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蔚为壮观的阿波罗坠落历程自然发生在社会生活中，在西方学术中产生的理性瓦解历程固然已令人瞠目结舌，但于多数人的生活而言（包括多数知识分子），这种蕴藏于思想深层之中的瓦解历程必须映现于现实生活才会使他们在感同身受之后惊醒。毫无疑问，在战后乃至六七十年代，最能将社会生活历程中理性瓦解感受予以清楚表达的是存在主义思潮。然而，如果从理性瓦解的学术历程而言，存在主义所昭示的无非是一种生活态度上的反动；反过来，于多数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现实生活而言，它又显得过于模糊而学术化。因此，有人称存在主义者为“暧昧的非理性主义者”，此说不会大错。
尤为重要的是，存在主义并不能完全概括理性式微之后的生存状态，其消极的选择实际上是既不抗争又不找乐的自我闭锁之路，因此，它注定只能是一时时髦。但是，由存在主义所揭示和表达的个人在理性化时代中的压抑和“恶心”感却远远没有过时，比如由理性所支撑的“组织化”和“科技暴政”对人的全面控制倾向以及个人对它的反感与抗争（就是爱因·兰德揭示的宇宙飞船与摇滚舞台之争）便仍具深刻含义。这类主题比关于理性的全部理论论争都更能让一般人理解到理性的压制功能，从而为投奔狄奥尼索斯开辟了无穷的可能性。马尔库塞一开始反对、最终却不得不同意韦伯对理性化严重后果的分析，其原因也在于此。
理性式微在社会生活领域给予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影响无疑同“诸神退位”之后人类心灵所受到的打击极为类似，理性的没落过程实际上是理性日益世俗化的过程。如同在宗教的世俗化过程中一样，在理性的世俗化过程中，知识分子本来也是先锋，随后而来的痛苦在呼风唤雨的先驱者们那里并不存在。但理性世俗化的过程同样也是其作为神话被“解除符咒”的过程，这种神话感的消失，必然导致人们的无助感。对习惯于终极定向的知识分子而言，这种感觉尤其突出。
理性式微同样会造成社会确定感和权威的消解。因为在上帝退位之后无论是个人的确定感还是社会的权威，其最终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建立在韦伯所谓“各领域的理性化”基础上的，由于理性没落，便必然会使确定感和权威受到连累。
在此基础上，知识分子向来引以为荣的自信心连带着受到沉重打击，知识分子神圣使命的“合法性”同样也受到怀疑。社会生活各领域理性化的过程及随后所发生的理性式微的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自觉、情愿或不自觉、被迫的从“俗”的过程。知识分子对在以往生活中把握极大的人生意义、理想、价值观念、角色神圣感等无一再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心。
尤其重要的是，理性式微使得那种视怀疑社会制度者为精神病态的观念不再作为主流存在（这种观念我们曾在“革命（一）”中提及）。在理性一统天下之时，对社会的批判如同对理性的批判一样往往被视为病态行为，尤其因为社会批判与对理性的批判相比，批判者的个人生活遭遇往往容易被作为背景考虑；因此，自命为“理性的代言人”者往往手执此一杀手锏，指责社会批判者将社会作为个人不幸的发泄对象，是非理性的冲动，是一种应当加以克服、治疗和压抑的执迷不悟。但是，这一判决方式的最终凭据已经消失殆尽。因此，连熊彼特这样的人也开始认为“相信政治批判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不幸（指最为明显的政治和经济不幸）并可以通过辩解而消除，乃是一种错误观点。政治批判不可能通过理性争辩而有效地反驳。即使对“文化现代主义”非理性的冲动颇为不满的丹尼尔·贝尔也开始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在多重性的分裂之下，既不再是理性有机体，也无法再用此一观念予以概括。
从某种意义上说，连贝尔为美国社会开出的药方也并不是理性的。虽然他提出的向“某种宗教观念的回归”正是对狄奥尼索斯式的“渎神”的反动并力图向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回归，但所谓“公众家庭”一说，无论如何不再是完全“理性”的抉择。但相对而言，贝尔提供的出路与激进的“革命”青年和“迷幻”与“噪声”摇滚比起来，总算是理性成分更多的做法。“革命”青年（尤其在“革命”后期）在汹涌激情中表现的非理性成分我们已经作过论述，而真正彻底地背离阿波罗而成为“狄奥尼索斯帮”（贝尔语）的，正是以毒品和“噪声”为号召的嬉皮士和旧金山“迷幻摇滚”歌手们。在他们看来，彻底地同现存社会决裂的方式并不是通过“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社会，因为这一“革命”在其开头就已经失败，而且在此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同样会是换汤不换药。因此，重要的是“当下革命”，即马上建立起一个不注重理性、而注重内在的经验和感受的新社会。
