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我的照片写作
一九七三年春天，在我生日的那一天，他给我献上了生日礼物——《桅顶》第一卷。我很高兴地收下了。
他爱唱《浏阳河》的歌。我也爱唱这首歌。
有一次我哼着这首歌，推开他的西厢房的门，我正听见他大声唱着这首歌。我们俩的歌声竟汇成了一起，一高一低，一起一伏。
我倒没当一回事，他却发挥起他的想象力，他说：你知道吗，这首歌唱的是浏阳河，也唱的是咱们俩。我纳闷，说：唱我们什么了？
他说，浏阳河，正是“刘杨合”，刘绍棠与杨广芹如两条河流一样必将汇合在一起。
然后他又说，我在运河滩上放牛的时候，发现经常有一些合抱一起的杨树与柳树，我们就是运河边上合在一起的树，彼此不能分开。他说，有时我一个人在河滩上放牛，感到孤独，就看一眼合抱树，当做精神上的安慰。
运河滩上的这种合抱树，确实有很多。运河滩上有很多天生的树林子，大都长一些柳树。老话说，杨柳不分家。一片林子没有杨树，柳树就不能成材，只能长成矮小的柳条子，只能编柳条筐用，只有间种着杨树，柳树才能成材。我们运河岸上栽种柳树，都是间种杨树。柳树也叫杨柳木，说是杨树拽着它长成的。老话都说，要想成长，只能是杨柳不分家。
春天时，我们村的男劳动力全集中起来，学大寨，搞突击，修儒小沟渠道。这是儒林村通向小辛庄的工程，简称儒小沟，这条渠道当然通水，就是现在运河人家度假村的地方。当时他在工地上，中午，没人送饭，我给父亲弟弟送饭，别的劳力都在吃自家送来的饭，只有他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我向他一招手，叫他一起来吃饭。他也就过来一起吃了，吃完了歇息，他就指着身后的杨柳树说，我们就像这样的杨柳树，是不能分开的。
我怕他继续说下去，说得激动起来，嗓门大起来，让别人听见了，就说，吃饱了就多干活，别磨蹭嘴皮了。我挑着篮筐就回家了。
每年春天，生产队里的活比较多。记得那年也是在五十亩河湾，五十亩河湾就在运河边上，也是运河水冲刷出来的，后来在平地外围了一道坝，种上稻子玉米，算是运河上的好地。我们在五十亩河湾干活，锄草，刨地，刘绍棠就在运河岸边的树林子里放牛，他知道我们干活的位置，跟着不远不近地在林子里走。他说，他只要在岸上能看到我心就安定了。我却老跟他开玩笑说他在边上监视我。这可是真的，每次我们生产队里的姑娘小伙子一起大声说笑，打打闹闹，他肯定会很注意地看我，如果有人和我一起打闹，到我们见面的时候，他就会讽刺挖苦我，并批评我。所以我在田里干活尽量不去搭理别人，可是别人还是要搭理我呀，毕竟我们都是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正是爱笑爱闹的年纪。别人拽我的长辫子，尽量不发出叫声，我很紧张地躲，一边不由自主地往运河岸树林里看。别人也能看出名堂来，开玩笑说，我们这儿有块磁铁石，我们到哪儿，刘绍棠就被吸到哪儿了。看，运河滩上的那块铁又看过来了。
他也不会随时看我们劳作，大多数情况下，他让他的牛们自由自在地吃着青草，他躺在草地上或者靠在杨柳上发着呆。刘绍棠爱看书，有的时候，他也会带上书，一边走一边看，或者带上纸和笔，随手写下几段话。这些在运河滩边上记在小纸片上的小段落、小句子，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很多便利。
多数情况下他放的是临产的母牛，母牛要生产了，河畔边多遛遛，生产的时候顺利一些。母牛遛弯，想象一下这个场景还挺有趣的吧。大伙儿要是看不见刘绍棠的人，就会拿眼往杨柳地里寻他，说刘绍棠怎么不见了呢。他们都是善意的，不是要给刘绍棠扣帽子，而是习惯了有这么一个说笑解闷的对象。于是他们开始小声嘀咕，然后瞥我一眼，或者他们跟我说笑，也总先瞥他一眼。这一眼，是有很多含意在里头，是有很多话的，好像说了他，就是说了我；说了我，就是说了他，我们是彼此的。
