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成帝朝，国家上下充满“天人感应”理论的实践课题，在此基础之上，儒家政治迅速发展。因此，中国古代历史上两年多年未曾变化的“儒家政治”成为主导思想。到汉成帝时期，西汉皇帝们一再抵制的“天人感应”理论受到朝野上下的一致认同。正是“天人感应”理论的彻底承认，让儒家知识分子对国家最高统治权有了解释权，并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关于这一点，汉成帝心甘情愿。随着国家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衰退，成帝渴望重建一个“强大的汉王朝”，需要“天人感应”理论的支持。
看到成帝信奉“天人感应”理论，王凤在其做了大量文章，就像前面提及的，王凤利用“天人感应”理论将成帝的皇后许氏废除。从此次事件中，看出王凤是个老谋深算的权臣。早在成帝还未成长起来之前，他的身边就聚拢着一群儒臣，都是王凤的政治盟友，并在意识形态上予以全力支持。多年经营起来的儒家政治流派，此时真正让王凤高兴了。在遇到一场怪异现象，即日食时，王凤身边的儒臣便指点他，这是阴气太重，侵透了阳气。深入世界就是，许皇后至今未产一个皇子，是上天在警示成帝。
王凤在此之上大做文章，上书奏折于成帝，表面上称许皇后给触怒了上天，事实上则是自己的权力斗争的延伸。王氏集团是朝野上下最有影响力的外戚势力。如今，许氏做了皇后，与当年做皇后的王政君很相似。因此，许氏很可能发展自己的外戚势力。这是王氏无论如何也不允许的，为了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王凤主动出击，利用身边的儒臣集团，竟不费吹灰之力便将皇后许氏废黜。王凤第一次强烈地感觉到，这是“天人感应”理论的无穷力量，而自己要控制这股力量，就必须让拥有“天人感应”理论解释权的儒臣靠拢到自己身边。
但这不是一蹴而就之事，需要一个长期的磨合过程。当时，王凤认为成帝迷信“天人感应”理论，势必会为自己身边的儒臣带来好处，儒臣有好处，自己必有好处。可是，有一点他很担忧，那就是朝野上下儒家知识分子太多，无法一时间全部聚拢到自己身边，更不可能“出同一口气”相助。早在成帝登基的第一年，王凤就尝到儒臣“天人感应”理论解释权的威力。
成帝登基之年的夏天，长安城内雾日极多，有时一连几日大雾不散。成帝很是惊诧，忧心忡忡之下，将谏议大夫杨兴与博士驷胜等大儒请到殿上，问其原因。大臣们经过反复论证，并结合以往雾日出现的原因，一致得出一个结论。大臣们是这样向汉成帝解释的：“高祖有约定，非功臣不能封侯，如今太后诸弟，都没有任何功绩，却个个都封了侯。这违背了高祖的约定。这种局面，是历代未曾出现过的，所以才会天降异相，令长安城终日黄雾弥漫。”
消息传到王凤耳中，惊恐万分。他万万未曾想到，自己坚持的“天人感应”理论会伤害到自己。其身边的儒臣意识到，如果不进行必要的回击，那王凤外戚集团的地位不保，更谈不上自己飞黄腾达了。在此情况之下，儒臣们与王凤商量，别无他策，只能以进为退，背水一战。商量一番之后，王凤拟定奏章，疾步进宫，向成帝请罪，称长安城内终日黄雾，自己有责任，主要是因自己专权所至，现愿解除这些不吉之兆。王凤恳求成帝批准他的辞职申请。
成帝一听，心中至为矛盾，首先，他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实现君权的绝对权威，所以必须削弱外戚王氏集团的实力。但是，现在自己刚刚登基，对朝廷事务处于半懂半知的状态，急需一位资深权臣做其左膀右臂。王凤此时提出辞去大司马大将军之职，正击中了其软肋。一方面，成帝希望王凤能辅政，一方面希望王氏势力不要过分扩大，至于“天人感应”理论，成帝持有“自由认识”态度，即所谓“信之则有，不信则无”。因此，为了让王凤继续留存在中央中枢决策层，成帝回了一份措辞委婉的回折，称：“朕继先帝基业，水平有限，不明事理才导致阴阳缪错，日月无光，黄雾充塞人间。这都是朕的错，如今，大将军将这些错误都揽到自己头上，竟要辞职归家，这岂不是再次彰显和增加了我的罪过吗？”
