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甘肃“河湟事变”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现象和孤立的事件。从远因方面看，早在清朝时期，统治阶级就惯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制造回汉人民的仇杀和回族人民内部的摩擦，从而达到“以汉制回”与“以回制回”、分而治之的目的，所以西北地区的民族隔阂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尤其是河州一带，更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地区，清代乾隆[2]同治[3]和光绪[4]年间的多次事变几乎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再从近因方面来看，1925年国民军第二师师长刘郁芬入主甘肃省以后，先以摆“鸿门宴”的手段诱杀了甘肃第一师师长李长清和旅长包玉祥[5]，继又用武力驱逐了陇东镇守使张兆钾、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和地方实力派黄得贵、宋有才、韩有禄等部，全省汉族小军阀势力基本上被依次削平，于是，刘郁芬又将矛头指向了回族小军阀们。这时西宁的马麒和凉州的马廷勷自然感到兔死狐悲和危在旦夕了。为了控制和削弱“二马”的实力，1927年国民军当局废除了西宁、凉州两镇守使，改编马麒部为国民联军第二十六师，马廷勷部为二十七师，二马各改任师长，并命两师各抽主力1骑兵旅东出潼关参加军阀混战。“二马”为了保存自身，双方派代表在皇城滩头顶《古兰经》盟誓，决定共同联奉反冯[6]。第二年3月，刘郁芬派参谋长杨耀东赴陕公出，行至甘盐池地方，被宁夏禹王川的回民地方杂牌军杨老二（子福）劫车打死，刘郁芬怀疑是西宁、凉州方面所为，便暗暗下了复仇的决心[7]。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西宁方面接近国民军的周希武、朱绣等人去兰州会见刘郁芬，行至享堂老鸦峡处，遭遇土匪拦劫，周希武被打死。以上事件虽然都与“二马”无关，但却引起了刘郁芬更大的猜疑。另外一方面，国民军为筹集其庞大的军费需要，特派总部内务处长张允荣接任甘肃省财政厅厅长，面对贫穷的甘肃，张献计于刘郁芬，密谋去河州“开矿”（河州是西北回族军阀的老家，这些军阀和大小官员，都习惯将多年在外搜刮的财富运往家乡，窖藏于地下）。后来仅在河州八坊马安良的大公馆一处挖出的金银财宝、钱币等贵重物品，按时价计已足够冯部全军数年的军需开支。尝到甜头的国民军因此大大加快了武力征服回族军阀的步伐。正如后来张允荣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这场战祸，若追究起来，则笔者应当服上刑。”[8]真是坦率的自供状。
西宁、凉州“二马”，对于国民军势力的人甘本来就不满意，且刘郁芬手段毒辣、咄咄逼人，加之宁夏马福祥父子侄和甘州的马磷[9]均已归顺了冯玉祥集团，“二马”更感到孤单和惶恐。奸猾老练的马麒不仅一面拉住马廷黝，联络张作霖，待机直接发动倒冯军事行动，而且还常在宁海军的军官面前煽风点火地说：“国民军要把我们用各个击破的办法，以期消灭全部地方武力，我已经老了，年轻人没有几个儿子娃有胆识，如果有的话，出来跟国民军干一下，跟随的人一定不会少。”[10]这些话对马仲英等人的反冯行动是有影响的。于是马仲英就对他的几个铁哥儿们说：“老汉们干毬蛋，要干，我们先干。”[11]
但是以上所述，不论是历史的远因，还是主客军双方矛盾斗争的近因，它都不是造成“河惶事变”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促成事变的条件——外因而已。那么，事变的根本原因——内因，又是什么呢？这就要从国民军1928年前后在甘、宁、青的所作所为来找了。
首先，在政治方面，国民军于南口被直奉军阀打败以后，退守西北，保存实力。冯玉祥从苏联访问回国，即1926年9月17日，举行五原誓师，宣布参加北伐。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团的帮助下，全军上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中共党员刘伯坚同志任总政治部主任，大批优秀共产党员，如宣侠父、钱清泉、刘志丹等同志在国民军中做了大量的政治工作。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国民军政治方向明确、纪律严明，能够克服困难，顺利完成了入甘援陕、解西安之围的战略任务。当时西北人民也夸赞这支队伍是“好军队！从同治以来，我们没有见到过”[12]。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当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冯玉祥就从表面中立发展到与宁、汉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相互勾结，分别召开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达成反共、反苏和反对工农的反革命协议，背叛了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新三民主义，完全倒向国民党右派一边，公开背叛革命，而倒退成为新军阀。冯玉祥在与蒋介石联名发表的“马电”中宣布“中正、玉祥并肩携手”，并以个人名义致电武汉汪氏，大肆攻击中共和工农革命运动，敦促武汉方面驱逐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政府派驻广州革命政府顾问鲍罗廷。又发表《告国民书》说：“在中国只有国民革命，断无阶级斗争。”攻击中共“欲强行共产革命，违背本党政策，不遵本党训令”，还进一步宣布“本党为统一政策，裁判共产党起见”，他决定执行“清党三项办法”，从而由亲共联共走上了反共清共的错误之路[13]。