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变之初，马仲英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但是反对国民军压迫和剥削的思想是明显的。他把自己的队伍称为“黑虎吸冯军”，他在一次对群众的讲话中也说：“国民军拔兵要饷，老百姓负担太重，我们起来反对，以解大家的痛苦，如果不愿给国民军当兵、出钱的人，都跟我们来，一起反抗国民军。”[20]在另一次对家乡韩家集群众的讲话中，又明确地宣布了起事的目的，他说：“我们这次起事的目的，就是要把国民军赶出甘肃，给大家解除痛苦的。”[21]而在马仲英起事的地方，也流传着漫花儿道“不杀回，不杀汉，单杀国民军办事员”和“杀官劫库抢富汉，与你穷人莫相干”的歌谣[22]。为了对付强大的敌人，马仲英还认识到回汉团结和部队纪律的重要性，所以他一开始就宣布“汉回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汉回种族之间，一视同仁”，“汉回团结，一致反对国民军”，还具体规定“杀一个汉人，二人偿命；杀一个回民，一人偿命”和“粮秣向大户借食，骡马向本主借用，不准乱拉乱动，严禁奸淫掳掠。”[23]为了保证各项纪律的贯彻执行，总部设了执法队，经常在各重要路口进行巡查，还将抢劫汉民财物的马舍力夫枭首示众。所到之处还广为张贴“安民告示”，其内容有：“照得国民军入甘以来，征兵派款，压榨人民，人人切齿，个个寒心，是以我军起义兴戎，与国民军决一死战，汉回种族之间，一视同仁，毫无关系……仰我汉回人民，各安生业，万勿自相惊扰，违背本军解除民众痛苦之至意……”[24]同时在这一时期，军队的基本骨干多是回汉族的劳动人民，马仲英的主张也能得到执行，真正做到了回汉等各民族团结一致，所以也得到回汉人民的一致拥护与支持。1928年3月21日，在首次围攻河州时，北塬一带的汉民，主动给攻城的韩进禄团送水、送柴，帮助战士挖战壕，可见军民回汉亲如一家。此时军队中也有不少汉民担任了高、中级军官，如旅长普照明、团长李成林、营长何孟顺等，也正因为有广大回汉人民的支持，所以马仲英才能以七杆枪举起了反国民军的大旗；才能振臂一呼，云集万人。在三次攻打河州的战斗中，广大战士能以血肉之躯去争夺敌人的机枪、大炮，使国民军几个正规师都受到了挫折，并有守城的两连汉族新兵还乘机哗变。这些事实说明了人民痛恨走向反动的国民军，也说明马仲英领导的这次抗暴斗争，是反映了人民意愿的，而不是一个17岁的“尕娃”就具有那么大的号召力，更不是什么“白虎星下凡”“薛仁贵转世”[25]的神话传说。
至于后来导致回汉仇杀的惨剧，它的情况是复杂的。的确，马仲英部先后在湟源、永昌、民勤等县和卓尼藏区等处对汉藏人民进行过大的屠杀行动，使地方和人民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但是引起回汉仇杀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主要责任还应由国民军方面来承担。国民军采用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即用挑动民族仇杀的办法来混淆是非，从政治上改变这场斗争的阶级性质，嫁祸于农民军，在军事上达到以汉（藏）制回的目的。国民军在向河州进军的途中，往往是遥见村庄就先用炮轰，人民稍有反抗，则不论男女一概枪杀。尤其是二十五师副师长李松昆，在由东乡向河州解围时，在唐汪川将1000余户民舍焚烧，在北庄石家沟将2000余名避难的妇孺老弱屠杀，更惨毒者，将逃入岩洞中的人也放烟熏死。李松昆还在临潭县以点名为幌子，将回民骗到县城，然后将1万多人集体活埋在事先挖好的13个万人坑内[26]。甚至在刘郁芬“视察”了前线后也感慨地说：“回到北京卖烧饼果子，也比干这个强。”[27]可见当时屠杀的惨状了。与此同时，对于汉民来说，也未能幸免。他们在战乱中纷纷抛弃土地，携带财产、耕畜逃到河州城中，原以为可保平安。但国民军在河州从千余人猛增到四五万人，这些兵马的供应就唯赖汉民负担，所以汉民被逼得财尽粮空，病饿倒毙，到处出现了人食人的惨状。据不完全统计，在事变中河州地区死去人数约有11万之多[28]，令人不寒而栗。
