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无疑会在书画诗词等方面请益于周密，高爱好这些东西，周则是此道中之前辈，是当世的翰墨泰斗。出于亡国之痛和华夷之见，周对蜂拥江南的异族人，特别是其中的“回回”，有着毫不饰掩的鄙夷心理。但周毕竟是一位淹博多识的学人，他不能不面对现实，不能不注意并考察异族问题，这在他入元以后所完成的笔记《癸辛杂识》中有着非常生动的反映。这部笔记中关于回回的十多条文字，有些是他的观察所得，如“回回送终”一条，自注云：“辛卯春，于瞰碧目击其事。”辛卯即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有些是听哈剌鲁人刘汉卿所讲，如“西域玉山”一条，写明“刘汉卿尝随官军至小回回国”。表明有关内容是亲临其境的刘汉卿所提供的。这位刘汉卿，本名虎都铁木禄，出身将家子，本人也卓有战功。但他同高克恭一样，“好读书，与学士大夫游”，所以取字曰汉卿；又因母亲姓刘，就干脆以刘汉卿为名[46]。刘汉卿外，高克恭也为他提供过一些见闻。举一个例证。《癸辛杂识·续集下》“贡狮子”条云：
近有贡狮子者，首类虎，身如狗，青黑色。官中以为不类所画者，疑非真。其入贡之使遂牵至虎牢之侧，虎见之，皆伏首贴身不敢动。狮子遂溺于虎之首，虎亦莫敢动也。以此知为真狮子焉。唐阎立本画文殊所骑者，及世俗所装戏者，为何物？岂所贡者乃狮子之常，而佛所骑者为狮子之异品邪？狮子极多力，十余人挽之始能动。[47]
此条之末，周密有小字注云：
伯机坐中，闻杜郎中云。
我以为注文中的“杜郎中”，实为“高郎中”，是版本翻刻之误。“高郎中”即时为左右司郎中的高克恭。与“贡狮子”条内容相近的笔记，周密在《云烟过眼录》中写过两条，记他于元贞二年（丙申）四月在徐琰（容斋）处所见唐阎立本《西域贡狮子图》的情况。[48]说画中的狮子“殊与世俗所谓狮子不同”，“近闻外国所贡者，正此类也”。此外，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又一次记载此事云：
阎立本《西域贡狮子图》，甚佳，狮子黑色类熊，而猴貌犬尾，殊与今时所画狮子不同。彦敬云：正与近日所贡者同，特无此大尾耳，亦有白色者。[49]
我们将周密分别写在3本书里的材料加以比照，就不难发现，周密注意到阎立本笔下的狮子与通常所画的狮子不同，而久在京师为官的高克恭告诉他：“正与近日所贡者同。”高向他介绍的情况，便是《癸辛杂识》“贡狮子”条的内容。前称“高郎中云”，此称“彦敬云”，指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周密是在鲜于枢家中听高克恭讲述其见闻的。
据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周密晚年笔下关于西域和回回的某些笔记，肯定有得自于高克恭者。周密固然对“非我族类”的“回回人”并无好感，但他无法置身于时代造成的文化交流之外，更不能拒绝高克恭的友谊。从这种文化交流中，高克恭受到裨益，周密也受益匪浅，实际上当时的许多人都从中获取了滋养，由此才酿成有元一代兼容并蓄、含弘光大的文化气象。
高、周的交谊是深厚的。大德元年（1297年）高克恭为仇远作《山村隐居图》，一时题咏者甚多，赵孟頫、仇远以下，便是周密的一首五言古诗，诗多追怀往昔之句，似乎拳拳故国的遗民情怀老而弥深[50]。周密卒于大德二年，这首诗是他最后的诗作之一。高克恭曾经为周密画《竹石图》，此画后归周密的外孙吴子静所藏，元末杭州文人钱唯善曾在吴子静处见到，便在诗序中记下高克恭在画上的一段题识，其云：
草窗出谬纸一幅，就破砚，浣僧笔，磨臭胶墨，命写竹。赖有红酒一樽，少助浩然正气，故有此君子不可转之妙态。[51]
高克恭作画一向悭于款识，很少有长段题跋，这几乎是唯一的例外。周密有室名日“浩然斋”，“浩然正气”一句意寓双关，《竹石图》可能就作于此室。以竹石为题材，画“君子不可转之妙态”，显然都是在赞扬周密不肯随风转舵、俯仰于世的遗民品节。我想，这恐怕也是二人以不同身份、不同族类而能推诚交往的一个原因。于此，亦可以窥见高克恭的处世风度，了解了他之所以深受江南士人爱重的原因。