因此，应当提高官能的感受性和享受性，以感性手段当下超越（而非改造）外在环境。用官能感受超越理性束缚最重要的力量不是理性分析或暴力革命，而是感官美学力量和爱的力量。事实上，这也是被命名为“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浪潮对理性式微的曲折反映。因此，麦卡特尼要用毒品来开发大脑潜能，埃里克·克莱普顿强调毒品可以使心灵获得自由，连一些“革命”青年也认为可以先用LSD来杀死心灵中的“猪”（“白豹党”人语，用来指各种束缚）而后才投身“革命”；而噪声和大量电子媒介的运用也无非是为了延伸或刺激感官，以达到“超越”现实和理性的目的。如果放眼看望，我们还会看到与“革命”同时或从“革命”中分化、发展而出的“性解放”、骂人言词、愤怒的讽刺歌词、放荡的色情作品乃至大红大绿的服装、化妆和越来越富于刺激性的饮食习惯。这些都是非理性或反理性大潮下的不同形式的产物。因此，摇滚终究难逃毒品与“噪声”这一劫并不以歌手及其批评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是有着深重的时代意义。
也许人们会列举出诸如越南战争这类外在因素对美国青年成为“狄奥尼索斯帮”的作用，以说明非理性崛起并不具备如此巨大的影响，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观点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即使是越战这类外在因素也是处在“阿波罗”式微的时代大潮之下的。譬如，对美国政府所代表的权威的质疑和不信任、不合作、不妥协，本身就是理性、法制、民主观念所支撑的权威土崩瓦解的见证；对越战质疑的过程，同时也是对美国一系列共识（按霍夫斯塔特的说法，由于美国向来缺乏有意的意识形态，这种共识对国家尤为重要）质疑的过程，而这些共识的基础正是以“理性思考”为基础的；同时，在越战中日渐突出的道德问题更是使传统的、理性的伦理观念显得苍白无力，从而加剧了它的没落……这一切所促成的是使摇滚乐手更加公开地谈论毒品，却不是毒品问题本身的深层根源。因此，反毒品摇滚的人士们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功夫不可谓不深，但却收效甚微。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只从具体的经济、政治等原因着眼，忽略了时代背后的思想浪潮。
而更加令人深思的是，在毒品、“噪声”的背后，还埋藏着歌手们深以为然（也同样为那时代的青年们认同）的一种思路： 毒品和“噪声”才是认识世界真正面目的必由之路，是创造力之路，只有通过它们造就的极致感受才能达到与世界的合一（同理性主义相比，这种说法其实同样存在着一个悖论： 既然同理性相违背之路即非理性的狄奥尼索斯之路，才是认识世界真相之路，才是更为“自然”之路，则从本质上说，它是无需毒品及“噪声”的催化的）。比照理性主义先驱们对理性的执着，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以毒品、“噪声”摇滚为表现形式之一的嬉皮文化无疑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化中的新生力量，它所代表的和平、爱、崇尚自然等趋向已经融化在了绿党政治、环境保护运动等当代文化力量之中。但是，这一“狄奥尼索斯帮”真的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
曾几何时，我们也看到，随着嬉皮文化时代的结束，紧随时代节拍的摇滚也不再以毒品为时髦，而是以反毒品为己任；所谓“噪声”也不再以“响”为荣，而是日渐被更为适度、和谐的音响设备所取代。尤为重要的是，即使在狄奥尼索斯称雄的年代中，我们也看到了理性仍在作顽强的抗争。
不出我们所料，现时代对理性的重新强调大都以批判理性作为前提，因为视未经批判的理性为理所当然本身便是非理性行为，或者如理性的批判者们所说，是以非理性选择作为理性的前提（这也是本书在许多章节中都与“理性”相抵牾的理由）。这使得他们与从前的理性拥戴者迥然有别。但是，这种立场同相对主义毕竟又划清了界限。因此，这一类理性的皈依者往往首先是最猛烈的理性批判者，但他们却始终守住了最终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