春天，活多，事也多。要挖渠道，要育秧，还要去公社开会。我还要去公社广播站播音。以前我是村里的广播员，播音很简单，只要把好人好事、先进典型说一下。因为当时的宣传口号是：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当时来开会的人很多。有一个农村青年叫金万顺，他偷偷塞给我一包东西，是他写的一捆小说稿，说让我帮他带给刘绍棠老师帮忙修改指正。我看他的表情，心里还是有许多惊疑的。看他口口声声叫刘老师，很崇拜很尊敬，我的心里又增加了许多自豪。金万顺，家庭背景跟我一样又红又专，很喜欢写作。他看了刘绍棠的小说，称他为大师。他知道我是儒林村人，就托我做个信使捎到儒林村，让刘老师指点一下。金万顺的小说题目叫做《工地上的一瞥》，写的是乡村劳动工地的事。刘绍棠说他写得还可以，但是用词不当，文采稍差一些，他动手改了改，并在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刘绍棠很认真地给他提了很多意见，很多肯定，很多鼓励。当老师的最感到高兴的是桃李满天下，那么同样的道理，一位作家，自己的作品让许多人喜欢，并能够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热爱文学的青年也同样是件高兴的事。我听刘绍棠说这个金万顺还真能写出一些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信使就没白当。
接下的整个春天，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挺好的，我照常上工，他又开始着手写《桅顶》第二卷。如常，他还是一边写作，一边给我写信，我老出外工，我们俩就没法经常见面。他心里老不安定，我只好经常请假来看他。我一回来，他就高兴，我到他的小屋里，他就手舞足蹈地跟我说《桅顶》的创作，说他的构思。他说看到我就有了激情，有了力量，就能写很多字，我要说去工地，他马上就魂不守舍。
完秋之后，他从北京回来，我到王庄挖河回来，我们见了面，我就说你别像小孩子一样，你别天天给我写信，你用这点时间写小说吧，要不多累啊，我也没时间读你的信，我总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看着你写小说吧。我要上工，我还要带领青年团员起带头作用。于是我说，要不这样吧，你也甭看不到心里就不安宁，心发慌了，我给你一张照片，你要是心发慌了，想我了，你就看看我的照片，只当是我在你的身边，陪着你。他就答应了。
等我再次从王庄工地回来的时候，再到“猎户老常家”的小屋，他把我的照片挂在炕头墙上了。他回城里办事的时候，到延安照相馆把照相放大了，说，这样不就可以一边看着我，一边写作，就当是为我写作，与我说话。看着我，当我随时陪伴在他的身边，就像拥抱着我的肩头，低低地跟我诉说衷肠。他写完一段，就像我们平时探讨一样，对着我的照片给我念一段小说，想象我听着他的小说进入梦乡，就像天鹅湖里的睡莲一样的睡熟了。他在信里这样告诉我，我笑他像一个小女人。他写《桅顶》的时候，都是看着照片写的。看照片写小说，但还是坚持给我写信。刚开始挂照片，比较小心的，只在他写小说时，挂在他睡觉的土炕的上方，抬头时刚好面对面。白天就摘下，收起来。
不批他上不了大学
六月份，村里推荐我报考大学。刘绍棠知道后真是高兴坏了。当时的高考程序是这样的：先自己报名，再全村推荐，然后政审，公社通过，参加考试就好了。那时考试并不是真正的考试，只是走走形式，主要是政审。我就报了名，心里是满怀期待。刘绍棠也很高兴，夸我有上进心，并说我肯定有一个美好的前景，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嘛。但是这个时候，有人打我的小报告，说我身为村团支部书记，不以身作则，不带领青年团员向先进靠拢，最致命的是与右派分子关系密切。每次我们团干部开会，那是在郎府公社，现在叫做西集镇了，有人旁敲侧击地说，某位同志，被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思想腐蚀了还不知道，还千方百计保护反动分子，不批斗他，不搞典型，工作不积极不出色！
