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都可以强调理性，无非是前者认为用理性可以唤醒世人，在道德与教育的推动下奔向自由，制度之类则是理性和自由的桎梏；保守主义则强调制度的力量，认为真正的理性通过制度来防止个人肆意妄为而造成社会混乱和不公，而真正有理性的个人也必然是克制、理智的（引人注目的是，这种曾经阵营分明的立场随着历史的进程而日渐含混，甚至有互换的倾向）。同时，无政府主义者同自由主义者一样强调真正的理性社会是个人完全自由的社会，而极权主义则同保守主义一样坚持理性社会必然是反对无政府式的非理性冲动的。此外，还有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和其他许多主义既不完全赞同也不完全反对上述立场。但他们的基本点都是一个： 理性才是人类脱困的惟一法宝。
这一切还只是在政治学领域。在此领域之外，还有哲学中的唯理论者，伦理学中的理性主义者，科学中的理性主义者；而且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号称理性或实际上主张理性方法的绝不只是这些以理性为名号的观点。比如自然科学的全部成果和思路都无法离开理性。这一切必然使人产生困惑：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理性？
我们不能断言对理性最早提出怀疑的浪漫主义者是不是由此对理性产生困惑的。但浪漫主义者之所以被视为理性的怀疑和反对者，更多地是因为理性对“诗意”的破坏（爱因·兰德提及在登月飞行之前，有人认为登月成功会破坏月亮在人类心目中的“诗意的浪漫魅力”，这一观点便是浪漫主义活生生的当代写照），就他们对人类命运及救赎的思路而言，同任何理性主义者并无二致。真正从理性的春秋战国之中悟道而对整个理性的至高地位提出怀疑的，是卡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波德莱尔、尼采、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诸人。
尤其是尼采对“狄奥尼索斯精神”的推崇和详尽阐发，使他那种因为把狄奥尼索斯上升为形而上学而表露出来的骄傲之情毫无做作之感。但是，在理性依然被人视为至高无上的年代，这些先知要么被人视为“疯子”、“狂人”，要么被视为因心理承受过多种打击而有些失常的可怜人；最多不过是一些怪杰或鬼才，而不是提出真理的思想家。理性的地位虽然因他们而略有褪色，“非理性”的思路也由此而滥觞，然而他们的观念中毕竟带有过多的情绪化、艺术化倾向，而且历史的进程也还不足以让人们看出他们的观念中所包含的巨大预示性。因而，“非理性”和“反理性”观念并没因他们而光大，反而更加让人侧目，持有这种观念者则被视为历史的落伍者。
然而，弗洛伊德终究出现了，他有关人类意识中非理性、潜意识的全部理论对理性至上观念的打击有如他所揭示的“俄狄浦斯情结”对个人经验的震撼一样强烈。尤其重要的是，这一理论本身竟是力求向科学靠拢的心理学的组成部分，而且由弗洛伊德的后继者们扬弃一番之后俨然成了诊治人类心灵的医疗手段；使得非理性不再是“疯子”的特征，而成了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人性；而对非理性的观照和强调也不再是落伍者的呓语，而是成了最为新潮的学问，即关注“非理性”成了理性的行为，而在这一理性之下又埋藏着非理性。
如果说弗洛伊德用理性之外的非理性因素动摇了理性地位的话，身为理性人物的马克斯·韦伯则第一个开始从理性自身之中看到它的深重缺陷。众所周知，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乃至洛克那里，理性一直具有“终极原因”或“第一原理”的地位。但是至康德处，“纯粹理性”已经只具有认识论的意义，“第一原理”的地位荡然无存。（爱因·兰德曾语焉不详地称康德为历史上第一个“嬉皮士”，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康德瓦解了理性作为“终极原因”的地位。）这似乎可以被视为理性原则的一次大退却，因为它使理性从终极原因往认识原则上靠拢，犹如上帝从天上来到凡间。然而，韦伯在此基础上又迈进了一大步，他甚至对理性作为普遍的认识原则也表示了怀疑，当然，他的这种怀疑是基于对历史的观察，他指出：
“在以上所有情况中所涉及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关于西方文化特有的理性主义的问题。现在，诸多截然不同的东西皆可借助这一术语来加以理解，下面的讨论将会反复地表明这一点。譬如，神秘的观照从其他生活范围来看是一种特别非理性的心态，然而在我们这里却有理性化的神秘观照，正如有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此外，所有这些领域均可按照安全不同的终极价值和目的来加以理性化。因而，从某一观点来看是理性的东西，换一种观点来看完全有可能是非理性的。因而，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上来说明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
