之后，长安城所有出城大门前人满为患。片刻之间，百姓人流如洪水一般，直涌向城门，守诚小吏不得不打开城门，全城百姓一涌而出，场面无法控制。京城高官们看到这一局面，纷纷上报朝廷，请求稳定京城局势。
这一谣传史书上也有所记载，并未空穴来风。这一谣言能在京城迅速传来，并让大街小巷中的百姓深信不疑，必有其立足点。首先，使长安城中人人都相信这谣言，本身就说明其并非无理无据，可能说明长安城中有过被洪水淹没的记录，或是长安水系上游有筑坝等“危险工程”。就朝廷来说，大部分官员认为这是谣传，蛊惑民心。根据《汉书·成帝纪》记载，长安发生骚乱这年，渭河与泾河河流雨量较往年都要多一些，造成关内发生洪水。但关内洪水，素来淹不到长安城区来，此时，成帝已登基三年多，上任之后的新鲜感已无存，面对朝政时，更加理智。成帝得到京城发生“民乱”的消息，震惊不已，立即召集在京公卿大臣，于未央宫中举行会议，商讨如何解决此次事宜。刚刚开始，成帝就抛出两个话题，即长安城即将遭受洪水袭击是否属实；皇宫和朝廷应如何应对这场暴乱以及可能存在的洪灾。
大司马大将军王凤站出来发表了建议，称这次传言很玄妙，所以“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请皇帝、太后以及后宫人员全部退移到大船上，城中百姓全部搬到高危而坚固的城墙下避难。王凤是个外戚权臣，势力如日中天，一呼百应。大臣们听完王凤的一番见解之后，纷纷附和。但在班列中，只有一位大臣不赞成王凤的主张，并站出来极力反对，他就是王商。王商的观点是，自古以来，即使是五道之国，洪水入都之后，并无淹没城郭的记录。如大汉朝政治和平，多年未用兵革，上下相安，怎么会有洪水暴至京都？此必讹言，不可令官员登上城头，再给惊乱中的百姓添加恐慌。
最后，成帝接受了王商的建议，将百姓安定，并告诫百姓，是妖言惑众，不可轻信。一段时间之后，生活在长安城中的百姓依然悠然自得，并无洪水暴至。此时，百姓才相信那只是谣言。成帝成功了，主要是王商的功劳，也不排除自身的政治手段。当时，王凤是外戚集团代表，势力天下人敬畏，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此时，王商提出不同政见，与王凤对立。成帝认为这是一次很好的打击王凤集团的机会，于是便利用了王商的建议，将王凤威风消灭，显示出成帝政治能力的强大和政治手段日渐成熟。“洪水事件”之后，成帝在政治上已有一定斗争资本，使其开辟了一条西汉后半期皇室与外戚集团争夺最高执政权的道路。
至于皇室与王氏外戚争夺最高执政权方面，不得不提到元帝晚年的生活。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成帝生于长安甲馆画堂，其母名为王政君，是时为太子妃，宣帝的儿媳妇。宣帝喜爱此皇孙，赐名“骜”，字“太孙”。正是这道荣光，使元帝登基之后不久，即册封年仅5岁的刘骜为皇太子。史书记载，刘骜小时痴迷读书，好文才，小心谨慎，受到成帝的高度赞扬，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刘骜渐渐染上饮酒的习惯，游走于觥筹之间，宴乐不断。此时，成帝极为失望，并对刘骜产生厌恶情绪。一次，元帝率领皇族祭拜中山王，刘骜竟“不哀”，令众人失望，元帝开始考虑刘骜是否能接受皇帝这的重要位置。
元帝晚年，定陶恭王刘康在皇族中表现得很优秀，文采斐然，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更刚要的是，刘康擅长音律，元帝酷爱音律赏析，因此，刘康受到无上宠爱。在元帝心中，早有改立刘康为太子的想法。但刘骜在太子位上端坐得很稳，从初元二年（公元前47年）到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刘骜都能稳坐泰山，主要是因其盘根很深，受到朝廷权臣，如匡衡、史丹、王商和石显等人的全力支持。针对元帝喜爱精通音律的定陶恭王刘康一事，史丹即曾劝谏元帝，称“敏而好学、温故知新，这是太子之才；精通丝竹音律，不过是优人之能。”元帝似乎并不听从，依然有更立刘康为太子的念头。
