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没有这个必要。有些问题一时说不清，领导也未必能听得进去。我在北大工作的是非曲直，要靠实践来检验，靠历史来检验，将来总会有那么一天……”
在那些揪心、焦灼、煎熬的日子里，宋超总算读懂了“望眼欲穿”“望穿秋水”这一类古典词语。她开始等他的时候，未名湖湖畔还是一池碧绿，成群成对的鸭子自由自在地戏水；湖畔的树叶还是深绿。不知不觉间，绿色的树叶黄了，红了，一片一片地凋零了，飘落了；湖面上也结了薄冰以至厚冰，尖厉的寒风中雪花开始飞扬了；早已装箱的棉衣不得不拿出来，给孩子们穿上。常言道“岁月无痕”，而宋超的岁月却是痕迹斑斑的。在未名湖畔凛冽的寒风中，她不由回想起与江隆基一起走过的将近二十年的岁月——
1940年皖南事变后，她由老家安国县小学教员的岗位被保送到华北联大学习，来到晋察冀根据地平山县的校本部，当时的华北联大已有四千人的规模，她被分配到教育学院。学校没有固定的校舍与教室，没有正规的桌椅板凳，课堂就设在打麦场、山坡、河滩、村落中。老师支起小黑板，站着讲课；学员席地而坐，垫着背包或膝盖做笔记。很快地，她就认识了教务长江隆基。他给学员讲世界革命史课程，还经常作形势报告。他的讲课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没有华丽的辞藻，观点明确，说理透彻，联系实际，逻辑性强，由浅入深，通俗易懂。她还在《晋察冀日报》看到过几篇他写的文章，感到他是一位知识渊博、见多识广的好首长、好教员。1941年日本鬼子集中十万兵力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大扫荡，学校更为分散，转战各地反扫荡，战斗的空隙才能学习。生活极度困难，经常露宿野外，用野菜、野果充饥。她经受了艰苦的战斗生活考验，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想找个人说说自己的高兴，但这段时间她没见过十分敬仰的那位首长和老师，这才意识到，他成了她的一份牵挂，一个思念。1943年初，宋超从华北联大毕业，分配到抗大二附中教导处工作。报到时才得知，附中校长正是自己牵挂在心的江隆基。这样，师生关系就成了同事关系，上下级关系。紧接着，就是附中一千五百名学生的战略大转移，他也成了大队人马的“502号首长”。在长达三千里的艰苦行军中，他们朝夕相见。每晚宿营后他都要来女生队，了解当天的行军情况，看看有没有病号。他的一匹战马几乎成了女生队的专用，驮着背不动的行李和病号。翻越黄草梁时在风雪交加中急行军一天一夜，冻死了一个叫王新耀的孩子，“502号首长”痛苦又激昂的讲话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到达甘肃合水抗大七分校后，有一段相对空闲的休整时间，俩人有机会单独相处，他主动约她打扑克，而且坐对家。闲谈玩笑间所流露的也有了情感的成分，宋超已是二十七八的成年女性，能够体察到他的微言大义。一天打完扑克，她应约进了他的办公室，看了他写在笔记本上的一首诗——
我发现了一颗明星，
她高踞皎洁的夜空。
她的光芒那样圣洁而高不可攀，
我追随她走了几千里路程。
从晋察冀到陕甘宁，
在陇东的高原上，
我发现她在向我移动……
看毕，她的心就突突地跳了，脸也红了，头也垂下了。
他坦诚地讲了自己两次不幸的婚姻始末。在期待着她的反应的时刻，她也坦诚地讲，为了不放弃到华北联大学习的机会，她也抛弃了一桩现成的婚姻。那个男的是北洋大学的学生，要她随他南下读书，而她要投身革命，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
一经说开，爱的火花自然而然地碰撞发光，两人紧紧搂抱在一起。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他只问她：“愿不愿意和我一起生活？”她的回答也挺简单：“愿意。”于是两人就向抗大七分校党组织提出结婚申请，当即得到批准。从合水到延安的路程完成了他们的旅行结婚，那个警卫员总是前前后后让开路，晚上也是单另找地方睡，好让一对新婚夫妇在一起。到延安后才用两人的生活费三块多钱在中央党校的柴草窑里补办了个婚礼。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当年他们的结合是在甘肃的陇东高原，风风雨雨一路走来，现在又要到甘肃的黄河之滨去干二人所钟爱的教育事业了。
从10月下旬到12月底，在长达两个多月的对江隆基名为“批评”实为“批判”的“马拉松”式鉴定会上，他作过三次较为系统的发言，交过一份书面检查。12月30日，这个鉴定书的“正式稿”才被通过，印发给江隆基一份。鉴定书认定，“一段时期内，北大党内有过****思想，而这种错误是和江隆基同志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江隆基的****保守思想主要表现在：“一、贯彻执行党委制不够坚决，对党领导教学与科学研究不够坚决；二、在依靠谁的问题上，缺乏明确的阶级观点，几年来在教学与科研上依靠老教授多，依靠群众、依靠青年新生力量则差；三、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高潮以后，反右以前，对学校主要矛盾的估计是****的。”此外，还有“个人与组织的关系不够正常”“自我批评精神差”等等。
