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看，胡适研究墨学的方法体现出了以下几大特征：
其一，以西方实用主义哲学为理论工具，用西方哲学作为墨学的参照系。
实用主义也称实验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其主要理念是将知识视为人们适应环境的工具，将“有用”看作是衡量“真理”的主要标准。胡适的导师杜威就是实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原先的实用主义理论基础上，提出了“经验自然主义”与“工具主义”，将实用主义原则推广到了社会生活各方面。这种哲学极其重视功效与方法论。
胡适留美归国后，致力于宣传实用主义哲学（他采用的是“实验主义”的叫法）。简单地说，胡适常说的“科学方法”，指的是像做科学实验一样重视证据。其要义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正是在实验主义的指导下，胡适才能摆脱清儒研究墨学的局限，站在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来认识墨家思想。他通过严谨的考证来甄别史料的真伪，给出了一个可信度较高的墨子生平。而他对《墨子》诸篇的分组，也大多被后来的学者所认可。这是实验主义研究法的主要贡献。与此同时，这种指导思想也存在局限性。胡适并没真正揭示墨学与先秦思想潮流之间的关系，还将前期墨家误认为是一种信仰“天志”的宗教。
此外，胡适以西方哲学为参考系，既是治学方法的创新，也造成了其研究成果存在片面、牵强之处。
其二，胡适非常注重从墨学中提取哲学方法。
胡适试图找出墨家在历史上的逻辑演变情况，再将其纳入整个古典哲学的发展逻辑当中。例如，他将“应用主义”哲学视为前期墨学的“主干”，将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具体治国主张看作是“枝叶”。对于后期墨学，胡适始终围绕着“知识论”与“逻辑学”两大内容来阐述，而很少讲解后期墨学的具体理念。由此可见，胡适是以哲学方法论为研究中心的。
对此，胡适曾解释道：“我这几年做的讲学文章，范围好像很杂乱——从《墨子·小取篇》到《红楼梦》，——目的却很简单。我的唯一目的是注重学问的思想方法。故这些文章，无论是讲实验主义，是考证小说，是研究一个字的文法，却都可以说是方法论的文章。”
其三，运用系统的方法与发展的眼光研究墨学。
胡适认为，某个思想学说总有一个系统可寻，只要抓住了来龙去脉就可以把握该学说的整体情况。因此，他把墨家看成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思想体系，分为前期“宗教的墨学”与后期“科学的墨学”两个阶段。对于墨学的本质性转变，胡适认为，这是由于战国后期的自然科学与“名学”思辨兴盛的缘故。
此外，胡适在研究墨学时，十分注意考察其与其他诸子学派之间的联系。他说：“古代哲学的方法论，莫如墨家的完密，墨子的应用主义和三表法，已是极为重要的方法论。后来的墨者论’辩‘的各法，比墨子更为精密，更为完全。从这以后，无论哪一派的哲学，都受这种方法论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胡适研究墨学的方法一方面吸收了清儒的传统校勘、训诂法，另一方面则借用近代西方实验主义哲学。他的研究方法改革标志着学术界对墨学的研究走向了近代化。这是墨家研究领域的一座里程碑。
叁
墨家的哲学方法为何被胡适推崇？
在近代学者中，胡适是最注重方法论的人之一。他曾多次表示，中国科学后来之所以远远落后于西方，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有效的“哲学方法”。胡适指出：“在近代中国哲学的这两个伟大时期中（指宋朝和明朝），都没有对科学的发展做出任何贡献。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足以说明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哲学方法的性质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个认识贯穿了他所有的学术研究活动。
但不同于宣传西方思想学说的同期学者，胡适的研究重心是“整理国故”。通过“科学方法”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找出能与西方文明建立有机联系的部分，然后在此基础上构建新时代的中国科学与哲学（即所谓“再造文明”），这就是他的宏伟目标。而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墨家学说最契合胡适的要求。故而，胡适在早年致力于发掘墨学的“哲学方法”。