更为回民所痛恨的是，赵席聘在第二次解围河州时，竟将河州西郊大拱北用大炮轰平，这还不算，又编造童谣，制造舆论说：“一杆矛子两杆枪，不打西宁打八坊。”[29]煽动汉民民团把河州的回民聚居区八坊一火烧光（内中12个大清真寺也被焚），广大回民的财产同时被抢劫一空，致使8000户和4万多无辜回族人民无家可归、无以生计[30]。这些难民只有投奔马仲英军队而别无出路，当他们手中有了武器之后，进行复仇也是很自然的事了。所以火烧八坊，它不仅仅戳穿了国民军和平解决的假面具，更为严重的是，由此而挑起了回汉人民仇杀的事端。当然在马仲英方面，这时也因队伍迅速地扩大，宁海军和老西军不断地加入，如韩进禄、马存良、马世弼、马占成、阿力布古、马仓娃、马占奎等携械来归，特别是马廷贤献巨资的“合作”，以及地方杂牌军的混入，突然使马仲英部从千人骤增到2万人马以上，部众扩充为11个旅，枪械增加近万支。经扩编后，马仲英自任联军总司令，马廷贤任副总司令兼军长，马占奎任总指挥[31]，使得军队成分越来越复杂，指挥中心的权力也被分散了，造成挟嫌报复、谋求私利的也大有人在，结果使原先那种回汉团结的局面受到破坏，仇杀事件不断发生，并愈演愈烈；尖锐的阶级矛盾被复杂的民族矛盾所掩盖，而民族矛盾的实质内容，又被仇杀事件所干扰和歪曲，这恰恰就是国民军当局所需求的，也是至今还影响人们正确认识“河湟事变”的真相和公正评价它的一大障碍。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民间对这一事件的普遍认识。人民群众的看法，在广为流传着的一首《倒浆水》民谣中是这样表达出来的：“河州来了赵席聘，平安的日子过不成，上粮上草不上算，拔兵要款特别重，要东要西赶快拿，奸淫掳掠件件通。西乡的百姓胆子大，先派代表来说情，杀了代表不上算，一火化了‘小北京’（八坊时号称‘小北京’）。西宁来了尕司令（马仲英），大家拥护一窝蜂！不杀回来不杀汉，他的军队名叫黑虎吸冯军……”[32]
在这种复杂的局面下，当时在冯玉祥执行“清党”反动政策后，已转入地下活动的中共甘肃总支部书记胡廷珍（临夏人）曾与马仲英有所接触，并对他有所规劝[33]，但马仲英既无法有效地驾驭形势，又由于受到农民意识的局限，不可能给斗争指出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随着错误接踵而来的就是挫折和失败了。12月11日，马仲英率部退出河州，到达买武后，在万般困难的情况下，他还力求整顿纪律，想恢复回汉团结奋战的局面，便又一次加强司令部和各旅的执法队，还将抢了寺院的韩进禄旅掌旗官马伏保枪决示众。在宣布改组为“西北边防联盟军”之时，他还贴出了“安民告示”，内容有：“吾军号称联盟，纪律务须严明，汉回一体保护，禁止任意欺凌。本部派有密查，随时到处梭巡，倘敢故违禁令，罚办决不从轻。仰尔各营部队，必须切实凛遵！”[34]后来又发生了民勤县的屠杀事件，马仲英对此大为不满，他在给部队讲话时说：“我们吃的粮、用的草料，完全靠老百姓供给，这样杀伤，我们靠谁吃饭呢？以后进攻宁夏，再不能这样干。”[35]并在进军宁夏之前，又对军纪进行了一次整顿。
三
