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攻克后，曾氏兄弟的声望可以说是如月中天，达于极盛，曾国藩被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曾国荃也被封为一等伯爵。所有湘军大小将领及有功人员，莫不论功封赏。上者位至侯伯，次者，也官授道、府、提、镇或其他职位。居督抚地位的便有十人，长江流域的水师，全在湘军将领控制之下，曾国藩所保奏的人物，无不如奏除授。
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荣耀，曾国藩兄弟所面临的是无数波涛汹涌的暗流。首先是金陵克复后，清廷据人奏报，城中有丰富的金银财宝，应令攻城将领献归政府。清廷降旨令查明金陵所得财物，报部备拨。这样一来，可真把曾国藩难住了。因为湘军攻下金陵时，军纪乱到极点，官兵们全把责任抛到脑后，日夜忙于到处搜刮财物，把太平天国的王府和衙署莫不洗劫一空。自曾国荃以下，几乎人人各有所获。这时候要让大家把掠夺品“吐”出来，缴还公家，简直不可想象。要是说金陵太平天国国库中毫无金银财宝，连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曾国藩几经熟虑，只得含混其词地复奏：“伪都中只有私藏，并无公款。勇丁们所掳财物，多寡不齐，难以清查。如果要勒令他们缴出来，只怕所得无几，反而有失政体和军心。因而请求免究免缴。清廷也就不便追究，然而曾国荃的贪名和曾国藩的“包庇”罪名，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其次，金陵攻破后，湘军人数已达30万，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他的嫡系部队曾国荃所部就有五万之众，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已经意识到自己与清廷的关系可能发生变化，注意到将来的收场问题，就向朝廷表示“臣统军太多，即拨裁撤三四万人，以节靡费。”曾国藩裁撤湘军的表面原因是湘军已成“强弩之未，锐气全消。”而时人却认为这完全是借口，则为避锋芒。
在裁撤湘军的同时，曾国藩还奏请曾国荃因病开缺，回籍调养。此时，曾国荃在攻陷天京的所作所为，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当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堂先后攻下苏、杭，而湘军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外围，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纷，这不能不引起曾国藩的注意和思考。尤其在与沈葆桢争夺江西厘金问题上，更引起了他的警觉，他己十分清楚地意识到，朝廷有意偏袒沈葆桢而压抑自己，使之处于极难的处境之中。他劝弟弟曾国荃最好隐退，不要出山。信中说：“去年三、四月间，吾兄弟正方万分艰难窘迫之际，户部仍将江西厘金拨去，致使金陵围攻的军队，几乎将要决裂。共事的诸公容易导致意见不统一，稍微流露出不满情绪，大家就讥讽议论，认为你居功自傲。如果考虑出山，实在是呕气的时候多，顺心的时候少。如果考虑潜藏不出，也要深思熟虑。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是清朝二百年来权势最重的汉人，一举一动都将引来众人的瞩目与猜忌。
曾国藩苦口婆心提醒国荃对于出山要慎而又慎，要忍耐住寂寞，不要象孔雀开屏一样，炫耀自己的文彩，并列举林文忠（林则徐）徐松龛二公与地方官不合，受到地方官吏排挤，希望再次出山，不愿长期在家隐居为例，并根据自己多年为官处事的经验，要静观时局的发展变化，暂时不要出山。
曾国藩陈请曾国荃开浙江巡抚缺，回乡调理，以避开舆论的锋芒，解除了清政府的心病，清政府不日即获批准，并赏给曾国荃人参六两，以示关怀。这本是曾国藩的韬晦之计，暂时退避正是为了永久保住他们的既得利益。曾国藩依靠政治上的退却，缓和了同清政府的矛盾，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化险为夷，渡过难关。能够做到这一点决非易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像曾国藩这样恰如其分地完成这种转变的事例是不很多的，而身败名裂，兔死狗烹者则史不绝书。此亦足见其历史经验之丰富，政治嗅觉之灵敏，审事详明，处事果断。
在群谤丛生的情势下，曾国藩为表心志，刊印《家书》，但也有好名之嫌。
一般家书为私人的东西，也算是个人的隐私，不便于公开刊印。曾国藩攻克天京之后，满清猜疑，朝野诽谤，刊印家书是表明心志，谋求满清的理解，是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策略。