在这里，韦伯不仅使理性化（或“合理性”）和理性变成了一种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之中的社会化规范，而且明确提出了理性本身的相对性。似乎正是为了解决这一恼人的相对性问题，韦伯对理性作了“价值理性”、“目的理性”的区分，将“传统型”行为和“情感型”行为排除在了理性之外。然而，韦伯也意识到了“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之间，这两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行为之间的种种相对性。以最常为人道的所谓“奇里斯玛权威”为例，许多被视为传统型的“奇里斯玛”型领袖是经由理性化的法律制度（比如选举）而产生的；而一些理性化的权威或支配形式的最后权威来源，则并不是理性或理性化本身，而是来自“奇里斯玛”型权威，比如由全民投票选出的总统便是如此，内阁式行政也是由科层式支配形式和奇里斯玛支配形式共同组成的。也就是说，所谓“理性”行为的本身或者其前提并不一定是理性的，完全可能是非理性的。由此，韦伯不仅为理性由“价值理性”向“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的演变倍感失落，而且对理性的人类的前景都持悲观态度。
而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似乎印证了韦伯的悲观看法。人类经历的空前灾难使战前志得意满的实证主义者惭愧不已，也使得人们再一次对理性与非理性之争有了切肤之痛。实证主义对理性的坚实信心和对非理性浪潮的轻视此时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更重要的是，人们为了吸取教训，开始追寻非理性何以产生。正是在这种追寻过程中，理性又一次被反复拷打。因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善辩之士们发现：“理性决不只是在理性赤裸裸表现出来的那个阶段，而是从一开始就不仅在思路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有自我毁灭的趋势……反犹太主义的‘非理性主义’是从占统治地位的理性本身，以及与理性观念相应的世界中推论出来的。”这也就是卢卡奇所谓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必然相对性，即任何一个理性形式体系都要碰到非理性的界限或限制的绝对必然性”。实际上也就是理性本身就有非理性的一面，或福柯所谓的“理性的非理性性”。
也就是在西方思想家们对理性猛烈开火的同时，以理性和科学为基石的近现代化浪潮正在逐渐席卷全球。战后民族解放浪潮虽然是被压迫民族抗拒和驱逐西方列强的过程，同时却也是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理性观念普及和扩大影响的过程。而反过来，随着文化人类学的兴起和发展，随着西方学者对西方以外的文化模式的发现和正视，人类学相对主义和文化模式相对主义一时蔚为风潮，理性观念如同欧洲中心论的历史观念一样受到怀疑。因为事实证明，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理性观念在其他文化模式之中不具备普遍的文化规范或认识规范意义，更谈不上作为终极原因。这从另一个角度为对理性的怀疑提供了另一类证据。
而对理性观念予以致命打击的无疑是来自一直在为科学找寻理性根基的科学哲学领域。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阐明了“范式”在科学发展史中的独特作用，尽管这一概念受到难以计数的攻击，但撇开它的具体含义和有关争议不谈，它所开创的全新思路实际上更深刻地瓦解了理性观念的根基。拉卡托斯视库恩的理论为“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提出了他的理论进步、经验进步和启发法进步之标准，自认为为科学理论提供了客观标准，然而拉卡托斯所要证明的无非是一个理论比另一个理论更好的“客观根据”，而无法指出科学合理性的最终根据，可以说，拉卡托斯无非是将库恩的“规范”动态化了而已。而到了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认识论”处，科学哲学终于从实证主义的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连科学的合理性和客观性都被瓦解，曾经威风八面的理性观念简直已经四面楚歌了。等到福柯、德里达诸人以更新的花样猛击理性时，它实际上已经到了骨蚀形销的边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