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天下大乱，到司马炎统一北方建立西晋（公元281年），到公元317年司马睿建立东晋，最后，刘裕废晋恭帝司马德文，建立南朝宋（公元420年），这一百多年，是中国历史上极端腐败落后的时期。由于它的腐败和高压，这一时期的中国文人形成了崇尚玄谈的风气和对文学形式美的追求。文人或以纵酒回避现实矛盾，或以隐遁逃离现实矛盾。所以，魏晋时期的文人，或饮或隐。前文的阮籍、刘伶是以饮为隐者，这里要说的陶渊明，是为隐而饮者。陶渊明是以隐者的身份记载在《晋书》隐逸卷中的，可见在当时，陶渊明的隐者之名大于作家之名。
陶渊明，又名陶潜，字元亮，有人说他字渊明。他私下里封自己的谥号为靖节，别号五柳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西南）人。约生于公元365年，卒于公元427年。在世62年。陶渊明生卒年另有他说，此依《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Ⅱ卷》。
东晋是一个讲究门阀的时代。陶渊明的祖上出身寒微，所以，尽管他的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在历史上也享有盛名，但在以门第为主要标准的“九品中正制”的用人制度下，他也常被当时的豪门贵族骂为“溪狗”、“小人”。陶渊明的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陶渊明的父亲死得很早，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的女儿，也是陶侃的外孙女。因为父亲早得死，陶渊明的生活比较贫困。不过他的父系母系都有较好的家传，生活虽然贫困，但教育仍然良好。他从母亲那里受到好的熏陶，从外祖父孟嘉那里受到好的影响，又从曾祖父陶侃那里汲取家族荣耀的力量。东晋时期，儒学逐渐废黜，老庄之学兴盛。但由于家庭的影响，陶渊明不但学习了老庄之学，也学习了儒家的六经，同时，他还读了一些所谓的“异书”，所以他有比较渊博的学识。
陶渊明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东晋末年，腐败的司马氏统治集团在这个时期，显出了更严重的腐败。它经济上实行“占田制”，即将曹操所实行的“屯田制”，改为了士族根据自己官品的大小占有土地的制度。政治上则实行“九品中正制”，也就是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制度。没有门第就休想做官。政治、经济的大权和势力全部集中在世族豪门之手。门阀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庶族出身的人士进入仕途难于上天。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烈。在水灾、蝗灾以及连年战乱的影响之下，广大劳苦百姓结队逃荒，流离失所，形成了庞大的流民队伍。而东晋小朝廷，不顾人民的死活，苟安于东南一隅，过着他们醉生梦死的生活。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志向宏大，他“少时壮且历，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诗九首》）。能够游历到偏远的西北和北部的幽州，志向可谓不小。因为他一方面学于老庄，一方面学于六经，所以，他的学识和思想中兼具了儒道两家。因此，他一方面怀着“大济苍生”的宏大志向，积极入世，另方面他也有道家隐遁归田、以保持自己道德完善的出世思想。
陶渊明少年壮志，受儒家思想的熏陶，愿为苍生干一番伟业。因此，他人生的第一步还是迈向了仕途。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他的出仕，前后加起来一共也只有短短的13个年头。而这13年也是断断续续，几度出仕又几度辞归。他第一次出仕是在29岁的时候，职务是江州祭酒，这是州府军事长官“阁内”所设的一种相当于今天办公室或秘书班子的职务。但是，不久就“不堪职吏，少日解归”了。这所谓的“不堪职吏”可能是看不惯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也可能是受不了一个小官所受到的种种拘束。辞官归家之后，州里又召他当主簿，他婉言辞谢了。从这以后，他就在家闲居了六七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400年），他到了荆州，在荆州刺史桓玄手下当了一名州府的属吏。在这里，他的职务不明确，只是在桓玄手下干事。桓玄何许人？桓玄乃是大野心家桓温的小儿子。桓温有“大丈夫不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这句名言传世。他的儿子也是一位野心家。当时，桓玄正控制着长江中上游一带，窥视着东晋的政权。在这样的野心家手下供职，很不称陶渊明的心意，他时时都有归隐的意思。这可以从他的几首诗中找到印证，如“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等等。所以大约在晋安帝隆安五年（公元401年），他就借着母亲去世的原由辞职回家了。
公元403年（元兴二年）的春天，陶渊明开始了第一次躬耕生活。这个时期，国家的政局很乱，但陶渊明对此不屑一顾，仍然躬耕不辍。可是，后来他患了“羸疾”（一种类似风痹的病），也许是疾病迫使他放弃劳动，也许是因为东晋大将刘裕讨伐桓玄卓有战绩而聘他出山，这时，他再一次出仕，在刘裕幕府中担任镇军参军之职。但是不久，他就又有了归心，离开了刘裕的幕府，转到了建威将军刘敬宜的幕下。这时，他仍然想归田。不过，他的心情有些矛盾。这种矛盾，可能与他归田后的家资有些关系。他曾对他的亲戚朋友说：“聊欲弦歌，以为三径之资可乎？”意思是，我想当一当县令，来为我隐居后的生活准备些资产可以吗？