每一条下面，都有一长串“事实”作注解，还有鉴定者所作的理论分析。
鉴定书是要他签字认可的。拖了几个月，到了这地步，江隆基更看重重新工作的机会，再拖下去没任何好处，便作出不够实事求是的让步，违心地签了字。但又附了一纸声明，在反****问题上保留了两个意见：一、对高等学校基本矛盾的分析，他坚持有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党与非党的矛盾，而没有阶级矛盾。他认为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二、关于划“****”问题，他坚持“是实事求是地有多少算多少呢，还是人为地制造一些****向上级报功呢？任何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的同志都应该采取前一种态度，而不应该采取后一种态度”。
1959年元旦的钟声刚刚响过，江隆基唯有一种心绪，就是尽快离开北大；放假前到兰大，好交接工作。他来时只身一人，没带一个干部；走时仍不想挖北大的“墙脚”，带去什么人。任职期间，曾向兰大推荐过几个北大的教师，一是北大有对口支援兰大的任务，属于工作范畴，算不上私人的拉扯；二是他们有的在北大处境不大好，愿意去。文件是组织的，上交了；书籍是借阅的，还清了；财产是北大的，留下了；多了几个纸箱木箱，宋超早已打点好了。但宋超又提出，已经拖到这时候了，快考试放寒假了，不妨让上学的孩子考完试再走。这是合情合理的，江隆基同意了。
一天，有个年轻干部突然登门造访。江隆基以为是来谈什么工作的，不打算接待，但来人进门就说：“江校长，学校叫我随你去兰大，组织上找我谈过话了。”江隆基大感意外，便招呼来人坐下。
“谁找你谈的？”
“史梦兰书记。”
“他怎么说？”
“他说，江校长来北大时没带一个人，现在要走了，咱们北大要对得起他。北大有支援兰大的任务，你就跟他去吧，办好兰大也一样是贡献。”
“你怎么说？”
“我答应了。我说我很愿意在江校长手下干工作。”
“甘肃生活比较艰苦，兰大也不比北大，困难肯定不少，你想过吗？”
“江校长，我学历史，对大西北的历史很感兴趣，有这个思想准备。”
来人名叫聂大江，二十七八岁，江隆基认识，但不熟悉，只知道他原是马列主义教研室的教师，“反右”运动后期调到数学力学系当政治干部（相当于后来的政治辅导员）。粗略的印象是这个年轻人踏实稳重，写过个什么材料，文笔好。经过交谈，才知道他解放前夕在北京四中上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作为调干生考进北大历史系的，毕业后留校任教。又问了些家中情况，得知妻子叫姚淼，在天津工作，夫妻两地分居，有个不满周岁的孩子。
江隆基想了想说：“这样吧，我们是举家搬迁，在北京没什么牵挂，说走就走。快过年了，你们全家团聚过完年再走，好不好？反正到那边也是放寒假过年。”聂大江说家里已经安排好了，父母也支持他去兰州，要他陪江校长同行。
“一起走也有好处，你回去做准备吧。”江隆基嘱咐聂大江办几件事：一、回去告诉史梦兰，不搞欢送会，不合影留念；二、走的消息不告诉马校长、汤副校长和周副校长，办公室的人知道得越少越好；三、拜托聂大江办理一下买票等事宜，聂住单身宿舍，没电话联系不方便，就让女儿小曼跑跑腿。
送走聂大江后江隆基静默思考了一会儿，感觉心中增添了暖意，压抑的心情得到了舒解，不是北大抛弃了他，北大人并没有忘记他；中国可以没有他江隆基，但中国不能没有北大。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啊，“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凡活的而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
1959年1月29日，江隆基背着一纸写满“****”的鉴定离开了北大，没有集体的欢送会，也没有挨门逐户的话别。燕南园一如既往地热闹和宁静，人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教授们——包括他让给住房的冯友兰们，经他关照破格定为教授一级的季羡林们——压根儿不知有其事；校领导们——马寅初正在挨批判，汤用彤埋头书斋著书立说，周培源倒是略知一二，但没想到是春节之前；手下的几个干部多是通过聂大江知道的，但又不便声张，只好心照不宣地自发去火车站，计有二十多人。然而送者心里明白他因何而走，走者心里明白他们因何而送，故而相对无言，举手劳劳。
被称为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北京火车站刚刚落成。江隆基留恋地看了一眼，果决地踏上车厢，随着一长声汽笛，便迎着凛冽的寒风，西去黄河之滨的兰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