《曾国藩家书》影响巨大，不过，这也使得曾国藩难逃标榜自己的嫌疑。
一般家书为私府之物，不便公开刊印，那么曾国藩家书何以刊刻印行呢？
金陵攻克后，曾国藩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子仪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藉此远祸”。
曾国藩是道学先生，不会出此计谋，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忌，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清军江南大营被再度摧毁之后，清朝绿营武装基本垮台，黄河以南再没有什么军事力量足以与太平军抗衡，因而不得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依靠他镇压太平天国革命。
那拉氏上台之后，又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让他督办四省军务，身负昔日五位钦差大臣的职权，其目的不过是为了调动他的反革命积极性，事权归一，易于成功。
但是，自从进军雨花台以来，曾国藩兄弟迅速扩军，使曾国荃所统由二万余人增至五万人，曾国藩指挥的几万人扩大为12万人，并于赣、皖厘金和数省协饷外，增辟粤厘和湖南东征厘金，这就使清政府不能不渐生疑惧，感到对它是一种潜在威胁。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
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分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曾国藩具有丰富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下令裁撤湘军。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猜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裁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骄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纰漏，便是‘小题大作’，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辩，也是白搭，我劝你不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在祠堂，表示忠于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麻烦。”彭玉麟不但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问世，借以表明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做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来自我标榜，与曾平日的行为大相径庭。了解以上情况，大概可以明白其中原因了。
随着湘军的节节胜利，太平天国的失败已经是必然。在这种情况下，满清加强了对曾国藩的控制，在湘军的周围布置了重兵，并加快了分化湘军的进程，大量提拔湘军干将，并压制曾国荃的权势。
攻克天京之后，揪住曾国藩的一些把柄不放，甚至要求湘军报销十几年东拼西筹的军费，并明确指出，如果曾氏兄弟不洁身自爱，就难保“永保勋名”和“长承恩眷”了。
太平天国运动十几年，规模之大，涉及之广，一般都会导致改朝换代的结果。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湘军很多人也都有这种念头，就是劝曾国藩取代满清。
由于多种原因，既有军事因素，也有政治因素，当然最重要的是曾国藩个人一心想成为圣贤，曾国藩策略地拒绝了湘军同僚的非分之想，并快速裁减了湘军。
失去兵权的曾国藩，面对满清更处于被动的地位。如果不裁减湘军，满清投鼠忌器，不敢乱来，曾国藩倒是十分安全，但这样曾国藩一生苦苦追求的圣贤名声就荡然无存了。
裁军之后，满清怎样处理曾国藩都得心应手，如何自保，是摆在曾国藩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
历史上“敌国灭，功臣亡”的案例数不胜数，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早就准备好了反败为胜的策略。在这个败局中，曾国藩必须做到两点，自保和获得应有的权势、地位，尤其是名声。