胡适研究墨学时，往往会与儒学进行对比。儒墨两家皆发端于春秋时代，孔子与墨子是先秦诸子中的泰山北斗。墨家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儒家针锋相对。两者的根本分歧在于“哲学方法”不同。用胡适的话说，儒墨两个学派有着迥异的“逻辑”。
胡适曾撰文指出：“叶公子高问政于仲尼，曰：’善为政者若之何？‘仲尼对曰：’善为政者，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墨子闻之曰：’叶公子高未得其问也，仲尼亦未得其所以对也。叶公子高岂不知善为政者之远者近之而旧者新之哉？问所以为之若之何也……‘这就是儒墨的大区别，孔子所说的是一种理想的目的，墨子所要的是一个’所以为之若之何‘的进行方法。孔子说的是一个’什么‘，墨子说的是一个’怎样‘，这是一个大分别。”
在胡适看来，孔子并没说具体的治国良策，而是抛出了一个理想的执政境界；墨子则认为孔子应该回答“怎么做”，而不是扯无关主题的内容。
儒家与墨家的“逻辑”差异，揭示了两者在“哲学方法”上的本质区别。儒家喜欢向世人提出一个高远的理想标准，但极少讲述达到目标的办法。就算提对策时，也依然是以阐发道理为主，而很少罗列做事的具体步骤与所需的资源。
胡适认为，这种哲学方式塑造了儒家爱讨论“动机”的思维特征。他以孟子的“存心”举例时说：“存心是行为的动机。《大学》说的诚意，也是动机。儒家只注意行为的动机，不注意行为的效果。推到了极端，便成董仲舒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只说这事应该如此做，不问为什么应该如此做。”
如此一来，儒家人士往往擅长坐而论道，却远离社会民生。民谚：百无一用是书生，就是老百姓用来讽刺那些务虚不务实的儒者的。
按照传统说法，墨子原本是儒家弟子。后因不认同儒家的观念，而自创了一个新学派——墨家。墨家的主张几乎处处与儒家针锋相对。儒家鼓吹厚葬，墨家就宣扬节葬；儒家鼓吹礼乐，墨家就倡导“非乐”；儒家说“爱有等差”，墨家偏说“兼爱”。胡适认为，墨子处处反儒家之道而行之，正是由于“哲学方法”的差异。
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指出：“墨子的方法，恰与此相反。墨子处处要问一个’为什么‘……墨子以为无论何种事物、制度、学说、观念，都有一个’为什么‘。换言之，事事物物都有一个用处。知道那事物的用处，方才可以知道他的是非善恶。为什么呢？因为事事物物即是为应用的，若不能应用，便失了那事那物的原意了，便应该改良了。”
由此可知，墨家的哲学方法是以经世致用为根本出发点的。先是了解万事万物的成因与性质，然后再利用其性质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服务。故而胡适认为，这是一种与西方科学存在“有机联系”的思想，并称之为墨子的“应用主义”。
儒家的哲学方法之所以不关心实际问题，与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是分不开的。比如梁惠王问孟子能给自己的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时，孟夫子却说梁惠王不应该谈论利益。按照孟子的观点，只要人人能恪守仁义道德，一切社会矛盾都会迎刃而解。而那些张口就讨论利益的人，将道德与利益本末倒置了。显然，这种观点是造成儒家重空谈轻实用的重要原因。
墨家则不同，提倡义利兼顾，甚至将两者合为一体。在这个理念指导下，墨家致力于研究和推广科技，改善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胡适推崇实用主义哲学，对墨子的观点深感认同。
他曾赞叹道：“这话说得何等痛快？大凡天下人没有不会说几句仁义道德的话的，正如瞎子虽不曾见过白黑，也会说白黑的界说。须是到了实际上应用的时候，才知道口头的界说是没有用的。高谈仁义道德的人，也是如此。甚至有许多道学先生一味高谈王霸义利之辨，却实在不能认得韭菜和麦的分别。有时分别义利，辨人毫芒，及事到临头，不是随波逐流，便是手足无措。所以墨子说单知道几个好听的名词，或几句虚空的界说，算不得真’知识‘。真’知识‘在于能把这些观念来应用。”
在胡适看来，墨子的哲学方法与后世明朝大儒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许多共同点。
王阳明鉴于程朱理学“知行分离”的误区，提出了“知行合一”说。他呼吁人们放弃空谈儒家义理，积极参与社会实践。这与墨子追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经世致用精神是一致的。但两者依然存在本质区别——王阳明的“知”指的是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墨子追求的“知”是自然与社会知识，这里面包含了胡适最推崇的科学主义精神。
墨子的哲学方法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三表法”。所谓“三表法”指的是墨子判断是非利害的三个标准：
