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闻知攻下天京的消息，所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其感触的五味瓶里，竟然还有一个“惧”字。何惧之有？
他的那篇日记里虽然没有明说，但我们完全可以揣知，惧遭功高震主之忌，落个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下场。因为他这种心态并不是到这时才萌发，在他出任两江总督兼节制数省军务之后就在心底滋生。
“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题分也。”——这是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写给家人信中的话，和盘托出了他当时的微妙心态。盈满为惧是真实的，决不是得了便宜又卖乖的虚伪表示。
也就是在写上述那封家书的时候，曾国藩接到廷寄的四种文件，其中有一件抄示的不知何人的奏片，言及怡亲王载垣等人明正典刑，人心欢悦云云。这可让曾国藩惊骇得非同小可。
事所关涉的是朝廷内部的一场流血的权力之争，就是通常所说的辛酉政变。这年的七月间，因英法联军侵略而避难热河的咸丰皇帝死去，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襄赞政务王大臣为一派，以慈禧、慈安两太后和恭亲王奕盉等人为一派，展开了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明争暗斗，最后以慈禧帮获胜，将载垣、端华、肃顺处死，其他有关政敌人物或革职，或遣戍。由此，慈禧太后开始了她长达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实际女皇的政治生涯。
这时，曾国藩对朝廷发生的这场变故的详情还不了解，所以骇言：“怡亲王等俱正法，不知是何日事，又不知犯何罪戾，罹此大戮也。”亲王尚且有此不测，他曾国藩若冒犯了朝廷又有几个脑袋？由彼及此，深感自己权位的上升未必吉兆，不禁心头一阵战栗，在日记中写下这样的文字：
权太重，位太高，虚望太隆，悚惶之至！
余近浪得虚名，亦不知其所以然便获美差。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輖负乘之咎也。
曾国藩着实不止一次地上奏辞谢大权，又接二连三地与乃弟曾国荃共商有关事宜。同治二年（1863）三四月间，曾国荃接到补授浙江巡抚而仍在前敌统军的谕旨，他一方面行使公文署用新授官衔，一方面又表示要辞谢巡抚之职。曾国藩知道乃弟热衷功名权位，开始不好代他力辞，而曾国荃表示还是辞去浙抚专意前敌军事为好，这正合曾国藩的心意。于是，他上折为乃弟恳辞浙抚，有言：
愧臣兄弟谬当重任，深恐上辜君恩，下负民望，遂陷于大戾而不自知。忧灼之余，每思避位让贤，稍分责任，又不敢数数陈奏上渎宸聪。上年正月间，臣密陈金陵未克以前，不再加恩。臣家诚以功名之际，终之始难，消长之机，盈则必缺，曾蒙寄谕嘉许，俯鉴愚忱。臣弟国荃旋擢藩司，已叨非分。今又特沛恩纶，授以开府之荣，专其治军之责。闻命而后，已阅兼旬。臣与臣弟两次函商，欲固辞，则颇涉矫情，思立异于当世；欲受事，则不自量力，惧贻讥于方来。再四踌躇，诚恐治军无效，倾覆寻至。不如少安愚拙之分，徐图尺寸之功。惟有吁恳天恩收回成命，俯准臣弟以开缺藩司效力行间，与臣随时熟筹战守，相机进取，或者以勤补拙，以恐致福，迅克坚城，殄除丑类，稍答高厚鸿慈于万一。
与此同时，曾国藩又附一片，奏请将自己领数省之兵的钦差大臣和总督二者分出一席，另简大员。他写信对曾国荃说：“吾兄弟常存此兢兢业业之心，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庶几善始善终，免蹈大戾乎？”
要说，钦篆、督篆辞去其一，这还是曾国荃的建议呢。本来，曾国藩酝酿辞权的份额还要大的，曾国荃便提了两席辞一的折衷建议，曾国藩接受下来，不过还是忧虑权重致祸，他写信给弟弟说：