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天京；七月四日曾国藩就上书要求裁军；同治四年正月，湘军几乎裁得干干净净，仅仅剩下7000人左右。如此迅速的大裁军是历史上罕见的，又一次证明了曾国藩当机立断的个性。
满清最担心的就是庞大的湘军，尤其是曾国荃骁勇善战的嫡系军队。自释兵权之后，满清基本上消除了对曾国藩的直接猜疑。
但事情并没有完。太平天国之后，湘军的干将纷纷成为封疆大吏，手上的湘军并没有裁减。曾国藩在这些人中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登高一呼，天下肯定响应，事实上曾国藩和湘军对满清的潜在威胁并没有消失。满清也不可能如此大范围的清洗湘军，逼得过分，湘军肯定反弹。
这一点，所有的当事人都看得十分清楚。
刊印《家书》就是曾国藩使满清宽心的最好形式，曾国藩通过家书，用几十年的经历向满清证明自己绝对没有二心，曾氏家族对满清也没有二心。
大家都知道，要真正理解一个人，绝对不能看一时一事，必须看整个历史。曾国藩将自己的历史通过家书的方式向所有的人证明自己历史的清白。同时，家书的公开刊印，也是曾国藩向天下人作出郑重承诺：自己不会做满清的叛臣逆子。
这个意图，曾国藩明白，满清也同样明白。在这种情形下，满清也不能做得太过分，落下诛杀功臣的名声。当时各地群众革命风起云涌，列强虎视眈眈，满清还是要用人的。
不久，满清就邀请曾国藩作为剿捻的统帅，曾国藩算是暂时度过了这个难关。
湘军，可以说是曾国藩一生的资本，攻破天京，则是他为清廷立下的最大功劳。合围天京之初，曾国藩称赞其弟答应李鸿章会攻，乃识量过人之处，并劝其不要首先攻进天京，让功于李鸿章，让李得到攻占天京的美名，可见他当时已为攻下天京之后的退路着想了。然而曾国荃自命刚勇，不肯将曾氏兄弟以生命搏来的功名拱手相让，最终首先攻破天京，引起朝廷对湘淮将领的猜忌。曾国藩为了化解这一可以引起杀身之祸的矛盾，可谓是费尽心机。他在裁减湘军之前给李鸿章写信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其信中深意，恐怕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一方面他深知“兵制尤关天下大计”，军队的兴衰关乎自己的宦途存亡，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失败，但农民军队并未完全消灭，捻军在全国各处发动起义，反抗清廷，农民军视曾国藩为“屠夫”，为共同之敌人，所以他需要有支军队保护自己，并在清政府对功高之臣萌生杀意时作一牵制；另一方面天京被攻破后，各种议论并起，假如拥功自高的话，必将招至大祸。因此，曾国藩作出了裁湘留淮的决定，将李鸿章推向了以后政治舞台的前沿。官场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李鸿章是自己的门生，有他在，不愁自己会遭人暗算。曾国藩的谋划可谓老矣，李鸿章也果然不负其重望，迅速崛起，成为朝廷颇为依靠的一位汉族官员。
曾国藩认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依靠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在曾氏家族鼎盛时期，他曾感慨地说：近世似此者曾有几家？近世似弟者曾有几人？然而他还是时常以自己的学识，阅历来规劝家人，要他们不忘祖宗之本，勤俭持家，极盛之后应倍加小心。他说：“待贫者，亦如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
《周易》中也讲道：平安的时候不要忘记危险，昌盛的时候不要忘记灭亡。如果能做到此，那么自己的身家性命就能长久保全，社稷也就不会沦为他人之手了。就是说天下是全天下人的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政者一定懂得兴衰更迭的道理，在兴盛时不要忘记灭亡的危险。历史上的隋朝由兴至亡仅仅两代人，可谓真是人满天必概之。
隋文帝杨坚是一个很开明有道的皇帝，他取代北周建立了隋朝，国家得到发展，百姓安居乐业，一片繁荣景象。然而他却废除长子，立他最疼爱的小儿子杨广为太子。在他死后，杨广继位，昏庸无道，搜刮百姓，贪图享受，残害忠良，穷兵黩武，惹得天怒人怨，四海反叛，终将大好江山丢失，自己落个身首两处的下场。
因此，封建统治者才感慨：“创业难，守业更难”这在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孔子曾说过：“荣华富贵是流动不息的，如果贫富是固定不变的，那么王公贵族还有什么可怕的呢？”平民百姓如何会积极奋争呢？所以，无论我们目前处于何种境地，既不要沾沾自喜，也不要灰心丧气，努力地奋斗才是一个人的基本，才是人生的乐趣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