1928年，在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长冯玉祥和冯系人物内政部长薛笃弼的策划下，国民政府通过甘肃省分置案，把冯系控制的甘肃省一分为三，分设甘肃、青海和宁夏3个行省。宁夏省首任主席由驻防宁夏的第二集团军（即冯部国民军）第七军军长门致中担任。门氏率省政府全体委员于1929年1月1日宣誓就职视事。但是不久马仲英就打着“西北边防联盟军”的旗号，率七八千人马，号称5万大军，从河西穿越腾格里沙漠，沿北草地进抵阿拉善旗定远营。这里是蒙古亲王塔旺布鲁克扎勒家族的世袭领地，时在位亲王达理扎雅不在旗上，王府的官员毛八吐鲁、八哈乃和蒙旗武装的营长范某等上层头人们热情招待了马仲英，并对马部给予枪支弹药和粮草接济，极力鼓动和支持马部去攻打宁夏[36]。由于在年前的农历三月初三日，蒙古族发生过一场“小三爷事件”。“小三爷”即德钦一心诺尔布（汉名叫德毅忱），出身于本旗一户“台吉”（贵族）家庭，他在门致中的支持下，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了阿拉善旗的政权，成立名为“内蒙古第二陆军司令部阿拉善旗行政衙门”的革新政府，但仅6个月，王府旧势力就攻进定远营城，夺回权力，从此蒙古族王府就与门致中主政的宁夏省政府结下了积冤[37]。4月12日，在蒙旗派人向导下，马仲英部一上午就顺利通过贺兰山苏峪口，当日下午就顺利占领了宁朔县城（今银川市新满城）。此城原为清代八旗驻防军的营城，时在新满城西花园住着前清宁夏满营将军常连，马仲英则误将他当成前清陕甘总督长庚。因长庚是他爷爷的老上级，对马家有恩，所以马对常连十分尊重。常也将错就错，劝马道：“自古欲成大事者，须得人心，宁夏城防空虚，垂手可得，进城后不要滥杀无辜，要与地方人士合作。”[38]马也答应了。次日凌晨，马部开始攻打宁夏省城（今银川市）。时省城防守十分空虚，门致中部吴鹏举、冯安邦两旅调往甘肃尚未回防，守城军只有省政府的一些卫兵和为数不多的武装警察以及马鸿宾的留守司令马子才的百余名士兵，总计不到300人。门致中临时不得不动员一些机关职员、学生和民众上各城防守，以壮声势，所以攻城马部仅两小时就解决战斗，从城西北攻入，涌进城内。门致中临阵脱逃，带领卫兵与“跑反”的市民一起挤出南关门，朝中卫县广武方向逃去。省府秘书长赵玉耕（又名雪田）来不及逃跑，便将省政府档案室点燃，投身火堆自杀身亡[39]。
马仲英进占省城后，将总部设于宁夏护军使署，门前高挂“西北联军总司令”大牌子。马仲英此时想与国民军部暂时实行合作，并打算长期经营宁夏这块“塞上江南”的富庶地区，待羽翼丰满、力量强大之后，再向周边发展，所以进城之初只杀了一些穿军衣、制服（中山装）或穿灰色衣服以及留分头的人，尤其是操直、鲁、豫等内地口音的人，一般碰上了多在劫难逃，但包括攻城战斗在内，此次伤亡军民总数也仅有百余人[40]。第二天马军总部就立即张贴出“安民布告”，并给有关单位、学校、商店等发放一尺见方的小白旗，也给个人发放白色证卡，旗、证上均书“保护”二字和盖有总部印章，命将小旗插于门前，证卡佩戴在胸前，同时还组织了警察上街巡视，维持秩序，搜杀行为基本上被制止。随后马仲英一面派人与门致中谈判，让门回城仍任宁夏行政最高长官，自己任宁夏军事最高长官，并愿与门军分驻宁夏全省各地。另外，他又在省城小舞台召开群众大会，宣传联盟军的宗旨，劝大家不要听信谣言，希望父老乡亲都各安生业。5月10日，国民军第十一师师长吉鸿昌奉命追击马仲英部到达宁夏中卫县与门致中部会合，当即重新部署，两部从广武开始反攻行动，经大坝两战，马军先胜后败，向北退逃。吉军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于22日夺回省城。马仲英对吉军的神速始料不及，便急急忙忙放火烧了马福祥在省城的大公馆（称将军第），率部匆匆撤出省城，向石嘴山方向退去。至此，马仲英部占据省城计4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