于是在豫、陕、甘三省建立“清党委员会”，将中共负责人刘伯坚、王孝锡、胡廷珍、马凌山、包至善等骗至郑州，强行“礼送”出境，勒令各基层党组织与民众团体一律停止活动，并按黑名单逮捕中共党员和革命进步人士，下令封闭或改组一切革命进步报刊、禁唱《国际歌》等革命歌曲、禁演进步剧目、禁挂列宁像，甚至剥夺革命者的工作权利，在西北各省进行所谓“党务整理”，令国民党员重新登记，重新建立基层国民党支部，还把原党内所设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5部一律取消，另设民众训练委员会、党务训练所、党义训练班进行反共教育，西北立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中。这支刚刚迈上了革命道路的军队又缩了回去。刘郁芬等高级将领的军阀作风又肆无忌惮地膨胀起来，在政治上走向反动以后，又在大汉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粗暴地干涉回民的宗教风俗习惯，露骨地挑拨民族关系，甚至把回民聚居区的河州八坊称之为“租界”[14]，公然把回族排斥在祖国大家庭之外。国民军的这些倒行逆施，不仅让甘、宁、青人民失望，而且又给他们增加了新的痛苦，人民当然也从拥护转变为反对它了。
其次，在经济方面，由于国民军积极准备新军阀的争霸战争，拼命地扩军备战，不仅根本顾不上在西北进行经济建设工作，反而把庞大的战争负担——经费和兵源都压到了西北人民的身上。西北大部分地区为黄土高原、沙漠荒原和高寒雪域，人稀土瘠，工业几乎无从谈起，农业仍处于小农自然经济的落后状态，而且地方不靖、土匪如毛、“司令”林立，人民的负担本来苛重。当国民军入甘之时，担负着反帝反封建、完成国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对于该军的支持，人民是乐意的，其重负也是可以忍受的。但当冯军叛变革命以后，为了新军阀的争霸之战而穷兵黩武，特别是把枪口对准人民的反抗之后，人民就再也不答应了。从《甘肃通志稿》记载中可以看到，国民军于1926年前后在西北经年的拔兵、征粮、筹款，加速了甘宁青城乡经济的破产。据统计，国民军入甘5年，在各县拔兵20万，每兵雇价高达200元。当国民军离甘时，其军队中青壮年者，甘、宁、青籍占到1/3以上[15]。军队膨胀，军费当然也要相应骤增，国民军在筹措军费方面，也采取了杀鸡取蛋的办法，勒令老百姓大种鸦片，征收所谓“烟亩罚款”和印花、售膏各款。其他苛捐杂税也在加重，如在征收田赋正税之外，又增田赋附加税，并在计算方法上再巧立名目，银两按“一五耗羡”，银币按“百五经费”，统名为“五五盈余”，结果每亩附加费超过正税1.125元，另外，还要收“串票费”（收据工本费）每张0.02元。同样，在公粮征收时，除每石附加耗粮（耗羡）1.5斗外，在收粮中又采用多估土粮（压等）、多留斛底、浮收斛面和本色转折色时大都有按本7折3或本6折4征收，亦另收串票费。除征收粮、银之外，又要征收青草，谓之“草束”，每束草按7市斤计，可折银顶草，每亩田应交草束折银0.012～0.09两。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杂税，如接济费、壮丁费、军服捐、开拔费、修械费、特别借款、货物附加税、预征等花样达44种之多[16]。此外，再加上西北银行和甘肃农工银行滥发毫无准备金的纸币进行掠夺，全省人民的膏血几为吸尽。
人祸之下，复加天灾。1927年河西地区大地震，1928年至1929年的特大旱灾，甘肃全省78县，受灾达65县。入冬以后，连树皮、野菜和草籽都成了奇货，因而以人肉充饥“在该省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军“仍日事搜刮，毫无顾念民瘼，设法救济之意”，结果夺去了200万人的生命，使“甘肃灾情之惨，至万劫不复之境”[17]。
以上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的种种事实，就构成了“河湟事变”的真正原因——内因。这时人们已不难看出，由于当时国民军联蒋反共，已倒退为国民党的新军阀。它在政治上已经属于反动营垒一方，而西北各地人民反对国民军的斗争（不包括黄得贵、马廷贤之流小军阀割据势力）则是正义的斗争，它在客观上和总体上也都属于革命营垒的一方。
有压迫就有反抗，马仲英所领导的“河湟事变”，就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爆发了。这场斗争的发生，完全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绝不是什么人的“指使”就会产生的。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国民军入甘之初，刘郁芬才拥有9个梯团的兵力，而李长清等人的武力亦不小于刘，以及后来张兆钾、孔繁锦等汉族实力派的联合发难，为什么都旋起旋灭呢？因为当时的国民军站在革命的阵营中，所以张兆钾之流在革命敌人吴佩孚指使下的所谓“讨赤”，是不得人心、不堪一击的[18]。而马仲英所领导的“河湟事变”，不是军阀的割据战争，而是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所形成的甘、宁、青回汉广大人民反抗国民军新军阀统治的一次武装抗暴斗争。这场斗争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具有进步性的，“河湟事变”的这个性质，是由其本质，即造成事变的内在因素所决定的。如果没有马仲英，也会出现其他人领导这场反压迫、反剥削、反民族迫害的正义斗争的。
二
“河湟事变”的性质明确了以后，对其主要领导人马仲英也就不难评价了，同时对在斗争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也都可以客观分析、正确对待了。
促成事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线，是河州西乡、南乡的新老教之争。教争本来是伊斯兰教内部的事情，但是河州镇守使赵席聘却借题发挥，散布流言说回回要造反了，诬说这是回回“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信号，于是就将双方头目抓起来杀了。马仲英父亲马宝，就是这次作为请愿的代表而被扣留送到兰州杀害的[19]。当局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广大回民的普遍不满，教争双方立即联合起来，向河州进军，“河湟事变”的烈火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