其一，“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从历史中寻找前代的经验教训。
其二，“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根据基层百姓的反馈意见来考察事实。
其三，“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即将某种主张作为政策推行，观察其是否能为国家与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
在胡适看来，墨子的“三表法”一方面包含着科学实证精神，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不少流弊。例如，他指出：“这一条（第三表）的最大的流弊在于把’用‘字、’利‘字解得太狭了，往往有许多事的用处或在几百年后，始可看出；或者虽用在现在，他的真用处不在表面上，却在骨子里。譬如墨子非乐，说音乐无用。为什么呢？因为（一）费钱财，（二）不能救百姓的贫苦，（三）不能保护国家，（四）使人变成奢侈的习惯……墨子生来是一个苦行救世的宗教家，性有所偏，想不到音乐的功用上去，这便是他的非乐论的流弊了。”
其实，墨子的“非乐”论针对的是当时贵族礼乐给普通百姓造成的沉重负担。但就实而论，墨子矫枉过正，过于追求“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殊不知，许多事物的生效周期很长或者起到的是间接作用。如果不加甄别一味排斥“无用”之物，反而可能殃及许多有重大意义的东西。
但相比之下，胡适更重视的是墨家哲学方法的“科学精神”。他认为，“（第二表）这种注重耳目的经验，便是科学的根本”，又说“墨子的第一表和第三表是同样的意思，第三表说的是现在和将来的实际应用，第一表说的是过去的实际应用。过去的经验阅历，都可为我们做一面镜子”。
总而言之，清末以来众多学者对墨家思想的高度评价，对胡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他看来，墨家的哲学方法与西方科学精神有许多相通之处，是现实价值极大的传统文化遗产，对“再造文明”有难以估量的重要意义。
肆
墨子为什么要弃儒创墨？
墨家与儒家势同水火，但又渊源很深。因为墨家创始人墨子曾经是勤奋好学的儒门弟子。
墨子本名墨翟，宋国人（一说是鲁国人，胡适从此说），其事迹在史书中记载很少，主要见于《墨子》一书。关于墨子的活动时期众说纷纭，司马迁认为墨子与孔子是同时期的人。清朝学者毕沅则认为墨子是六国时人，活到了东周末年。两种说法的时间相差两百年，而据胡适的考证，“墨子大概生在周敬王二十年与三十年之间，死在周威烈王元年与十年之间。墨子生时约当孔子50岁至60岁之间。到吴起死时，墨子已死了差不多40年了”。
《淮南要略》说：“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
这段话的大意是：墨子曾经在鲁国接受儒家教育，研习孔子的学说。他认为，儒家的礼仪繁琐而令人不愉悦，厚葬习俗太浪费财物且导致人民贫困，儒学对生产生活的危害很大。
胡适曾经指出，儒家自从孔子去世后滑入了一个发展瓶颈。孔门弟子都不能传承孔子思想的大端，只是在丧葬礼仪等细微末节上下功夫。胡适列举了《礼记》和《仪礼》中的不少案例来证明此点。他还说：“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
由此可知，墨子叛出儒家的根本原因是不赞同儒家的治国理念。因而，他要自己开创一门更加切中时弊的新学问——墨家学说。
在胡适看来，墨子对儒家思想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四端”。
据《墨子·公孟》记载，墨子对儒家学者程子说：“儒之道足以丧天下者四政焉：儒以天为不明，以鬼为不神，天鬼不说。此足以丧天下。又厚葬久丧，重为棺椁，多为衣衾，送死若徙，三年哭泣，扶然后起，杖然后行，耳无闻，目无见。此足以丧天下。又弦歌鼓舞，习为声乐。此足以丧天下。又以命为有，贫富，寿夭，治乱，安危，有极矣，不可损益也。为上者行之，必不听治矣；为下者行之，必不从事矣。此足以丧天下。”
这段话的大意是：儒家之道有四种弊端足以导致天下丧亡。其一，儒者认为上天和鬼神不能明辨是非，惹得上天与鬼神不悦。其二，儒家鼓吹厚葬久丧，棺椁做好几层，陪葬的衣服被子很多，把送葬弄得像搬家一样，服丧者哭泣三年，别人扶着才能起身，依靠拐杖来行走，耳不闻外事，目不见外物。其三，儒者喜欢弦歌、击鼓、舞蹈，经常操办声乐之事。其四，儒家主张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不可增减变化。
墨子认为，假如统治者实行儒家之道，必定不能励精图治；下层百姓实行儒家之道，必定不会安心从事生产。所以，儒家学说的流行会导致天下丧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