疏辞两席一节，弟所说甚有道理。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两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当然，倒头来曾国藩还是两席兼领，曾国荃的巡抚之职也没有辞去。这时，清廷还着实指望他们效力，予其位才能望之谋其政呀！
不过，即使这个时候，清廷对曾氏兄弟在明里放权笼络的同时，也在暗中采取防范措施了。
手段之一便是分化湘系内部，扶植湘系其他大员形成与曾氏兄弟分庭抗礼之局，打破其一家独专的局面，而特别注意利用原湘系中的非嫡系大员与曾氏的矛盾。很典型的一个事例就是对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事件的处理。
沈葆祯是福建侯官人，道光进士，小曾国藩九岁。当曾国藩率湘军在江西的时候，沈葆祯在该省先后以知府和道员职随曾国藩管理营务，是曾国藩在艰难竭蹶的处境中所遇到的一个难得的非湘人的知己，因而对其人颇为看重。正是在曾国藩的力荐下，咸丰十一年（1861）间沈葆祯出任江西巡抚。应该说，他的起家确实有赖于曾国藩。但在他开府独立一方之后，与曾国藩双方都主要是从自身的军政利益考虑，因而出现相互争执的事情。
曾国荃大营的饷需，本来很大部分是来自江西地方。沈葆祯任巡抚后，不断扩充麾下军队，便以江西自需为由，将原供曾国荃部队的款项一笔笔截留下来。同治三年（1864）春间，沈葆祯复又奏请截留江西厘金，统归本省支用。本来曾国荃部的饷项就颇困难，沈氏此举，无异于雪上加霜，曾国藩闻讯忧急万分，上疏力争江西厘金仍归他来征用。结果，清廷有意偏袒沈氏，始则户部拿出允准沈葆祯所请的意见，在曾国藩以军饷奇缺，颠覆将及，自己要养病休假，借以远权避谤、引嫌谢事的表态之下，清廷才作出江西厘金双方分半的裁定，而对沈葆祯的做法始终无一句责词。
再就是借机给曾国藩兄弟难堪以示警告。譬如说，明明授予了曾国荃浙江巡抚一职，却又限制他按照惯例本可单衔奏事的权力，仍要他像以前那样，遇有军务要事由曾国藩转为奏报。这分明是节外生枝。
曾氏湘军攻下天京之后，清廷自然要对有关“功臣”们进行表彰奖赏，曾氏兄弟自然也要在此首列。曾国藩封太子太保，授一等侯爵。曾国荃则封太子少保，一等伯爵。二人皆赏穿黄马褂，戴双眼花翎。封侯的荣衔对于汉家大臣来说虽已属罕有，但这实际上达不到清廷的许诺值。据说，咸丰帝临终前有过“灭粤匪者王”的遗嘱。有人说，清廷对曾氏兄弟是“大功不赏”，而曾国藩还是摆出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对清廷表示千恩万谢，颂扬备至。表面上君臣关系亲密无间，但实际上清廷对曾氏兄弟的疑忌和抑制有更大幅度的加码，甚至以隐含杀机的言词对曾氏兄弟进行警告，一次上谕中就这样说：
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其弦外之音，曾氏兄弟不会听不出来。所以，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喜中有忧，喜中有惧，绝非庸人自扰。而对曾国荃当时表现出的忧惧之心不足而居功骄矜有余，乃兄十分担心，生怕他惹出乱子。针对曾国荃把攻下天京功劳皆归于自己的气态，曾国藩曾告诫他说：“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
这时，即使有的局外之人也为曾家捏一把汗。曾国藩的一位老友曾向他进言：“指攻下天京，灭亡太平天国，大功成矣，意中事也，而可喜也。顾所以善其后者，于国如何，于民如何，于家如何，于身如何，必筹之已熟，图之已预矣。窃尝妄意：阁下所以为民者，欲以勤俭二字挽回风俗；所以为家为身者，欲以‘退让’二字保存晚节。此诚忧盛危明之定识，持盈保泰之定议也。”一个叫张集馨的官员说得更为明确和直接：
楚省风气，近年极旺，自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曾涤生胞兄弟两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天下事不可太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五行告鮨，四序递迁，休旺乘除，天地阴阳，一定之理，况国家乎？况一省乎？况一家乎？一门鼎盛，何德以堪，从古至今，未有数传而不灭者。吾为楚人惧，吾盖为曾氏惧也！
