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时期，我国出现了一部志怪类作品，它的作者就是东晋作家干宝。
干宝，字令昇，新蔡人，生卒年不详，公元317年前后在世（此从《中国文学家大词典》）。干宝是三国时吴国奋武将军都亭侯干统之孙。父干莹，曾任丹阳丞。干宝少年好学，博览群书，强于记忆。他喜好阴阳术数，很留意京房和夏侯胜的传记，积累了很多材料。因为他的才气很大，被召为著作郎，又因平定杜韬有功，被赐为关内侯。
干宝在文学上的贡献是写了一部《搜神记》。据说他写《搜神记》，除了平时留意阴阳术数和有关素材之外，还和自己的一段见闻有关。据说他的父亲有一个小妾，很得宠爱，干宝的母亲非常妒忌。他父亲死后下葬时，他母亲生生地将那个小妾推入墓穴中，这个小妾因此被活埋了。十年之后，干宝的母亲死了，干宝兄弟准备将父母合葬，谁知挖开坟墓一看，那个小妾竟然伏在他父亲的棺木上，面色像活的一样，于是用车拉了回去，经过几天的调养，居然苏醒了过来。人们问她在坟墓中生活的情况，她说，干宝的父亲常常取饮食给她，对她恩情如生前一样。她还能讲述家中的凶吉之事，并都能够应验。她也不以坟墓中的生活为苦，并不厌恶那样的生活。后来，把她嫁出去了，她还帮人家生了一个孩子。
和干宝的《搜神记》有关的另一个故事是干宝哥哥的事。干宝的哥哥曾经生病气绝，死了过去，但是身子几天也不冷，后来又活了过来。活过来之后说，他见到了天地间鬼神的事，好像在梦中一样，不知道自己死了。
有了这样奇异的见闻，干宝就萌发了写一部专记奇异故事的著作。于是，他广泛收集材料，终于写成了一部记述古今神祗灵异变化故事的《搜神记》。
刘勰与《文心雕龙》
齐梁时代，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文风纤秾而绮靡的时代，用《文心雕龙》的说法，就是一个“浅而绮”、“讹而新”的时代。但是，在这个时期中，却产生了我国古代两部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著作，一部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完整的文学理论巨著《文心雕龙》，另一部是我国第一部从欣赏美学角度品评诗歌的伟大作品《诗品》。
《文心雕龙》的作者是刘勰。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今山东莒县）人，后迁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他生于公元466年前后，卒于公元539年前后。他的一生历经了南朝宋、齐、梁三个朝代。和很多古代文人不同的是，刘勰没有显赫的家世。他的祖父刘灵真没有出过仕，父亲刘尚只做过越骑校尉，这是一种地位很低的军官，而且他死得很早。所以，史书上说刘勰家贫早孤。贫穷到什么程度呢？他贫穷到一世没有婚娶。而且，刘勰一生中的很多时间是在一所名为定林寺的寺庙中度过的。在这个寺庙中，他拜当时的高僧僧佑为师。定林寺藏书很丰富，不仅有佛教的经典，也有很多诸子百家的著作。刘勰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笃志好学”。清净的寺庙，成了刘勰读书的最好场所。在这里，他研读了大量的儒、佛书籍，为他《文心雕龙》的撰著打下了深厚的史料基础。
在定林寺期间，有一个故事一直让刘勰颇为自豪，那就是他梦见了孔子。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序志》中郑重地记下了这个梦境，他写道：“齿在逾立（三十为而立之年，“逾”是过的意思。就是刚过而立之年，也就是三十一二岁的时候），则尝（曾经）夜梦执（捧着）丹漆（涂着红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旦而寤（早上醒来）乃欣然而喜。”然后，他大发感慨：“大哉（伟大啊）！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自我的谦称）之垂梦欤（居然会出现在我这个无名小辈的梦中）！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对人的尊称，指孔子）者也。”从此之后，他便“搦笔和墨（握笔研磨），乃始论文（开始写作《文心雕龙》了）。”从这段序志中可以看出，刘勰写《文心雕龙》是听圣人之命，也可以说是代圣人立言。因此，刘勰把它当作极其神圣的使命。
刘勰花了五六年的时间，到他三十六七岁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部名垂千古的伟大著作。
