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喜欢读书，也喜欢写作。大家都夸他知识渊博，见解不凡，如果不记录下来留存后世实在是可惜，他也就写得更加起劲了。
凉州的知识修养高的人才格外多，沮渠牧犍因为特别喜欢文学，给知识分子营造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他们在这里得到尊重，享有自由，他们互相招引，结果聚集到这里来的人士就越来越多。拓跋焘消灭北凉之后，虽然认为再多的儒学人物也救不了一个国家，像北凉这样，但是管理好一个国家还是需要这号人物的，这一点他这么多年来早就认定了，于是他高高兴兴的接受了所有这些人，统统以礼相待，给他们官做。他让知识分子中最让自己信任的崔浩总体管理编写历史书的事情，让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与这些事情的管理和历史书的编写。崔浩又特意提出请求，把北凉归顺过来的大人才阴仲逵、段承根也吸收进来，共同编写魏国的历史书。拓跋焘同意了，把他们也都任命为著作郎。
崔浩对天文学很感兴趣，当然他更多的是对天人感应学说感兴趣。他把各家各派的历书收集到一起，进行对比、分析研究，他考核并且订正了从汉朝以来的日食月食情况，还有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的运行轨迹，这个活儿可是细致活儿。在做这件事的同时他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把以前各家各派历书中的毛病一一挑出来，加以批评。然后，他又另外编写了一部《魏历》，他认为这部历书应该中看，很中看，他就拿给了高允去看，高允也就看了，看完了他竟然给崔浩提出了意见，这当然是崔浩让他看的用意，同时也是现在的崔浩平常碰不到的情况。高允告诉崔浩说，书中关于汉高祖元年五大行星聚会的具体记录恐怕存在毛病，这是从前那些历书上的一个小谬误，如今既然是进行系统的批评指正，却没有发现这个纰漏，恐怕以后免不了受到后人的批评。
崔浩没有听懂，他追问详情，高允结合天文现象的规律进行分析，指出金星和水星背着太阳运行这一点应该不准确，可能是写历史的史官在记录时光想着让事件显得神秘，顾不上去认真考究了。
崔浩听了仍然不懂，他疑惑的问，老天爷想让天象怎么运行它不就会怎么运行嘛，这有什么不可以呢？
崔浩对天象的认识跟高允有区别，崔浩认为那是被神操纵的，高允认为那是有客观规律的，高允没有再作争辩，他说，这不是光凭空嘴说空话，可以再考察研究一下。
当时在场所有的人都感到奇怪，听不懂也不相信，但是太子的老师、东宫少傅游雅还是对高允表示了支持，他说，高先生精通天文历法，不会随便说的。后来崔浩经过了长时间观察之后，终于发现高允说得对，他向高允表示感谢，大家也都对高允这方面的素养表示佩服。
但是这个高允有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地方，他虽然精通天文历法，但是他从来不给人推算未来，也从来不主动给人批讲天人感应方面的东西。因此这么多年来只有游雅知道他有这一手，游雅虽然知道，但是他从高允那里也没有能够得到这方面更多的东西，他曾经问过高允几次，天象异常了，会有什么灾祸发生呢？高允从来不给他正面回答，每次都告诫他，阴阳灾异，天人感应，想知道很难，知道了又害怕泄露天机，受到天罚，还不如不知道的好。世界上可学的好东西多了，把那些钻研好就足够了，何必非要钻这个牛角尖呢？游雅听了几次之后，好好想一想，觉得说得对，以后就再也不谈论这个了。
那么高允喜欢谈论什么呢？他很务实。拓跋焘曾经问他，管理国家，哪一条应该放在第一位？高允回答说，我从小出身贫贱，只知道农业重要，如果国家能够想办法扩大农田面积，多多储存一些粮食，公家和个人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那就不怕遇到荒年了。拓跋焘一听，就下令让有关部门推进这个工作，然后他就发现魏国的土地管理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很多适合种庄稼的良田都被朝廷划成禁地，不让百姓耕种，他随即下令让解除禁令，于是大量的良田得到了有效利用。其实高允在提建议的时候，本来就是冲着魏国的这个积弊提的。
高允的父亲当年曾经做过丞相参军，高允小时候父亲就死了，他说自己从小贫贱，这也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但是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学有所成了，崔浩的父亲崔宏见到他，就感叹说，这孩子将来一定能够成为一个时代领袖群伦的人物，可惜我老了，或许看不到了。他的祖父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高泰，他祖父死的时候，高允才十来岁，他回到老家奔丧，把家里的财产都让给了两个弟弟，自己出家做了和尚，取名“法净”，这段时间并不长，后来他又还俗了。他从小到大喜欢学习，曾经背着书箱千里求学。他先是因为博学多才被郡中征召去做了功曹，四十多岁时被拓跋焘的舅舅杜超请了去，任命为从事中郎，当时杜超派他和别的官员分头到各州去处理积压的案件，结果其他人全都因为贪赃枉法被治罪，只有高允一个人因为清正廉洁又办事公正而受到了表彰。后来杜超的幕府解散了，高允回到家乡，讲学授徒，跟着他学习的弟子们达到了一千多人。然后他和其他一群人才就都被大魏朝廷征召做官了。