这中间，并没有罗列现实危险的具体事例，主要是基于古朴变易观的一种预感。而对这种哲理，也是曾国藩所深信的，成为他盈满为惧的一种隐深的思想基础。早年居京期间，他就将其居所命名为“求阙斋”，并曾专门写过一篇《求阙斋记》，中心意思是说他读《周易》，对其中揭示的阳至则退而生阴，阴至则进而生阳，一损一益的自然之理深有感触，社会人生也是如此，事情不可一味求盈，不可追求极端，盈则转阙，故以“求阙”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况且，这时的情况已不仅仅是个玄远的理念问题，而已是一种活生生的现实。他曾氏兄弟手下直接掌握着十几万湘军，单曾国荃所部就有五万人，再加上湘系其他分支军队，总共不下三十来万。既然湘军能最终灭亡有过几十万大军与清朝对垒十几年的太平天国，那么，如果转而对大清王朝图谋不轨，不同样也是莫大的危险吗？清廷能容忍汉臣这种尾大不掉之患吗？
也许有人说，他曾氏兄弟拼着老命地镇压太平天国，正是为了维护大清王朝呀，又怎么能够反叛朝廷呢，清廷的担心岂不是多余？
其实，只要想一想，历代王朝皇室父子兄弟之间，为皇位的争逐相互谋害残杀的事情都层出不穷，何况是异族的君臣之间？再想想，历代王朝君主对臣下尾大不掉的防范，像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已算是做得比较温文尔雅的，更多的则是借故甚至无端杀戮。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由多少冤洒的臣血凝结而成的警句！这对熟知历史的曾国藩来说，岂不是“小儿科”的常识吗？
摆在曾国藩面前的有两条路供选择：一是取而代清，夺坐天下；二是以自剪羽翼的实际行动向清廷表明自己决无异志，是个铁杆的忠臣，让其尽管放心。
既定的事实是，曾国藩选择了第二条路，这自有他的必然性。对他来说，沦肌浃髓的是纲常名教那套东西，他是要做个荩臣的。“反叛”可能是他压根儿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情。可话又说回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哪一家的天下不是夺的？胜者王侯败者贼，只要御座夺在屁股底下，就成了天经地义的新皇帝，到那时不表臣服才是叛逆呢！而曾国藩可能并没有这样想，即使有这样的闪念，也许立时就被有悖“天理”的自责或不成功会九族诛灭的恐惧压回去了。
可据说当时真的有不少人劝进，在这种事情上留下了诸多轶闻。虽说多属无可稽考的谈助，不能尽信，但恐怕也不都是空穴来风，起码能反映出，就力量而言当时曾家确有夺坐天下可能性的一种历史背景。
有笔记材料说，湘籍文士王闿运就曾力劝曾国藩自居帝位。这天，他以三寸不烂之舌，一个劲地大放厥词。曾国藩一边听着，一边用手指蘸着茶水在案上写着什么，等到一个节骨眼上，他借故离座。王闿运赶忙趋前探看，只见水迹笔画依稀可辨，全都是“荒谬”两字。王闿运因说不动曾国藩，故有“我惭携短剑，真为看山来”的牢骚，甚至詈骂“曾大不受抬举”。后来，他自己戏拟的挽联中亦有“纵横计不售，空留高咏满江山”句。寄寓着对曾国藩劝进不成的深深遗憾。
还有笔记材料说，湘军夺下安庆之后，湘军名将彭玉麟曾呈曾国藩密函，写有“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的话语。曾国藩拆看后面色立变，赶紧说：“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字雪琴）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把这片纸撕了又团成一团，放到嘴里嚼咽。
甚至还有笔记材料说，连胡林翼、左宗棠这般人物也有怂恿曾国藩做皇帝的举动。有一次，胡林翼见曾国藩，送去写有“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联语的条幅，曾国藩大为赞赏，可胡林翼临走时，又悄悄留下了写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的小纸条。左宗棠则曾将写有“神所凭依，将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的一副《题神鼎山》联语稿致胡转曾，胡林翼启视自明其意，一字未改加封转达。曾国藩看到后则将其中“似”字改为“未”字，递还胡林翼，胡林翼在笺尾批道：“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如果说像胡林翼这样的有着与曾国藩类同思想境界的人物，不可能有这种心思，那么，下述事情就不无些合理之处了：