关于《文心雕龙》的另一个故事是为给这书寻找正确评定和社会出路。这是一般初出茅庐的无名作者登上一定的社会阶梯时所不可缺少的举动，何况刘勰人微位卑，作的又是如此重大的理论著述？他对自己的著作虽然充满了信心，但是，像这样高深的理论著作，有时知音难求，他必须找一个位高权重，影响巨大的人物为他鉴定、推荐。于是，他想到了沈约。沈约何许人也？沈约乃是当朝官场和文坛的著名人士，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在当世享有崇高的声望。沈约有很重的门阀观念。而刘勰又偏偏是一个穷得娶不起老婆、寄身于寺庙的人。不要说他前往拜望，就连想去拜望的资格都没有。但是，为了给这部著作找一个相宜的鉴定和品评，刘勰也顾不得许多了。那天，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小贩，身上悄悄地带上《文心雕龙》的原稿，守侯在沈约进出门的路口，等到沈约出门上车时上前拦路。这样，刘勰把书稿终于呈给沈约了。沈约看到这部书稿之后，很是惊讶，他满怀兴味地读完了它，而且给了它不低的评价，认为此书“深得文理（为文的道理）”，因而“大重之（非常重视）”。不仅如此，而且还“常陈诸几案（常常把它陈放在几案上）。”以备随时翻阅。
得到了沈约的肯定之后，这本书终于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刘勰的地位也开始有了改变，踏上了仕途，从“奉朝请”，到临川王萧宏的记室，后来又担任仁威将军萧迹的记室。50岁时，他做到了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由于昭明太子爱才，刘勰在他的门下为官时，可以说登上了他人生的顶峰。不过这些官位的职务都不高，一般来说，都是些管理文书档案和仓库的小官，最高，也就是个七品小县令罢了。到他55岁时，他虽然升迁为管理东宫警卫工作的步兵校尉，但到底年岁不饶人。等到定林寺的老和尚僧佑一死，他就被派往定林寺整理佛经去了。这时，他才认识到皈依佛门的意义，于是，在他整理完了那些佛经之后，就请求弃官剃度，正式皈依了佛门，改名慧地。但不到一年，他就去逝了。
江淹和“江郎才尽”
“江郎才尽”是一个成语。这个“江郎”，就是齐梁时代的一个文学家——江淹。江淹有什么样的“才”呢？那“才”怎么又“尽”了呢？
“郎”在古代一般是对青年或少年男子的尊称、美称和爱称。人们称周瑜为周郎，称丈夫为郎君，称心爱的男子为情郎。“江郎”是对这个姓江的男子的美称。这人单名一个“淹”字，小字文通，济阳考城人，生于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卒于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在世61年。他的祖籍是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但因避西晋末年之乱，逃到了江南。所以，江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江苏南部一带度过的。他的父祖辈都只当过县令一级的官。父亲当过南沙县令，母亲是梁代学者刘昭的姑母。江淹少小聪明，六岁即能写诗。但1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开始了贫寒的生活，史书说他“少孤贫”。因为家境贫寒，他少小时代当过樵夫，打柴奉养母亲。在一次打柴时，他拾到了一件貂蝉，这是当时侍中一级官员佩带的饰品。他非常高兴地回家告诉母亲，想把它卖掉换一点钱。母亲见到那美丽的貂蝉后，舍不得卖掉，对他说：“这肯定是你的好征兆，你的才行这样好，怎么能够长久的贫穷下去呢？可以把它留下，等你将来当了侍中的时候戴它。”母亲的话果然应验了，后来，江淹当上了侍中、秘书监、卫尉卿等职……
关于他的“才”，史传上记叙不多。从《南史本传》中只可零星地见到一些，如诗作《望荆山》、《秋至怀归》等这些早期的名篇。在《望荆山》中他以秋天景色的描写，将自己远适他乡的感伤凄苦心情展现出来：“寒郊无留影，秋日悬清光。悲风桡重林。云霞肃川涨。岁晏君如何？零泪沾衣裳……”由这些诗句，可以看得出他的才情。他就是因为才情的优异而得到了重用。
他幼年就“留情于文学”，而不注重分章析句的学问。因为他留意于文学，被当时的一个名士檀超所赏识，升他为“上席”，对他非常尊重。由于他的这种好声望，所以被征召为徐州从事，后来又转为“奉朝请”。“奉朝请”在古代是一种名誉官职。这本是贵族、官僚朝见皇帝的称谓，到汉代就成了退职大臣、将军、皇室、外戚参加朝会的名义。到南朝时，“奉朝请”就成了一种闲散官员的称谓了。有这种称谓的官职，有名，无职。不过，也算是一种名誉职称。