那一次，我们生产队里的人正在割麦子，刘绍棠身材高大，但从小就是公子哥儿的生活，没有好好地锻炼，干活怎能比得上？同村的青年，几个小伙子与他并排割麦子，别人都边说话边干活，他不抬头，不歇气，但是活干得却是够呛！地上的麦茬留得长长的，手上的麦秆短短的，码得参差不齐。一起干活的时候，他不怎么跟人说话，大伙儿却同他开玩笑。看他割得辛苦，就不声不响在麦地的另一头，帮他把一垄地给割穿了，一起拉着他去瓜地吃瓜。那时瓜是生产队的，大伙儿干活累了，渴了，就差人到瓜田运瓜，或者干脆就到瓜田去吃。有人看瓜，他小说里写的看瓜老头季聋子就有原型。这个老人是个传奇的人，他一辈子结过四次婚，两个离婚的，一个生病死的，最后一个死在他后头。现实中季聋爷的儿子还是他的好朋友，比他大二十几岁。刘绍棠小时候特别顽皮特别爱听故事，季聋爷给他瓜吃，给他讲故事，讲的是《杨家将》和《三国演义》。季聋爷因为自己是个聋子，所以说话声音特别响。关于季聋爷最好笑的笑话就是：怎么好几年，没听见有雷响？年时不正呀！你看他聋得有多厉害，连打雷都听不见了。别人都不敢听他如响雷一样的说书，只有刘绍棠每天去，所以他对刘绍棠很好。我听他讲故事，觉得以前儒林村怎么这么好玩，让他给我多讲讲。
刘绍棠告诉我说，儒林村现在的故事也很好玩，只是我们要用心观察，就会发现生活中的亮点。作家就是善于发现亮点与讲故事的人。我们慢慢地回忆我小时候的故事，还真是很有趣的。他就让我平时用心发现与观察，积累素材，多写多练，提高自己的文学素养。我记得他说我有提取素材的能力。我说的是我大爷，我大爷是个精明能算计的人，他的眼睛又大又圆，一有事儿，就习惯性地转起双眼来，我们都说他的眼睛两只大车轱辘似的，后来他还真的把我大爷写进小说《花天锦地》里。他听了觉得好，还有很多小说的人物与素材，都是在这样的谈笑中产生的。我当时还说了一句笑话，我说，我在生产队干一天活，回家还得给你砍几大捆柳条子，给你编筐用。
他参加劳动的时候，没人跟他较真，反倒经常帮他几锄头，多割几把麦子。帮他的人说，咱们村难得出一个全国有名的大作家，现在落难了，咱不帮他谁帮他？当然也有人不爱搭理他。
还有一次，秋天，生产队到五十亩河湾去掰玉米棒子。那几天刚下过雨，五十亩河湾的地方，本来就是运河坝边围出的一个低洼。运河水满，湾里的水就深了，他和我们一起掰玉米棒子，手忙脚乱的，玉米秆就把他的近视眼镜给挂到水里去了，他像一个盲人一样在水里摸眼镜，摸半天都摸不回来，眼镜好像小鱼儿一样游走了，这样他什么活也干不了啦！只能站在地边看玉米。好不容易大伙儿帮他摸到了眼镜，他就被安排到打谷场去赶小鸡，他是个男劳力，挣的是十分的活，却被安排到六分的活去，享受清闲。乡亲有时把他当做女劳力，还给他记十分的工分，但是派的活，却是轻松的。简单一点，让这个大作家少吃点苦。
当年他大乱还乡，心情沉重地走在村道上，沉重的行李，沉重的心情，使他走不动道。这时一个小伙子，骑自行车刚好经过，二话没说，驮上他的行李，带他回了家。
村里有一位老交通员，一个老贫农，合作社的第一任社长，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当时他正在坝下放驴，一看刘绍棠的样子，就安慰他：爷儿们，咱们别只看三指远，早晚国家有想起咱爷儿们的时候。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位给了他很多鼓励的老人，在当年冬天，因病去世。刘绍棠满怀敬意地参加了老人的葬礼，后来还把老社长写进小说《含羞草》里去，纪念他，怀念他。后来我听说，刘绍棠在一九七九年春天平反回北京时经过老社长的墓地，专门下车去告诉了地下的老人。我没有看到，但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就是这样一个感恩戴德的人。