湘军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前往视察，驻留期间的一个晚上，他刚刚亲自审问了李秀成回屋休息，忽有湘军将领僚佐三十来人来到曾国藩驻所前厅，说是求见曾国藩有话要说，侍从人员觉得情况异常，便赶紧禀报了曾国藩。曾国藩问：“九帅（即曾国荃）一同来否？”侍从答曰未有。曾国藩慢慢起来，凛然凝立，对侍从说：“请九帅！”正称病的曾国荃赶忙来了，曾国藩这才出来，让大家坐下。人们见曾国藩严肃之极，迥异平时，连正眼都不敢看他了，怎还敢坐。曾国藩也不说话，就这样过了好一阵子，他突然呼人取纸笔来，见侍从拿来的是平常的簿书纸，便改令取来大红硾笺，挥笔写就一联，掷笔而去，始终没有说一句话。
众人皇悚地屏息静气好一会儿，曾国荃才领头到案前探看，其他人随之。一看之下，有的人咋舌，有的人舒臆，有的人细细体味着连连点头，有的人叹息不止，有的人热泪盈眶，有的人则木然呆立。而曾国荃开始似乎愤然，继而懔然，最后显出惶然，对众人说：“今天这事我曾某一人担当了，而后我看谁还敢再提这等事情！”于是大家惘然而散。
不难体察，这是由曾国荃导演的诸将集体劝进的一幕闹剧。曾国藩看破实情，一言不发地用联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使得曾国荃和诸将们打消了原来的念头。那么，曾国藩写的又是怎样一则联语？其曰：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述及上述情事，并分析发生的背景和原因，对曾国藩的这种态度颇表称道：“盖其时国荃与攻城诸将，独揽大功，嫉之者多谓宝物尽在军中，且有追抄之谣，诸将欲自保，遂有陈桥之变。而国藩斩钉截铁，以十四字示意，其襟怀之磊落，浩气之流转，跃然纸上。以无人无我之意态，见至高至明之哲理，其感人至深，虽国荃亦不敢为赵匡义矣。”
完全肯定这件事情的实有，固然还缺乏充分根据。不过，拿下天京后曾国荃和所部将领们恃功骄横，而对清廷的“大功不赏”之举严重不满，倒是事实。
再有，罗尔纲的《一条关于李秀成学姜维的曾国藩后人的口碑》等文中，据曾国藩曾外孙女俞大缜的家传口碑，认定李秀成被俘后也曾劝曾国藩反清为帝，曾国藩终未采纳。据说，陈寅恪抗战前曾见《李秀成自述》原稿，认为最后部分被撕毁，曾国藩当有“不可言之隐”。罗尔纲经考证，认为撕毁部分的内容便涉及李秀成劝曾国藩为帝。
无论如何，曾国藩实际没有并且也不会黄袍加身的，他是坚定不移地做大清的忠良臣子。历史上的王莽、曹操又该如何？那么，他所选择的自翦羽翼以释君疑的路是怎样走的呢？
最紧要、最关键的当然是裁减湘军，特别是他曾家的嫡系部队，即由曾国荃直接统带攻取天京的那大约五万人的队伍。曾国藩忍痛割爱，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即分批把该军裁撤殆尽。并且，又让因骄而贪成为众矢之的曾国荃称病开缺回籍。这当然是曾国荃所不情愿的。据说，当乃兄把两江总督衙门正式由安庆迁至金陵时，业已解浙江巡抚职的曾国荃当着众多宾客的面大发牢骚，以至于弄得曾国藩颇为难堪。事后，曾国藩对乃弟多番开导，在他41岁生日时，又寄诗数首进行宽解劝慰，其中有云：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山河策命冠时髦，鲁卫同封异数叨。
刮骨箭瘢天鉴否？可怜叔子独贤劳。
据说，当曾国荃读到最后两句时，竟禁不住放声大哭。他当时的心情一定复杂得很。不过，如果乃兄真的写过“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那副联语的话，他这个为弟的在这个时候一定会回味得最为深刻。对他来说，也是“流水高山心自知”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