这篇文章是写给王凤的，王凤看完之后，很是感动，这是成帝在挽留自己，而且成帝在自我贬低。本来，王凤就打算施展计谋保全自己的官职。现在，成帝如此诚恳，王凤当然欣喜若狂。但他也未忽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成帝自己称自己有罪过。如果不帮成帝解掉这的困围，身为权臣的自己也将问心有愧，更不适合自己为官做人的风格。王凤开始酝酿帮成帝“脱罪”的计划。
在这种情况之下，御史中丞薛宣做了解围者，随之而来的，是薛宣一份工整的奏疏传送到成帝的案头。这份奏疏，称成帝无罪，有罪的是地方政府的官员，奏疏中称，“陛下至德仁厚……但国家之所以未能阴阳调和，是因为臣下不称职，对陛下的旨意未执行到位。臣深思熟虑，认为应当是吏多苛政所致，各级地方政府应负主要责任。”成帝看完之后，心中起了波澜，认为地方官员需要整治，而对于自己的罪过，感觉轻了很多。到此为止，成帝是“德政”的代表，因此无罪；大将军王凤是英明的，因此也无罪。至于真正的罪首，全部临驾到地方官员头上。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波与“天人感应”理论的较量，就这样结束了。
建始元年夏天的这场政治波动让王凤强烈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对国家的影响极其深远，身为外戚权臣，不掌握意识形态解释权将难以自保。成帝信仰的“天人感应”理论是为自己政治服务的。在这一大前提之下，“天人感应”理论才能发展，并影响整个国家。信仰“天人感应”理论成为成帝朝的大风俗，权臣与法家臣子都必须相信“适者生存”的游戏规则。也就是说，谁与儒臣走得更近，谁就有受“天命”保护的权力，使得自己的政治道路越走越宽。
王凤是位老谋深算的权臣，这一风潮他看在眼里，放在心里。而建始元年的这场政治风波，让他充分认识到，要想“稳坐泰山”，就必须利用儒臣势力为自己辩护。这是他苦心经营的工程，以使得其要求儒臣薛宣为成帝解了围。不得不说，这是王凤多年经营的结果。
薛宣是从边郡小吏提升为中央朝廷御史中丞的。当时，薛宣是忠实的儒家思想追随者，且品行一流，受到王凤的提拔。后来一发而不可收拾，成为御史中丞。这与王凤的一手提拔不无关系。就王凤来说，在朝廷内培养一批儒臣势力为自己服务是当务之急。经过元帝到成帝，大汉朝廷已全盘肯定“儒家政治”的正统。在此基础之上，王凤有意培养一批儒臣是必然，反映出其深远的政治眼光和成熟的政治手段，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创举。
王凤培养儒臣集团，显示其高超而出群的政治手段。事实证明，在以后的大汉王朝中，王氏集团利用儒臣势力，牢牢地控制了整个国家的各项大全。河平二年以后，王氏家族势力达到顶点，如日中天。王凤成为汉王朝唯一的权威和掌舵人。刘氏皇族只是一群守在宫殿里的游乐分子，根本无法支撑当时局势，更不必说撑起一片天了。
当时，有一位聪慧的大臣向成帝举荐一人，即现任光禄大夫刘向之小子刘歆，称此人才华出众，能力卓越，“有异才”。成帝欣然召见，在大殿上，刘歆张口便是经史哲学，让人赞叹不已。成帝打算任命他为“中常侍”，即今天的贴身秘书，结果被“左右之人”劝阻，称此事未得到大将军王凤认可。成帝生气，称“此等小事，何须报之大将军？”“左右之人”不敢抗命，只能叩头请求成帝报知大将军王凤。无可奈何之下，成帝只得等王凤的建议。谁知，王凤竟毅然决然地否决，成帝为此伤心不已。
从此事件中，我们便能得出，王凤当时是何等权威，皇帝任用人才之事他都要过问。其实，皇权已成傀儡，外戚集团已是一个隐形的王朝。这王朝一旦浮出水面，即可随时代替真命天子的地位和尊荣。
成帝时期已形成一种政治格局，对权臣有利，对皇家无利。王氏集团顺应了时代，并获得政治上的成功。王氏集团真正诠释了一句话——权力斗争中，只有适者才能生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