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有三位开宗立派的大思想家。他们分别是道家创始人老聃，儒家创始人孔丘，以及墨家创始人墨翟。秦汉以后，儒道与佛家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墨家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但在春秋战国数百年间，墨家是无可争议的显学，墨家弟子遍布各国，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
墨家是诸子百家中组织最严密的学派，也是最贴近下层劳动人民的学派。墨家不仅提倡兼爱非攻，身体力行地帮助弱国抵抗强国入侵，还巧思善工，对战国科技进步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所以，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中，墨学一直被统治者当成异端学说，也被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所排斥。尽管如此，墨家依然给古代中国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到了近代，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刺激了学者们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遗产。他们一面批判走向僵化的儒学，一面对尘封已久的墨学进行发掘。从梁启超、章太炎到胡适，都非常重视墨学研究。胡适在早期的学术活动中，将墨家思想视为一个重点研究对象。他还曾就墨学问题与章太炎等人展开过争鸣。他在“整理国故”时发现，墨学与西方科技、逻辑学存在某种“有机联系”，有其他学派所缺乏的特殊价值。故而，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花了很大篇幅来阐述墨家和墨学。
壹
胡适为何与章太炎争论墨学？
《中国哲学史大纲》是胡适在学术圈里的成名作。他曾在该书中坦言道，自己的不少观点受到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启发。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关于墨家学说的研究是胡适颇引以为傲的地方。他在年轻时还曾与学界前辈章太炎围绕墨学研究展开了一场论战。
在先秦时代，儒墨并称显学，有着不输给任何学派的社会影响力。但秦汉一统之后，墨家学派组织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中，而墨家学说也被宿敌儒家打成异端邪说，《墨子》一书甚至只能借助《道藏》来传承文本。到了列强入侵的晚清时代，墨学才再度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
诸子百家各有所长，但在近代学者眼里，墨家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最接近西方科学思想的学派。章太炎曾在其著作《国故论衡》中分析墨子学说。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墨学研究的领军人物。受学术圈风气的影响，年轻的胡适自然也将墨家思想作为一个重点研究对象。由于他的治学方法借用了很多西方学术工具，因此与章太炎等老派国学研究者产生了不小的学术分歧。
胡适与章太炎最大的分歧，就是怎样研究《墨子》这部唯一流传下来的墨家经典。
1923年，醉心于墨学的章士钊发表了一篇《墨学谈》。他在文中对比了当时各家墨学研究者的成果，认为章太炎堪称墨学界的泰斗。而章太炎也因此给章士钊回了封信。这封信正是胡章论战的导火线。
章太炎在信中指出：胡适研究《墨子》的主要问题时，没有弄清诸子书与经学研究之间的差异。
清朝编纂《四库全书》是按经、史、子、集四大门类收录古代典籍的。其中“经”指的是儒家经典，而“子”指的是先秦诸子百家。在先秦时代，儒家虽也被称为“显学”，却仅为诸子之一。以汉武帝接受大儒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起点，儒家一步一步成为了封建王朝的官方学说，而诸子思想沦为边缘学问，再无真正意义上的学派传人。故而章太炎认为，研究儒家经学和研究诸子学说是不同的。
胡适对章太炎的观点不以为然，但也给章士钊写了一封信。胡适与章太炎等人同样以“整理国故”为己任。不同的是，他认为自己采用的是崭新的“科学方法”，而其他人用的仍是传统方法。胡适在信中指出，研究经学与子学的方法都应当运用校勘学与训诂学，而没有必要区分开来。他还特意强调，这原本是清朝朴学的优良传统。
须知，当时学术圈公认章太炎老爷子是清朝朴学的领军人物。胡适着意强调这点，实为暗讽对方背离了清朝朴学的“科学方法”。