于是，在晋安帝义熙元年（公元405年）五月他出任了彭泽令。在他出任彭泽令的时候，他没有携带家眷，而是单身前往。这时，他派了一个劳力给他的儿子，并且写信给儿子说：“你每日的生活费用，恐怕你自理有些困难，今天给你派的这个劳力，可以帮你一些‘薪水’之劳。”并且，他对儿子说：“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做了县令就有公田享用。他对儿子说：公田全部都种上高粱，因为他喜爱饮酒，“常得醉于酒足以”。还是他的妻子再三恳请种些粳稻，以解决一家人的吃饭问题，他才同意用2顷50亩种高粱，用50亩种粳稻。这年岁末，郡里派了一个督邮（掌管督察纠举地方违法之事的郡首佐吏）到彭泽县。县吏请陶渊明“束带（整饬衣冠）见之”。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儿！”随即解绶（古代系官印的丝带，标志官吏的身份和等级）去职。就这样，他在彭泽仅仅当了八十多天的县令，从此，看破官场，收了出仕的心，与龌龊浑浊的官场一刀两断，做了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用自己辛勤的劳动，换取自己自由诚实的生活，在中国历史上，张扬了自己不与黑暗现实同流合污的人格。
在最后与官场诀别之时，他写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光照千秋的《归去来辞》，并作了一个“序”，那序文的内容是这样的：“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满）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尽，心殚（忧虑）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之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收拾）裳宵逝（连夜离去）。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
这篇简短的序文，把他出仕和归隐的原因都说得非常清楚了。由此看来，他出仕是因为家境贫困，而归隐是因为个性崇尚自然，饥寒的威胁虽然很大，但也不能因此而违背了自己的平生之志，又加上身在武昌的程氏妹病故，就收拾行李，离任去职，连夜归去了。这里说了挂官归隐的三个理由，但看来看去，这三个理由中，前后两个理由都是托词，最主要的还是“质性自然”，“饥寒虽切，违己交病”。
因为这个原因，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首先对自己的为官进行了沉痛的自责。他说：“田园将芜，胡不归？”“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入仕途是“实迷途”，今天慨然归隐是“觉今是而昨非”。这是陶渊明的大彻大悟，是勇敢而坚毅的一步。虽然等着他的可能是劳顿和贫困，但人生不能因贫困的威胁而放弃理想。陶渊明选择了归隐，似为后退，但却张扬了人格，实是突进。
陶渊明的归隐生活始于东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此后便断断续续，时而出仕，时而归隐。到公元405年末辞去彭泽令，从此，他真正告别了仕途，开始隐遁。
在陶渊明开始归隐的时候，心情是自由解放的。他说“舟遥遥以轻，风飘飘而吹衣。”回家的路上，风送船行，衣随风飘，多么欢畅，多么轻快！这是一种获得大自由的感觉，是一种笼鸟翔空的欢畅。他又说“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看到自己的家园了，他抑制不住地奔跑起来。回到了自己的家园，一切是那样的称心如意：“童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除了这么浓郁的亲情和家庭氛围之外，还有怡然的心态：“引壶觞而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人们说，这是他辞去彭泽令后，回家的路上对于躬耕生活的畅想。但无论是躬耕前还是躬耕后所写，都表达了他离官场、归田园的快乐。
在躬耕的前期，他的生活是充满快乐和幸福的。在他归隐后的第二年春夏之交所作的《归田园居》五首中，充分表现了这种快乐。他说：“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待月荷锄归……”；“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这里，人们可以看出他初归田园时躬耕生活的一斑。这样的生活，不仅充满了诗情画意，而且，使他格外地满足。
可是好景不长，就在这样的躬耕生活过了三年左右的时候，也就是义熙四年（公元408年），他家遭了一场大火，家里的东西都烧光了。又过了两年，义熙六年（公元410年）故乡浔阳又遭了战乱，成了卢循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和官军的战场。生活显然是困难得多了，他也渐渐地步入了中年，渐渐地感到了山中的霜露之寒，也感到了身体的疲惫。但他的初衷不改，仍然是“但愿常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
义熙七年（公元411年）他搬家到了浔阳负郭的南村。在这里，他结交了两位佛教徒周续之和刘遗民，被当时的有些人称为“浔阳三隐”。但是，他与他们的交情都不是很深，远不比与之共话桑麻的农民朋友。
这时，他的精力亦大不如前，岁时的变换感觉也更加敏锐。而且，日月的流逝，也使他感到了时光的可贵。他感慨地写道：“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不眠知夕永……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陶渊明的感时伤岁，源于青年时代的进取精神，而不是感叹于自己没有功名利禄，这一点是要说清楚的。从这里可以看出，陶渊明的隐遁，并不是失去了对生活的追求，而恰恰是那种追求被现实所摧毁。他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只因为“荏苒岁月颓，此心稍已去。”因此，他更加珍惜时间了。他说：“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