从周密的记述看，高克恭的藏品比之当时杭州的其他收藏家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杭州的藏家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许多藏品都来自北方。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赵孟頫从大都回到杭州，曾经带回一批收自北方的书画古物，其中有些是从南方流落到北方，赵孟頫又带回南方的[52]。周密晚年的几部书画古物的著录之作，就包含了这部分来自北方的东西，包括金朝的书画作品和古物，甚至有来自西域的器物。不难看出，元代的杭州是一座南北文化交流荟萃的城市，高克恭身在此城，是这一交流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他的收藏活动，特别是与周密等南宋文化遗民的交往，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三
高克恭无疑是一位正直高尚的政治人物，对此，《行状》有真实详细的记述，还举了不少实例加以证明。而他的宦履比较复杂，上上下下几十年，经历并非一帆风顺。大德末年，他做到刑部尚书，达到一生宦业的顶峰，《行状》说，这与中书右丞何荣祖对他的“雅重”分不开。何荣祖主政时，曾致力于“立监治之法”，改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又奉命主修《至元新格》和《大德律令》等律令，执掌刑部的高克恭应是他重要的助手。[53]然，何荣祖以年老乞归，离开中枢，高便被外放为大名路总管。至大三年春又奉命还京师，等待陛见，或有可能再度受到重用，但此年九月他竟病卒。高克恭在汉族士人中，特别是江南士人中享有崇高声望，这与他为官清正有关，也与他做过的三件事有很大关系，其一是“辞官让贤”，其二是曾举荐江南“五俊”，其三是落实元朝的儒户政策。这三件事《行状》都有记述，我们参照其他材料来考察其原委。
先看“辞官让贤”一事。《行状》载云：
元贞改元之明年，迁山南江北道廉访副使。时，畅公纯甫为佥事，公疏诣台，言不可居纯甫之上者有三，大概谓：纯甫自大师南征，即椽行省，扬历中外凡二十年，而某资历尚浅。纯甫文学行谊，复出伦辈，高风劲节，夙所景慕而不能及。况兄事纯甫，义则兄弟，情均骨肉，躐等居上，情实未安。明年，为大德元年，擢公江南行台治书侍御史，而纯甫亦他迁。时人皆多公之让。
畅纯甫，即畅师文，《元史》卷57有传，但本传并未提及此事。《新元史》高克恭传与畅师文传，从不同角度写了这件事，材料则基本上取自《行状》与许有壬所写的《畅公神道碑》。许《碑》载《至正集》，其云：
高公彦敬为山南副使，移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谓：公官五品先十年，不可犯积薪之诮。渡江孰不富贵，至今家仅数口，寒士无异，势利无一动其心。高风清节，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义虽朋友，爱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实不自安。犯此三不义，何以纠人之非？即日辞去。[54]
畅师文无疑是元初汉臣中的一位杰出的人物，文章道德为当世所推重。在世祖推行劝农政策的过程中，他发挥过积极作用。高克恭自称“兄事”畅30年，“爱如同生”，足证二人相知很早很深。高提出辞让的三条理由，以《行状》从略而《畅公神道碑》比较明确的第二条最能反映高克恭的心情。他的辞让，实际上是一种不平和抗争的行动。由此，确能看出高克恭高出时伦的品德气质。无怪乎在他身后，此事一直被士林传为美谈。元末，危素在其《题高房山画》一诗中，犹举出此事来颂扬高克恭的品德，诗云：
“辞官巴蜀”，是危素的一个失误。高克恭于元贞二年出任山南江北道肃政廉访司副使，而早于高，畅师文于至元三十一年任廉访司佥事。廉访司治所在中兴路，即湖北的荆州。据《元史·百官志》，廉访副使是正四品，佥事是正五品，二人品阶差一级。不过，危素以“此事今无古或闻”来赞誉高克恭，高是当之无愧的。主动辞官让贤，这的确不是一般侈谈揖让之道的儒生们所能做到的。
推举“五俊”，是让高克恭一生获誉最多的事情。《行状》云：
尝举江南文学之士敖君善、姚子敬、陈无逸、倪仲深于朝，皆官郡博士。敖、陈相继死，公每念子敬，贫且年逾五十，自刑部白之都堂曰：“荐贤非秋官职，然不敢以辟嫌后贤士。”宰相从其言，将官之七品，吏部厄以诠法，不果行。疾革，语及犹太息。文原自公为都有事使杭，首受公知，亦与在举中。
此事，元末杨维桢代欧阳玄撰写的《文静先生倪公墓志铭》中也讲到过：