久经沧桑的章太炎看出了胡适的暗讽。他很快又给章士钊发了一封信。章太炎说，校勘和训诂只是研究古书的最初路径，深入研究时须得熟悉各种经典的体例。例如，先秦诸子典籍，都是为了宣扬治家主张所写。因此，研究者应当格外注意诸子书中的义理内容。儒家经学典籍则不同，注重陈列历史典故，而不太注重谈论道理，故而需要以实证考据之法研究。
至于胡适谈到的清朝朴学有“科学方法”的传统，章太炎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清朝朴学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不注意分析诸子百家学说的义理。朴学虽长于考据，却更多是从校勘、训诂的角度来研究典籍文本，而不去深究百家学说的思想内涵。章太炎认为这是清朝朴学的主要缺陷，而自诩继承朴学传统的胡适，恰恰连其糟粕之处也照单全收。
虽然胡适再度致信章士钊进行辩论，但章太炎没有继续追究这个问题。因此，两人的论战告一段落。在此次学术争鸣中，初出茅庐的青年学者胡适没能一举成名，章太炎的墨学研究成果依然对学术圈影响极大。
在胡章论战中，两人并未直接谈及对墨学的认识。事后，胡适也认为章太炎的墨学成果对自己启发颇多。两人真正的分歧依然在于如何研究墨学，即方法论层面的冲突。
胡适认为，古代经典大多缺乏条理和脉络，只有用“科学方法”串联起来，才能整理出有价值的内容。
因此，胡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始终坚持用“科学方法”来解读古典文献与传统思想。作为新派学者，胡适在学术圈里赢得了不少同辈学者与青年学生的支持。而章太炎等老派学者是他们眼中的落伍人物。所以，章太炎对胡适提出批评时，胡适坚持与之辩论到底，以表明“科学方法”的先进性与正确性。
除了在学术圈树立名望的考虑外，更重要的原因是胡适本人对墨学十分青睐。墨学在胡适早期的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其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关于墨家思想的内容，占据了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中国古代哲学史》的墨学研究内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展深化。除此之外，他还撰写了多篇有关墨家思想的论文。直到后来，胡适的关注重心才完全转向了儒佛等学派。
其实，胡适对墨学的青睐，早在到美国留学之前就产生了。这与梁启超宣扬墨学有很大关系。
学贯中西的大儒梁启超不仅参与过儒学的改良，还对诸子百家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墨家在先秦时以兼爱非攻、注重实用、巧思善工闻名于诸侯，故而引起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众多学者关注。当时西方逻辑学传入中国，梁启超将其与墨家学说进行比较，发现墨学在诸子中与西方的科学和逻辑学相同点最多。此后，他时常在媒体发表关于墨学的研究心得。
胡适曾坦言道：“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
当然，这并非唯一的原因。胡适研究墨学最根本的动力是“整理国故”——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的目标。清朝乾嘉大儒是纯粹为治学而整理古籍。胡适的“整理国故”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目的——促进“中国的文艺复兴”。
胡适在《口述自传》中说：“中国的文艺复兴有四重目的：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今日迫切的问题；二，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的学理；三，整理国故（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有系统地整理）；四，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这个“再造文明”其实是重建一种新文化体系。胡适认为，要实现这个目标，既不能一味依赖外来文化，也不可能是传统文化的复活。在他看来，应当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找到能与西方思想体系产生有机联系的成分，以此为基础来重建新的科学与哲学。
由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打倒孔家店”，所以胡适试图寻找一种不同于儒家的传统学说作为挣脱儒学枷锁的利器。墨家不仅曾在先秦时代与儒家并称显学，并且包含了许多科学与逻辑学内容，与西方思想体系存在“有机联系”。故而，墨学自然成为胡适关注的焦点。