这些事情都是刘绍棠平时跟我说的，他也经常跟我讲他小时候的趣闻轶事，我算是又多知道了点儒林村的历史。
但是政治形势却没有给他松绑。干活是干活，思想改造还是要摆端正，要抓得紧。一次，公社的老周找我谈话，老周慢条斯理地说，听说刘绍棠借你禁书看？腐蚀拉拢你？你这个团支部书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心里咯噔跳了一下，但还是表现得很理直气壮。我说，老周，我知道你说的是谁，我是向刘绍棠借书看，但不是禁书，是《红楼梦》，毛主席有批示，《红楼梦》是好书，是一部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阶层的斗争史。里面有几十条的人命。阶级斗争很激烈，用阶级斗争的目光来看，它就是一本好书。
当时宣传队在，他们说：刘绍棠用毛主席的书当幌子，看鲁迅的书。鲁迅的书，是反动的书，是封、资、修的代表，他的书要批。我回答：《毛主席语录》里说鲁迅先生是中国文化革命主将，是“三个伟大”，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他们说：“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是江青同志，鲁迅虽然是个老革命，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民主派。刘绍棠看他的书，就是冬天的大葱皮干心不死！坚持反动世界观，用学鲁迅冲击学毛著。我说，我不知道大葱皮干不干，但是我只相信毛主席的伟大思想。这一段也是刘绍棠教我说的，要不我可没有这样的文采。你说好笑不好笑，我用管制对象的话反倒来批判公社的人。刘绍棠教我说的话，现在回忆起来，我都觉得他完全是出自内心的。他把鲁迅先生的思想当做指导他前进方向的动力。公社没有话说了。
其实我知道打我小报告的人，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玩伴，我们曾一起在村广播站播音，我当时经常跟刘绍棠借书看，她曾问我：你看的什么书？我说《鲁迅全集》。她又问，跟谁拿的？我说是跟刘绍棠借的。她是个很要强的人，我们一起工作一起劳动的时候，她都不愿落后于我。这年我报名考大学，她已经订婚了，条件受到了限制，心里不平衡，于是把我借书的事提出来，想让我也上不成大学。她的名字就不用说了，我不记恨她。
她不服气我能参加考试，又去公社告我的密，指出我另一条不合规矩的思想，说我身为团支部书记，思想不积极，说刘绍棠是全国批判的对象，回村这么多年，从来没有遭到批判，他阻碍了其他青年的进步，你身为团支部书记，你把青年引导到什么地方去了？
公社又有人找我谈话，说：难道你不想、不喜欢上大学，喜欢当泥腿子？我说：喜欢，做梦都想。公社的人说：那你带个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很简单的事，他又不是你家亲戚，你犹豫什么！我说：那也不能乱斗乱批，我都不知道他犯什么错，做什么事情要有目标，起码得有理由吧！公社的人有些恼火，说：我是为你好，你怎么就长个榆木脑袋，机会难得，你看着办吧！我说先好好想想。但是这“想想”两个字，显然是个托词，我怎么可以斗我心爱的人呢？公社的人很明白，说：那好，你的事今年就先放一放，领导考察考察，明年再说。这等于是我宣布弃权吧！若问我心里难受不难受，难受肯定是有的，但也不是特别的痛苦。我总觉得还有机会。
而其他在七三年报名的几个青年，全都接到了通知书，上了大学，现在都在北京城里工作，听说都过得挺好的。
对我喋喋不休的警告
