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的列车越过华北平原，中原大地，一路向西，向西……
越往西，江隆基的心头越热。大西北的秦巴汉水有养育他的故土热土，大西北的黄土高坡上有他眷恋不舍的延安窑洞，大西北的几个城市都有他熟悉的战友同事；京城七年，他每每想起他们，渴望一见。现在，他就要和他们一起共事了，为大西北的高等教育事业开启新的航程了。
车到西安，蒸汽机车需要加煤上水，广播告知要停十五分钟。江隆基对这座历经周秦汉唐的历史古都有着难割难舍的情愫，人生旅途中的许多重要转折点都发生在这里：在这里完成了中学学业，从这里出发去北大求学，从这里出发去德国留学，回国后在这里任二中校长，尤其是，1938年从这里出发投奔延安，成为一名完全的革命者；1952年又从这里出发出任北大副校长，成为新中国的教育家。他和宋超带孩子们下车，在站台上遛弯，颇有怀旧的情怀，指着不远处残破的灰砖城墙给孩子们介绍说，那是明代的古城墙，一座四四方方的古城，有鼓楼和钟楼。小曼对西安有印象，说：“还有大雁塔。我们保育院离大雁塔不远。”爸爸夸奖女儿的好记性，又说大雁塔南边是秦岭，秦岭南边是巴山，大巴山深处有个叫白杨沟的地方，就是爸爸的老家，你爷爷现在还住在那里。活蹦乱跳的小召立即说：“那咱们去看爷爷，我想爷爷啦，爷爷在北京住的时间太短。”小曼说：“哪能呀！咱们要去兰州，爸爸要去兰州上班。”江隆基正想着怎么给孩子们一个可以接受的合理解释，车站响起了急促的铃声，同时有广播催促旅客上车。
列车沿渭河而上，出关中平原进入崇山峻岭，天黑了下来，西出陇关便进入甘肃境界。秦始皇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西部是陇西郡，所以甘肃简称陇。一觉醒来，列车停在一个什么站上，而且没有走的意思。看不见站牌，远处光秃秃的山梁上积着薄薄的一层白雪，天阴沉沉的，还在下着毛毛细雪，他用力掀起车窗想透透新鲜空气，不料立即有几双脏兮兮的手伸上来，用方言土语说着什么，好像是乞讨。他们身后是密密麻麻的人群，扛毛毡卷的，背光面皮袄的，挑行李担的，各色人等乱哄哄，不知所为何来。江隆基探出头想看个究竟，不料有个中年汉子扒住车窗硬往上爬，他急忙躲了回来。列车员眼疾手快，快步上来关死车窗，很有礼貌地说：“首长，请您千万不要开窗，这一带乱得很。”软卧车箱里的列车员把乘客统统叫“首长”，她们知道一般干部没资格坐。江隆基习惯性地问为什么会这么乱，列车员笑而不答，只告诉他列车晚点了，等会儿给首长送早饭。
江隆基陷入沉思。他是西北人，对甘肃的情况并不陌生，知道甘肃十年九旱，土地贫瘠，老百姓的生活相当困难，近几年的情况偶有所闻，但具体不甚了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乱象。
每到站必是长时间的停车，严重晚点。吃早饭时他问列车员今天能不能到达，回答应该能到，但说不准时间。为打发旅途的寂寞和无聊，他让列车员去硬卧车厢把聂大江叫来，聊天消磨时间。
软卧的车厢门是锁着的。列车员亲自把聂大江带到江隆基面前，做了交代。宋超问怎么不把姚淼也带来？聂大江说硬卧车厢比较乱，留下看行李。宋超说那就换换，我去和小姚坐坐。于是带上孩子，叫列车员带她去见姚淼。
坐定之后，聂大江首先感叹严重晚点，不知什么时候能到。江隆基说问过了今天能到。聂大江在硬卧车厢里听到的多一些，说晚点是因为车站上强行上车的人很多，这一带出现了庞大的逃荒人群，他们形象地叫“盲流”，就是盲目地流动。有的西去新疆，有的东去陕西，那些扛毛毡背皮袄的多是去陕西换粮食的，背大行李的多是“走西口”去新疆谋生的。他们都不买票，见火车就爬，怕轧死人火车不敢开，所以一再晚点。江隆基“哦哦”应着感叹了几声，沉吟了一会儿，认真说：“大江，我给你说过，兰大不比北大，看来比咱们估计的还严重，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聂大江点头，说他有这个准备，不怕。