史载，元帝临终之际，身边只允许定陶恭王刘康及其母亲傅昭仪俩人伴随左右，太子刘骜与皇后王政君极少能进元帝寝宫。这时，元帝要求尚书将当年“景帝立胶东王故事”说给他听。很明显，弥留之际的元帝依然不忘重新立储。万般危机之时，史丹借元帝身边无人照顾之机，疾步闯入寝宫，想元帝进谏，称陛下倘若此时更立太子，必招致大臣群起抵制，拒不奉诏。元帝听完，怕朝廷发生政变，即不敢再动更立太子之念头。
在争储之位中，匡衡、史丹、石显等人极力稳定刘骜的太子地位，主要是儒家礼教精神的立场使然，儒家继嗣思想主要是坚持春秋“立嫡以长不以贤”。而王凤支持刘骜继承皇位，则完全是私情考量，众所周知，刘骜的母亲是王氏，王凤的家族成员，就此而论，王凤对刘骜登基志在必得。刘骜登基之后，即为成帝，其外勤王氏自然会做大做强，王凤与中央朝廷走得越来越近，并在内廷占有至高无上的尊位。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成帝登基，同年，成帝大封外戚王氏，长舅王凤封为大司马大将军；至河平二年（公元前27年），成帝一日之内封舅氏王谭为平阿侯、王商为成都侯、王立为红阳侯、王根为曲阳侯、王逢为高平侯。史称“一日五侯”。王氏势力如日中天，此情况之下，成帝权威丧尽。针对这一点，可以从许皇后的废立一事上窥见一斑。
许皇后是宣帝皇后许平君之侄女，比成帝长一辈。许氏熟读经书，才华横溢，成帝为太子时就极为爱慕。元帝得知此事，欣喜若狂，曾举杯祝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元帝母亲许平君为霍氏集团所害，与母亲感情深厚而产生一种爱屋及乌的情绪。
成帝即位之后，很快就将许氏立为皇后，此时，外戚集团中心的王氏坐不住了，生怕许氏家族成为自己的劲敌，养虎为患。出于政治前途考虑，王氏开始酝酿一场“废后之争”。等了不多日，王氏集团的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汉朝的天空上出现了日食，朝野上下纷纷揣测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吉之兆。
王氏一族是儒家学说的坚定支持者，其周围聚拢着一大群儒臣。根据儒臣的解释，天相示警，多有灾异，而且陛下多年不曾诞育皇子，其罪咎，都在后宫皇后许氏身上。王氏集团将这些言论整理出来，形成一本奏章，要求成帝严格控制皇后的开支用度，尽早废除许皇后。
成帝看完奏章之后，很吃惊，当即批准同意。召旨传到后宫，许皇后怒不可言，遂泼墨挥笔，洋洋洒洒千字奏闻完就，其中逻辑严密，旁征博引，将成帝的召旨辩得面目全非。
成帝看到许皇后的奏文，哑口无言，但却未收回成命，而是请儒臣刘向、谷永等人重新拟定了一份回折，其中语言滑稽，不禁让人失笑。许皇后看后，认为成帝在可以狡辩，也不敢再争辩什么。最终，许皇后在王氏集团的操纵下，被拉了下来。
“天人感应”理论再次发挥作用，对于皇室来说，它很危险，一旦“天人感应”理论的解释权被一派占有，那皇帝将非常危险。解释者可以不问青红皂白，可以指鹿为马，将政治局面改变，甚至会改变一个皇帝和一个朝代的命运。
此次，成帝依靠王氏外戚集团成就了帝位，同样是王氏集团，成为以后成帝权力道路上最大的敌人，也成为整个汉王朝的心腹大患。当儒家的“天人感应”理论不再为汉王朝辩护时，王氏外戚成为最权威的政治力量，通过和平方式将汉室江山覆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