江淹开始当的官是充任宋孝武帝刘骏十一子始安王刘子真的教师。当时的始安王刘子真只有七岁。江淹一方面教刘子真读书，一方面当他的幕僚。刘子真的一些奏章文件都由他起草。可是不久，十岁的始安王刘子真在刘宋家族的王位之争中被杀，江淹的才学又得到建平王刘景素的赏识，进入他的府中，成为了建平王的幕僚。刘景素对他十分敬重，给他以很高的礼遇。江淹和建平王刘景素的关系因为意见的不一致，后来闹得很僵，以致最后在刘景素企图称帝的问题上，江淹写下了《效阮公诗十五首》（模仿阮籍咏史诗）劝说刘景素不要轻举妄动，惹得刘景素非常反感，后来终于找个借口把他贬到建安吴兴当县令去了。不过，这是后话。
在江淹刚到刘景素幕下时，就因他漂亮的文笔，曾免了一次牢狱之苦。那是一次被诬告的入狱。在狱中，他向建平王上书一封，使建平王刘景素大为感动而下令将他立即释放。这次因“才”的优异所获取的不仅是脱离了牢狱之苦，而且官位还升为府主簿。这时他的名声大震，高帝时，一些重要文件，都由江淹执笔。在齐代建立之后，他又升迁为豫章王嶷的记室参军。从这时起，江淹的仕途一直比较畅通，由中书侍郎一直升为金紫光禄大夫。金紫，指金印紫绶，是丞相一级的待遇。金紫光禄大夫，无固定职守，相当于顾问一类。江淹任此职时，主管官廷门户、监管皇室膳食、帐目等事宜，后又改封澧陵伯。直到他死后，还获得了齐武帝为他“素服举哀”的殊荣。江淹出身贫寒，能位极群臣，享受到皇帝素服举哀的荣耀，看来与他的文学才情不无关系。
他的才不但表现在文字功夫上，还表现在他的口才和判断事物的能力上。齐高帝在位时，召他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荆州刺史沈攸之作乱，高帝犯愁，问他该怎么办。江淹用历史人物的事实帮他分析说：“昔项（项羽）强而刘（刘邦）弱，袁（袁绍）众而曹（曹操）寡，羽卒（项羽的军队）受一剑之辱，绍终为奔北之虏（失败的俘虏），此所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紧接着，他又从敌我双方的优劣分析成败的归属，说：“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人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而对方是“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缙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这样分析所得出的结论是：“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这里难免有对帝王的溢美之处，但我们仅从他分析问题精当的角度来看，应当说，江淹的才能的确是很高。特别是提到了胜败与否“在德不在鼎”的观念，实在是很具有真理性。“鼎”是象征皇权的重器。这就是说，胜败得失，在于人的德行而不在于人的权力。
在永元年间，有一个名为崔慧景的，举兵围困都城。当时有很多官员都纷纷穿戴整齐地拜见他，惟有江淹没有去。后来，崔慧景失败了，曾拜见崔慧景的人都受牵连，唯有江淹得免，人们不得不佩服江淹的远见。另外，江淹和刘景素的最后决裂，也和他对形势的判断有关。
但是江淹最后还是“才尽”了，《南史》说他“晚节才思微退”，这“才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人老了，才能退化了，可能是原因之一。另外，据有研究者说，官位高了，政务繁了，不在创作上下工夫了，也是原因之一。再者，时代变了，文学的创作风格变了，比如说，出现了“永明体”，而江淹不愿意改用这种新形式创作，而社会用新的标准要求作家，江淹的作品达不到社会新审美标准的要求，等等。
但也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这里不妨一提。据《南史》和《诗品》所说，江淹在出任宣城太守的时候，有一次在罢郡还都途中，夜晚住宿在禅灵寺中，梦见一个自称张景阳的人（西晋文坛的“三张”之一），对江淹说：“从前，有一匹锦寄存在您这里，今天，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从怀中取出几尺锦给他，此人大发怒火地说，怎么能够把锦割截完了？回头看见丘迟（齐梁间著名文人。钟嵘《诗品》品其诗曰“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说：剩下的几尺也没有什么用处，就送给你吧。从此以后，江淹的文章就没有什么文采了。还有一个传说，说江淹曾借宿于冶亭，梦见一人自称是郭璞（晋代大学者）。他对江淹说，我有笔放在先生处多年，现在，可以还给我了。江淹从怀中取出五彩笔一支给他。从此以后，江淹的诗作就再也没有佳句了。后人根据这个传说，杜撰了“江郎才尽”这个成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