也是没话找话说，江隆基回忆起往事，说他1949年8月从西安出发去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江为候补代表），路上走了整七天。聂大江惊问，怎么那么慢？江隆基说当时战争还没结束，很多地方还在打仗。第一天晚上到潼关，在车上睡了一夜；第二天清早过黄河，晋南行署派汽车来接，当天到运城，第三天到临汾，休息一天，第五天到灵石，晚上坐最坏的三等火车到榆次。担心不能按期到会，西北办事处向太原专门申请了一节头等卧铺车挂在一列货车后面，傍晚到石家庄，第七天黎明到德州，又将我们的专车挂在一列客车上，下午四点到天津，六点多到达北京。那时候就那么艰难，现在咱们两天能从北京到兰州，就算快的了。1951年我第一次去兰州大学是坐汽车从平凉那边走的，要翻越六盘山，遇上了好天气，挺顺利的，也整整两天。旧中国陇海铁路只通到宝鸡，1952年我离开西安时也只通到天水，天兰铁路通车的消息我是在北大看报纸才知道的。
聂大江是聪明人，知道江隆基对北大有深深的依恋也有切切的抱憾，有难以名状的复杂感情，所以早就想好了，尽量在江隆基面前不提北大，以免触动他的不愉快。既然是去兰州，那就说兰州，而且借助自己的历史知识，要说有趣的，能消磨时间的。他说，从旧中国的地图上看，兰州更接近亚洲腹地和中国的中心，因为那时外蒙古还没分出去，孙中山就把兰州作为中国的中心城市来规划。1912年年初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5月受袁世凯胁迫回到广州，詹天佑正在负责修粤汉铁路，以总经理的身份接待了他。其年四十六岁的孙中山踌躇满志，便宣布亲自担任中国铁路总监，并提出了他的“建国方略”，在一幅六英尺大的地图上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亲手绘制了发展中国交通的宏伟蓝图，发誓要在十年内建造十六万公里的铁路，一百六十万公里的公路。铁路和公路编织成蜘蛛网一般，就是以兰州为中心的。最长的也是最外围的一条铁路是从上海经东南沿海、两广、云南、西藏、新疆、蒙古，又南下兰州。聂大江笑着说，长达数万公里，而且要翻越云贵高原、青藏高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根本不可能实现，不过是个美好的梦想罢了。江隆基一拍脑门，说他在哪本书上也看到过。聂大江说这幅“建国方略”收录在《孙中山全集》里，这次出来前他又看了一遍。又说，当时孙中山有个顾问，是个澳洲人，名叫端纳，问他从云南到拉萨的铁路需要多少钱？谁来投资？孙中山说，谁投资给他四十年的使用权，期满后将铁路无偿还给我们。又问即使修成了又能干什么，孙中山说到世界屋脊做夏季的游玩。端纳就写文章批评他“太幻想了”，文章说“从这张地图可以看出孙中山先生狂妄极了，简直是个疯子，他完全的不切实际，对于他目前开创的事业没有最基本的了解”。端纳认为孙大帅既是实干家又是梦想家，在做着他的“强国梦”。两人为此闹得不愉快，端纳不干了。
江隆基说，现在看，端纳的这个评价倒是恰当的。
聂大江说，是啊，实际上到1949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还不到两万公里。这几年发展快一些。就说兰州吧，短短几年，已经通车新疆、青海、宁夏了，兰州成了大西北的交通枢纽。
谈到这里，江隆基的话就多了，他向聂大江介绍起兰州的情况，说兰州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突飞猛进地发展起来的工业城市，已经拥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化工厂、机器制造厂等许多国家重点企业，又是国防工业的重镇，军工企业有许多也布阵在兰州周围，国家把兰州大学确定为重点建设的大学，就是因为兰州以及甘肃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之后，二人又谈起了历史上的甘肃。当然是聂大江凭他的历史知识说得多，他谈秦始皇设立陇西郡，谈唐高宗李渊东出陇关打天下，谈清朝名将左宗棠西出阳关镇边陲，直说到陕甘分省，甘青分省，又说到刚刚分出去的宁夏回族自治区……
列车进入巍峨险峻的桑园峡，汹涌的黄河翻滚着巨大的冰凌，从车窗一闪而过。之后进入一条长长的隧道，经过一阵短暂的黑暗后豁然开朗，雪后放晴，夕阳西照，灿烂的晚霞投射在市区上空，兰州到了。
这天是1959年元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农历小年腊月二十三。
兰州大学对江隆基的到来翘首以待。
学校委派教务长陆润林带领中层干部十多人到车站迎接。
