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6日，马仲英部在黄渠桥举行誓师大会，部署再次攻打宁夏省城的作战动员。马部与驻平罗县的苏雨生部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并对平罗城采取严密包围监视，而主力部队纷纷南下，于28日凌晨，发起攻打省城战斗。由于新任第十军军长、宁夏省新任主席吉鸿昌亲自登城指挥，顽强抵抗，终于险胜马军而保住了省城。马仲英在攻城失败后，不得不率部再次由石嘴山、陶乐和磴口撤往绥西一带[41]。不久马仲英离开部队去了内地，余部由族侄马谦代管。但是，由于马部成分复杂，在失去指挥中心和像马仲英这样的权威人物以后，立即呈四分五裂状态，大部被分别收编，小部逃窜为匪。后来在宁夏民间流传着这样的一首小调，小调唱道：“正月里来正月正，兰州坐的是刘郁芬，西宁坐的是孙连仲，宁夏坐的是门致中，三个人是三条心，各霸一方逞英雄，你抢我夺不太平，马仲英啊年纪轻，爷爷说话你不听，起身带的是六个人，六个人出城门，当头遇上国民军，快枪子弹咚咚咚，俩冤家打得狰；二月里来刮春风，循化城里练大兵，大兵练好千千万，打开镇番到凉州，王爷府是个石头城，马仲英进城来借兵，准备攻打宁夏城，宁夏城是四四方，城里坐的是门军长，西城墙外响了枪，推开南门他跑得欢，一趟子跑到广武城，甘肃省里调大兵，分守岭上打冲锋……”[42]
马仲英在宁夏的败退，是他领导的“河湟事变”抗暴斗争的终结，也是他戎马生涯第一阶段的结束。这一阶段的马仲英，思想上只知道反对国民军，除此之外，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更明确的方向，加上旧军队成分的增加，农民劳动者基干队伍的相对减少，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情势下，军队纪律大受影响。最主要的是，马仲英当时还没有认识到，要反对新老军阀的统治，争取民族的翻身和解放，就必须得到共产党的帮助，用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来改造军队，也正因为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所以马仲英的队伍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历来农民起义的弱点，政治上的盲目性，导致军事上的流寇主义，加上西北地区特有的民族隔阂和它所造成的民族仇杀，所以它的破坏性也是很大的。在敌人强大武装力量的征剿下，这支农民抗暴军从胜利走向了失败。
四
马仲英在宁夏失败以后，先到北平。蒋介石为了利用西北回族军阀的残余势力反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委任被刘郁芬驱逐出甘肃的马廷勷为十五路军总指挥，马仲英任其第二纵队司令，马仲英拒不与这个反复无常的旧军阀合作，遂南下到了南京。南京当时正在酝酿反冯战争，所以各方面对赫赫有名的反冯神秘人物马仲英百般拉拢利诱，但马仲英并没有趋炎附势在南京进行钻营，也没有投入蒋介石的怀抱，只是多与青年学生交往。在南京时他常对人说：“过去自己没有知识，没有经验，所部军队门户之见很深，又没有统一训练的机会，以致在反冯斗争中，有些地方遭到了扰乱，实在对不起父老兄弟。”[43]这说明马仲英的眼界开阔了，思想认识也在逐步提高，他没有考虑到个人的升官发财，所以他又毅然离开了南京。
马仲英从南京来到驻泰安的马鸿逵十五路军，任少将总参议，在这里结识了李翰园、吴应祺、张雅韶等一批进步人士。李翰园，原名李林，是黄埔军校第四期的少校经理教官[44]，时任十五路军参谋处长兼军事教导团教育长；吴应祺系苏联基辅军校的毕业生，时任该教导团教官；张雅韶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亦任教导团教官[45]。他们或因组织受到破坏，或因与组织失掉联系等种种原因暂在马部栖身。他们认为马仲英年轻有为、好学上进，就有意对他进行培养，除向其灌输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外，还进行关于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反帝反封建重大意义的教育，介绍进步书籍帮助他学习，最后还介绍马仲英加入了青年团[46]。虽然马仲英当时的思想认识和觉悟程度还不够一个青年团员的标准，但同他自己的过去相比，毕竟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应当肯定，这是马仲英在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上的一个转折点和重大的变化，这在马仲英以后的行动中得到了证实。