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陶渊明已经51岁了，艰苦而繁重的躬耕生活，使他过早的衰老。但他还在“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长恐负所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荻》）这个时候，他的劳动收入有些不敷用度，常有饥寒之虞。他体味到了“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鸣鸡”的感觉。可以说，陶渊明完全尝到了穷苦农民的辛酸。到他54岁的时候，他的生活越发贫困了。在他写给邓治中的一首诗中说：“……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鸟迁……”（《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这首诗生动地刻画了他难以度日的痛苦。没有这种经历是绝对写不出这种切肤之感的。
晚年的陶渊明沦落到常常乞食的地步。他在《乞食》中写道：“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饥饿驱赶着自己出门乞讨，但是不知道究竟应该去向那里。“行行至斯里，扣门拙言辞”——到了乞食的人家，又因“屡乞而惭”（王维语），难以开口。主人招待了他酒饭。他“感子漂母惠”，“衔戢（深藏在心）知何谢，冥报以相贻”。这种万般无奈，出门乞讨和受人优待后万般感激的心情，是只有亲历者才能感知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从这种真实心理描写中看出他的痛苦与无奈，想象出这位诗人生活境况之艰难。没有了饭吃，也就没有了酒喝，于是，他“倾壶绝余沥”，这种生活，令人难耐而悲愤。到后来，他连御寒的冬衣也没有了。半百老人，冬日无衣，腹中无食，只好在“凄厉岁云暮”中，“拥褐曝前轩”（在岁暮的寒瑟中，拥着粗布破袄在南窗下晒太阳）。
贫穷至此，但是，他的意志弥坚。当时的江州刺史王弘想见他，但无由得见，就悄悄派遣陶渊明的朋友庞通之带上酒具去邀请陶渊明。陶渊明到了之后，欣然和老朋友对饮起来。但是，一会儿王弘出面了。陶渊明见王弘没有什么举动，也就不说什么，仍然喝他的酒。这是对王弘这样的人。像对檀道济那样的人，他就不客气了。檀道济也是江州刺史，他给陶渊明送酒的时候，进行了一番说教，他说：“有贤德的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天下无道，就隐遁山林，天下有道，就出来做官。今天，您生活在有道的文明之世，为什么不出来做官，而把自己搞得这么苦呢？”陶渊明对他说：“我哪里敢向往圣贤，我的志向不济啊。”于是把檀道济赠送的梁肉，都扔到外面去了。王弘见到陶渊明没有鞋子后，叫人为他量脚做鞋。他伸脚叫人量度。鞋子做好了之后，他伸脚叫人给穿上。他不通音律，但是，他却有一张没有弦的琴，每遇饮酒高兴的时候，就把这张琴拿来抚弄，以寄托他的情怀。
陶渊明一脸隐君子像，不合时宜，不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对现实很冷淡；但是，他也有热烈的情怀。有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评为“白璧微瑕”的《闲情》就是这样的一篇辞赋。这篇文章，陶渊明以极其热烈的情怀表白了他热烈的爱情。他在抒写了自己强烈地希望与对方交往后写道：“愿在衣而为领，承华手之余芳；悲罗襟之宵离，怨秋夜之未央。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嗟温凉之异气，或脱故而服新。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悲佳人之屡沐，从白水以枯煎。愿在眉而为黛，随瞻视以闲扬；悲脂粉之尚鲜，或取毁于华妆。愿在莞之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悲文茵之代御，放经年而见求。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东西；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悲扶桑之舒光，奄灭景而藏明。愿在竹而为扇，含凄飒于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顾襟袖以缅邈。愿在木而为桐，作膝上之鸣琴；悲乐极以哀来，终推我而辍音。”这是一首在现代人的眼中都不为逊色的情歌，只是他更加真挚而深刻。
公元427年的秋天，贫病交加的老诗人预感到自己已不久于人世，于是写了《挽歌诗》三首和《自祭文》一篇为自己送行。在《挽歌诗》的第三首中他写道：“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对于死亡，他看得很平淡，遗憾的恐怕只是“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这一声悲叹，不禁使人喟叹中国历史的深刻悲哀了。一个时代如果容纳不下一些精英，那么这个时代肯定是一个昏聩腐朽的时代。
但是，陶渊明却没有太多的愤世嫉俗，更多的是平和。这是和阮籍、嵇康都不相同的。这种情况完全可以从他的《五柳先生传》中看出。正如鲁迅所言：“到东晋，风气变了。社会思想平静得多，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再至晋末，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和平。代表和平的文章的人有陶潜。”（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据廖仲安统计，陶渊明给后人留下诗歌126首，文章12篇，其中辞赋3篇，散文4篇，包括流传极广的《桃花源记》等。另外，还有韵文5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