贰
胡适是怎样研究墨学的？
在与章太炎的论战中，胡适反复强调自己是用“科学方法”研究墨家学派。那么，他是如何开展墨学研究的呢？
胡适说：“欲知一家学说传授沿革的次序，不可不先考订这一家学说产生和发达的时代。如今讲墨子的学说，当先知墨子生于何时。”也就是说，在了解墨家学说之前，不能不先弄清墨家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学派开山祖师墨子的情况。因此，无论哪个学者都是以考订墨子其人其书为墨学研究的起点。崇尚实证主义的胡适自然也不例外。
在此之前，毕沅、汪中、孙诒让等清代学者都对墨子及墨家经典《墨子》做过细致的考据。其中，以孙诒让的考证成果影响最广。但胡适认为，孙诒让的考证存在两个误区。
首先，孙诒让的考证是以《墨子》中的《亲士》《鲁问》《非乐上》等篇章为依据，胡适认为，这三篇是后人添加或篡改的，并非墨子时的原始资料。
其次，胡适认为，墨子不可能活到吴起去世那年。因为那个时候墨家“巨子”（即学派首领）已经不是墨子。
先甄别出可信的史料，再通过各种史料的对照来推导出结论。这是胡适将清代学者的考据学与西方史学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所形成的新研究方法。从历史的意义上看，他的方法的确比孙诒让等人更有科学性。故而，后来钱穆、侯外庐等学者研究墨子事迹时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并且得出的结论也接近胡适的观点。
经过系统考订后，胡适创造性地采用社会科学方法将《墨子》的篇章划分为五类。他是历史首个对《墨子》系统分类的学者。通过对比思想内容，胡适将墨家划分为前期墨家与后期墨家两个阶段。其中，前期墨家被他称作“宗教的墨学”，后期墨家则是“科学的墨学”。
在胡适看来，“宗教的墨学”是以“应用主义”的哲学方法为根本的。他说：“墨翟发现了应用主义的方法之后，便把它贯穿于自己的全部学说中，使它成为自己的学说的基础。”所谓“应用主义”，指的是墨家处处要求把握事物的用处。胡适认为，墨家的“应用主义”思想体系与自己推崇的实验主义哲学存在不少相同点。故而，他一度尝试将墨家的哲学方法纳入实验主义体系中，从而完成中国传统哲学的“近代化”改造。
通常而言，研究者把墨家学说的治国主张放在主要位置。胡适却恰恰相反，他认为“哲学方法”才是墨学的核心，至于墨家的兼爱、非攻等十大主张，只不过是其应用主义哲学方法的延伸，是墨学的枝叶。这个价值取向在当时所有研究墨学的知名学者中可谓独树一帜。
胡适之所以将前期墨家称作“宗教的墨学”，是因为他将墨家定义为以“天志”为宗旨的“墨教”。
《墨子·天志上》曰：“我有天志，譬若轮人之有规，匠人之有矩。轮匠执其规矩以度天下之方圆，曰中者是也，不中者非也。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其于仁义，则大相远也。何以知之？曰：我得天下之明法度以度之。”
这段话的大意是：在墨家眼中，“天志”如同工匠使用的规矩，是天下人应当遵守的最高是非准则。墨者应当向列国诸侯士民宣扬“天志”，以此为治理社会的法度。
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说法，墨家学说的核心是“兼爱”，其他九大主张都是对“兼爱”精神的具体落实。而胡适却认为，“天志”才是墨学的根本，“兼爱非攻”论是“天志”的延伸，敬重鬼神（明鬼）则是对“天志”的补充。胡适指出：“墨子的宗教，以’天志‘为起点，以’尚同‘为终局。”
对于很多学者来说，墨子既信仰“天志”，又鼓吹“非命”论，这是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在胡适看来，两者并不矛盾。他论证道：“墨子以为天志欲人兼爱，不欲人相害，又以为鬼神能赏善罚暴，所以他说能顺天之志，能中鬼之利，便可得福；不能如此，便可得祸。祸福全靠个人自己的行为，全是各人的自由意志招来的，并不由命定。”
根据胡适的解读，墨子认为“天志”本身代表着“兼爱”精神，而鬼神通过赏善罚恶来执行“天志”，所以顺应“天志”的精神就可以避祸就福，反之则会招致惩罚。因此与其说是命中注定祸福，不如说祸福是每个人自己招来的。
以上是“宗教的墨学”的特点。而后期墨学逐渐抛弃了“天志”这一宗教观念，演变为胡适口中的“科学的墨学”。这是他运用西方知识论与逻辑学研究墨家所得出的结论。接受西方学术训练的胡适，是第一个勾勒出墨家知识论体系的中国学者。在此之前，唯有章太炎对墨家的知识论稍有研究，但他没有系统地描述墨家知识论体系。由此可见，正是因为胡适在研究墨学时融合了传统的清代考据学与西方学术工具，才使得其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并折射出中西文化交融的时代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