我垂头丧气地回到儒林村，刘绍棠看我神情不对，猜到了几分，问我：公社没通过？我点点头，轻描淡写地跟刘绍棠说起报考大学的过程，只说有人打小报告，没说要批斗他的事。刘绍棠坐在炕上发了一会怔，然后就站起来问我是谁打的小报告，他要找人理论去，他叉着手，在屋子里气得团团转。我跟他说了告密人的名字，他愣住了，是他本家的一个姑娘。他眉头皱得紧紧地说：没想到她是这样一个小人。历史上总有这么一些小人，成为我们前进的绊脚石！说着，就要出门找她理论去。我拉住了他，我说：你现在是什么身份，没有权利也没有资格去说她。他说：我何尝不是希望每一个青年都有很好的前途，但是客观条件限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用这种方法就不地道了！刘绍棠停住了脚步，他叹了口气轻声对我说：那等明年再报名吧，反正你的年龄还不大，明年我一定想办法让你读上大学。那一个下午，我们就这么坐在小屋子里，一言不发，坐了很久。
八月份，我的姐姐住回了娘家。姐姐与姐夫结婚两年，已经有了一个两岁的儿子，可是夫妻感情不和，天天吵架，姐姐就跑回了娘家。我姐姐一回来，我们村子里的人就开始讨论起来，有的说我姐，有的说我姐夫。后来我姐姐把两岁的孩子往我家一扔，拍腿走人。到了年底也没回来，我只好替她带孩子。刘绍棠在一九七九年小说《碧桃》中写的就是那段时间发生在我身上的事。至于小说里写的娃娃夜里吃未婚女青年的“咂咂（指乳房）”，那是我们村的社员当我的面大伙儿猜测起哄的笑话。当时我同伴们也嫁得差不多了，家里天天有媒人上门。我要带我姐的孩子，跟他一起的时间就少了，他觉得我在疏远他，对我有些不放心。只要听到有人上我家的消息，刘绍棠就有些紧张。他怕我因为小人作梗，没有顺利进入大学，受到打击，心灰意冷，小农思想抬头，就常常写信警告我。这年我姐跑回娘家，刘绍棠趁机又拿我姐姐的事来教育我，说这就是小农思想的后果。说我姐姐比我大不了几岁，花样年华，不想着上进，没有目标与追求，年纪轻轻就嫁人了。甚至对我冷嘲热讽，见了面，第一句话就讽刺我：花对花，眼对眼，今天有没有一见钟情去了？天天给我写信，告诫我，让我有上进的精神。
对他的这种话，我已经听习惯了。我心里苦笑，我倒是有上进心，但是上进的道路我怎么开拓！
他对我一紧张，写作就又拖下来了。我特别希望他能按照计划来完成创作，所以就明确地告诉他，给他吃一颗定心丸。我说：我不会嫁人，我也不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他一听，马上高兴得像个小孩子似地跳起来。
于是，他投入到《桅顶》卷二的创作中，无比的热情，无比的亢奋。我们见面的时间更少。有一个半月，他几乎日夜进行《桅顶》卷二的写作，常常工作到黎明三四点钟才睡。
我也经常去看，但我只是悄悄地过去，给他烧一壶水，给他的煤炉换一个煤饼，扇扇火，把水灌在暖瓶里，给他的水杯里添点水。就是这些小琐事，举手之劳而已，没帮多大的忙。
然后他像一个闭关修炼的大侠一样，在一天中午出关了。他找到了我，告诉我《桅顶》卷二终于出来了。他同时给我一封信，信中表达了他的心情，他的欢畅，他的喜悦，以及他对我的感谢。他说：《桅顶》大约有四十万字。现在已经有二十多万了，再十几万，写完卷三，这部长篇小说的初稿，就算完成了。多年来，我一直不能把一部小说写完，往往虎头蛇尾，半途而废。如今，这部长篇小说已经胜利在望，我是无比欢畅的。
他很深情地看着我：今天我一是休息一下，调整一下我的身体，一是特地来表示感激，因为你是我写作这部小说的协力者，我写这部小说的推动力，在写作过程中虽然遇到不少困难，但是只要想到有你为我鼓劲，便无坚不摧，攻无不克了。今年我完成了创作上的计划，接下来的我最大的愿望是期望社会能够给你提供发展和深造的机会，那么我就实现了心愿，然后我们结合在一起，然后我当你的精神向导，牵引你跨过一个又一个思想和知识高度。因为只有我最最懂得你的价值，珍爱你的美好。
他眉飞色舞地说着，我默默地看着，没有插话。在这样的情况，最好是做他的听众，分享他的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