公元440年，太子拓跋晃生下了他的第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继承了皇位的拓跋濬，拓跋焘当然非常高兴，他下令进行大赦，并且把年号改成了“太平真君”，这个年号的来历跟那个道士寇谦之献上的那本书有关，那本书是神写的，上面的文字清清楚楚的写着：辅佐北方太平真君。
这对于寇谦之是个莫大的鼓励，看来有崔浩给他支持，他在北方是站稳脚跟了，有崔浩给他指点，他是找着让皇帝亲近道教的方法了。既然如今魏国已经统一了北方，那就意味着道教也将要成为整个北方的信仰了。他趁热打铁，向拓跋焘提出建议，既然皇帝是太平真君下凡来管理天下，并且采用了静轮天宫的大法，这可是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过的大事，应该正式举行一个庄严隆重的仪式，皇上亲自登台接受符书，让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陛下是真命天子。拓跋焘听了感到有道理，这些年来魏国发展挺顺的，北方已经统一了，南方也会统一的，还有谁敢不认为自己就是天底下唯一的真命天子呢？确实应该宣传宣传，强调强调。
于是，公元442年，拓跋焘就热烈隆重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活动，这就给他的后代继承人又开了一个先例，他们都得遵守。按照寇谦之的设计，这年正月初七，拓跋焘坐着专门用来从事道教活动的专车，在寇谦之指定的吉祥时辰，来到了道教的神坛，举行了受符仪式。典礼搞得很气派，从此成为魏国后代皇帝的一项不可或缺的仪式，新皇帝即位时都要搞，来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还有皇家传统的一贯性。
寇谦之又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让皇帝建造一座静轮天宫，这个宫殿必须很高很高，多高呢？他也说不清楚，反正人在上面不能听见一点点人间的鸡鸣狗叫的声音，这样才叫作“静”，彻底保证了这种“静”，才可以有机会跟天神们对接，天神们才有可能愿意来。这个主意让拓跋焘犹豫不决，他虽然很愿意宣传自己的伟大，可是他隐隐约约的觉得事情似乎有些蹊跷，有些不对，同时他也知道这件事一定很费钱。他还没有想明白呢，有人就来给他做思想工作来了，这是崔浩，他没有等皇帝征求意见，就急切的来贡献意见了，他认为皇帝当然必须做这件事，而且要不折不扣的去做。有时候听从某个人的话也会变成一种惯性，拓跋焘中断了自己的思考，放下来自己的怀疑，下令让工程开始。
结果是，耗费了数以万计的人力物力财力，到底有没有能够建成，不知道是寇谦之的设计有问题，还是召集来的能工巧匠们本事不济，反正拖的时间越来越长，成了一个半拉子工程。
反对的人多了，不过大家都不说话，尤其是在皇帝面前不说，可是他们背后肯定少不了议论，最后太子拓跋晃向他父亲提意见来了，他说出的道理很有听头：天上和人间完全不同，天高地低是各自的定分，人不能接近天也是必然的天理，我们浪费国库钱财，把百姓累得要死，做这种没有任何好处的事情，有什么用！如果一定要按照寇谦之说的做，那就把它建在东山上吧，用万仞高山来当基座，这样相对容易些。拓跋焘不听，他还没有养成听儿子意见的习惯，他心里就没打算听，他觉得那个智谋出众的人的意见应该更靠谱些，他觉得那个老道士的用心更对自己脾胃些，他认为不能把这件已经做了半截的事情扔到那儿，那会让自己落个大笑话，会让自己真命天子的神话不攻自破。但是，他同时也对提出这个不可行的建议的人和那个煽风点火的人感到恼火。
当然，这个天宫最终有没有建成，到寇谦之死的时候也没能建成。八十三岁的寇谦之死了两年之后，这个建了十八年的烂尾楼被拓跋焘下令拆除。那一年也是崔浩的死期。
现在先轮到李顺死了。拓跋焘让他这个尚书给文武群臣评定等级，然后作为朝廷分封爵位的依据，李顺早已经养成了贪污受贿的习惯，改不了了，金银珠宝送到了面前，不要白不要，要了是白要，白要谁不要，无官不贪，谁也别说谁，拿人手短，那就给他优惠一下吧，只要皇帝不知道。可是有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找皇帝投诉了，他是凉州人徐桀，他告发李顺办事违反公平公正原则，欺君罔上，误国殃民。拓跋焘大怒，他想起了关于北凉的陈年旧账，那笔账该算了，连本带利清了吧！当时拓跋焘盛怒之下，在场的人都不敢说话，只有崔浩还敢发言，他提醒皇上当年李顺犯下的欺君之罪，罪不可赦。这真是火上浇油，那件事一直是拓跋焘的一块心病，他亲近信任的大臣对他进行当面欺骗，对脸儿说瞎话，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李顺就接受命令自杀了，这叫作“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