火车严重晚点，天气太冷，陆润林劝说几个年龄大的系主任回去了，只留下几个行政负责人。当时兰州火车站还没有贵宾候车室，一行人就在站台上靠墙晒暖，听陆润林讲他所了解的江隆基。他说他在北师大读书时因为参加“一二.九”运动成了流亡学生，回到陕西老家。1937年第一次见到江隆基，那时江是西安二中校长，因带领学生积极参加“西安事变”，威望很高。“他劝我投奔延安，我听他的去了，从此走上革命道路。1949年5月西安解放，我从东北调回西北军政委员会工作，主席彭德怀，副主席是习****和张治中，下设十多个部，江隆基是教育部长，咱们林校长是副部长。他们正在研究接管西北地区大中小学校的工作，决定派我和辛安亭接管兰州大学，辛是主任，我是副主任。1951年他来过兰大，任务是贯彻落实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研究解决兰州、西安几所院校的专业调整问题。1953年我代表兰大去北京接苏联专家，他代表北大，在北京饭店宴请苏联专家时见面。他很关心兰大，问这问那，还叫我回来向几个老同志问好。”这种忆旧式的聊天几个同事很感兴趣，颇能消磨时间，也忘了寒冷，都希望他能多讲点。陆润林说他接触就这么几次，但又十分肯定地说，江校长来兰大，是兰大的幸运，兰大肯定能办好。理由有三：一、他既是老资格的革命家又是老资格的教育家，有很深的功底；二、他是西北人，老延安，甘肃的干部有许多是他的同事、部下、学生，工作好开展；三、北大和兰大有很好的校际关系和学缘关系。1954年教育部确定北大对口支援两所大学，一所老大学就是咱们兰大，另一所是新成立的内蒙古大学。1955年兰大被确定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后，北大每年给咱们分配一批青年教师，最多的是1957年，咱们进了九十名新教师，八十四名就是北大应届毕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有人不太相信，问有那么多吗，他说怎么没有，我当教务长最清楚，中文系十一个，九个就是北大来的，说着还扳指头数了一遍。还有人玩笑说，兰大快成北大分校了。他说那好啊，北大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他们把北大的优良学风和校风带到兰大来，这就是学缘关系，教育上很讲究师承关系的。
好不容易等到火车进站。接到后少不了互道辛苦，嘘寒问暖。江隆基说：“火车晚点了，让大家久等了。我坐软卧，你们站这里等我，你们才辛苦。”
出站后江隆基回望了一眼兰州火车站，与国庆十周年的献礼项目北京火车站不可同日而语。候车室是用席子围起来的两个大棚子，每个可容纳三四百人。车站广场用沙土铺就，融化的积雪被行人踩踏成稀泥浆。唯一可比的是人流，似乎比北京站还拥挤，还杂乱。江隆基明白这种反差。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从全国各地涌向西部的建设者、拓荒者、淘金者数以十万计，作为西北地区最大的交通枢纽，兰州火车站广场如同几十年后的劳务市场，不要什么户口证明，更无身份证一说，只要你有个小学文化，就可在国营大工厂里当上工人。若是目不识丁的老农民，也没关系，再往西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这股民工潮到1958年底还高涨不退，再加上沿路看到的庞大的“盲流”人群，焉能不挤？焉能不乱？
江隆基穿过这样的人群走出广场，融化的雪泥水打湿了裤腿。眼看到了汽车旁，一只粗糙的老手伸在眼前，用嘶哑颤抖的声音哀求：“后人（儿子）死在洮河了，家里没一口粮了，爸爸爷爷，可怜可怜吧。”
转眼一看，是位穿着破烂皮袄的老汉，有六十多岁。江隆基愣怔了一下，陆润林敏捷地拉转他，巧妙地岔开：“林校长要亲自来接你，可他住着院，天气太冷，我们没让来。”
“怎么，林校长住院了？什么病？”江隆基对此话更在意。
陆润林没回答，而是请他上车。
“这个江隆基是中央给咱们派来的大干部。大干部的家眷多，行李多，家具多。”在研究派车的时候，总务处长邱贤道这样说着，坚持要派两辆大卡车拉行李，还要派七八个总务处的工人去搬家具，还怕汽车打滑把贵重家具摔了，坚持要上防滑链。他资格老性子直说一不二，连牛皮哄哄的司机也不敢多嘴。火车晚点，七八个工人冻得直打哆嗦，候车室里的两个大煤炉子根本挤不到跟前，只好到车站附近的饭馆里烤火取暖。好不容易等来了，赶去卸车时却只有几个行李卷和几个旧箱子，最多最重的是书箱，家具没有多少更不用说有多贵重，连同聂大江的，一车都没装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