玄闻房山高公克恭在南端时，荐天下士五人，曰：“敖公继翁、邓公文原、陈公康祖、倪公渊、姚公式，天下谓之‘五俊’。邓公官至法从，敖与姚卒官文学，倪公晚始以县大夫引荐。然皆以文学相高论，五俊者，不以位之尊卑优劣焉。”[56]
高克恭所荐“五俊”，多是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结识的江南汉族士人。“五俊”之中，邓文原最突出，后来以才学功业显名于世，《元史》有传，黄溍还为他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神道碑。[57]加上邓文原有《巴西集》及许多墨迹留存后世，故一生事迹大致荦荦可考。邓文原始终对高怀有知遇之感，自称与高“交极厚善”。黄溍也说：“高文简公知公最深。”[58]总之，邓文原生平及其与高的关系是十分清楚的，我们无须赘述。邓文原以外的其他4个人事迹都不很清晰，我们不妨稍稍做些考述。
名列“五俊”之首的敖继翁，字君善，福州长乐人。在“五俊”中他是年辈最高的一位，也是元代一位有成就的经学家。敖继翁长于三《礼》及《易》，“五俊”中的姚式、倪渊都是他的弟子，赵孟頫也是他的弟子。清儒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敖继翁传”有云：
教授敖继翁先生，字君善，长乐人。后寓家吴兴，筑一小楼，坐卧其中，冬不炉，夏不扇，出入进止，皆有常度。日从事经史，吴下名士多从之游。初仕定成尉，以父任当补京官，让于弟。寻擢进士，对策忤时相，遂不仕。益精讨经学，而尤长于三礼，尝以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即今《仪礼》也，生之传既不存，而王肃、袁准、陈铃、蔡超宗、田僧绍诸家注，亦未流传于世。郑康成旧注《仪礼》疵多醇少，学者不察。因复删定取贾公彦及先儒之说，补其阙文，附以己见，名曰《仪礼集说》，凡十七卷。成宗大德中，以浙江平章高彦敬荐，擢信州教授，未任卒。赵孟頫、倪渊皆师事之。[59]
按，敖继翁的《仪礼集说》今存，凡十七卷，是元人解经之作中的精品，受到清儒治三礼之学者的普遍重视。《四库提要》认为“继翁所学，犹有先儒谨严之意，固异乎王柏、吴澄诸人奋笔而改经者也”。[60]清雍正修《浙江通志》卷194引《两浙名贤录》说，敖继翁有文集二十卷，大概入明以后失传了。
姚式，字子敬，浙江归安人，曾学于敖继翁。[61]归安属吴兴（湖州），故与周密、赵孟頫、倪渊、陈康祖等都是同乡。姚式与高克恭的交情很深，前引《行状》中讲道，高直到病危时，犹念念不忘姚式，对姚“贫且年逾五十”的境遇深怀关切。《行状》结尾处又写道：
子敬言，一日，公问：“人生至贵者何？”子敬方隐度以对，公曰：“无求。”子敬每诵斯语，交相敬励，其不负公知。
由此，既可见高克恭于功名利禄淡然处之，又可见高、姚之交确非泛泛。
关于姚式，我们至今所知不多。高克恭的名作《夜山图》，是他在杭州时为李公略所作，当时曾经许多名家题咏。画已不存，但各家题诗被明代《清河书画舫》《赵氏铁网珊瑚》等书所辑录，其中也有姚的诗。姚式无诗文集传世，顾嗣立《元诗选》中也没有收录他的诗，这首题《夜山图》诗可能是姚式传世不多的诗作之一，不妨录在下面，以见其诗风：
姚式还曾经手录高克恭的绝句一卷，元末归赵明仲所藏，曾经柳贯过目，柳写有跋文一则，载《待制集》卷18。此卷又曾经吴师道过目，吴认为姚书的高克恭绝句“俱佳”，故全部录入《吴礼部诗话》。高的文集不传，其存世诗作以《吴礼部诗话》的10首绝句为一大宗。这些诗得以传留后世，姚式大有功于高。吴师道在其《诗话》中说：
看来姚式又善书法，但陶宗仪《书史会要》没有收载他的名字。吴师道还说，姚曾经手选《古今乐府》一本，吴从中选了一首词收入《诗话》。《古今乐府》也已经不传。
姚式可能是高克恭杭州诸友中最不得志的一位，而他是一位很有性格的才子型人物。邓文原所写的《祭姚子敬文》中，对姚的落寞失意极表同情与不平，但又认为姚是“自贻蹇屯”，原因似乎就在姚恃才傲岸的性格。读《祭文》一段，大致可见姚式的睥睨一切的神情。其云：
姚式与赵孟頫亦有深交，二人常有唱答之诗。而赵对姚的看法与邓文原很相似，明董斯张《吴兴备志》载：“赵子昂尝谓人曰：姚子敬天资高爽，相见令人怒，不见令人思。”赵有《送姚子敬教授绍兴》五言古诗云：
看来，赵孟頫也很了解这位老乡。邓文原说姚式“诸贤论荐”、“一官陆沉”，最后在贫病中去世。所谓“一官”，当即绍兴路儒学教授一职，应是高克恭举荐后，姚式所得到的唯一一次出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