1930年冬，马仲英在张雅韶等人的帮助下重返河西，在张掖地区重整旧部，自称甘宁青联军总司令，在军队建立了政治委员会，吴应祺为总部参谋长，张雅韶为秘书长。又成立了军事训练学校，自兼校长，吴应祺兼军事教导主任，张雅韶兼政治部主任。还将人民痛恨的拔兵制改为募兵制，改革军需粮秣供应办法，一切均由总部按额支给，不许军队直接向地方征派，堵塞非法苛索滋扰之害。同时，在河西地区广泛开展了政治工作，召开各县群众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发传单，打通电，给沉闷闭塞的河西走廊带来了一番新气象，所以曾有甘肃旧军阀纷纷向蒋介石中央控告马仲英在河西搞“赤化”之举[47]。许多被迫害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员先后来到河西，如葛霁云、蔡雪村在马部担任了高等顾问。据《王若飞自传》所记载，1931年7月，共产国际东方部曾指派在苏联学习的一批共产党人回国开展西北地区的革命运动。在他们的计划中“有找陕西党，找马仲英，找蒙古人的一些关系……”。1932年6月，党所领导的甘肃靖远水泉起义失败后，经杜立亭介绍，又有一批革命青年参加了马仲英部队，一些骨干分子还担任了参谋或秘书之类的职务。后来在杨虎城的帮助下，马仲英部取得了三十六师的正式番号，杨还派遣杨波清（当时是地下党员）担任该师政治部主任。这一切说明了马仲英自身虽然还没有成为一个自觉革命者，但他是接受新事物、要求进步和富有正义感的，所以在蒋介石反共、屠杀革命人士的情况下，他还能接纳并重用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也正因为这样，他同西北马家军阀的军队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马仲英还两次率部进入新疆，先后帮助维吾尔族人民反对金树仁、盛世才的军阀统治。第二次于1933年5月进新疆以后，军事上发展很快，若不是盛世才利用“白俄”和外国势力直接参战，他被马仲英撵出乌鲁木齐是很有可能的[48]。马仲英入新，是应维吾尔族反对军阀统治的领导人霍加尼牙孜和尧乐巴斯邀请的，他被维吾尔族人民看成为救星，正因为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所以他才能孤军深入，以少胜多，在初期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
后来在外国势力的干涉下，加之霍加尼牙孜的背叛，马仲英部由于腹背受敌，不得不撤围乌鲁木齐向南疆退却，处境十分困难。当时马仲英内部有一种意见，主张投靠英国，必要时可以从印度转入西藏，若是这样，马仲英部队就很可能和一小撮民族分裂主义者的小丑们勾结起来，进一步做出严重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坏事来。但是马仲英在他左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帮助下，认清了英帝国主义所谓“帮助”的嘴脸，毅然派兵消灭了在英帝国主义导演下出现的所谓“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伊斯兰教王国”两个卖国集团，从而维护了民族的团结和祖国领土的完整[49]。
在一系列挫折和失败之后，马仲英没有消极气馁，他已经看清了当时社会主义的苏联是先进和强大的，所以他决定到苏联去学习。
1934年7月，在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联系下，马仲英率蔡雪村、吴应祺、葛霁云及青年军官280多人赴苏。在苏联政府的安排下，通过参观、学习，马仲英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又一次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给部队的录音讲话中他郑重地指出：我们“已经走了光明正大的革命道路”，“还要帮助桑梓地方的父老兄弟姐妹摆脱旧势力的束缚和压迫”，“我们要准备抗战，消极就要当亡国奴”。随同马仲英赴苏的代理秘书长葛霁云，在1935年回国传达马仲英的指示时，对全体官兵讲话时说：“现在的马仲英不是过去的马仲英……马仲英走的是真正的革命路线，是光明大道，希望大家都跟着他走，不要走错了路。”据说马仲英在苏联加入了联共，苏联对他很重视，认为他是中国少数民族青年的“一朵鲜花”，称他为年轻有为的“奇尼拉”（将军）。1936年，当部分红军长征到达河西走廊时，马仲英曾和苏联专家组成联合参谋处，研究西北地理和国民党兵力的部署，以及红军进疆的路线，为准备援救红军做了不少工作。全面抗战前夕，马仲英又在苏联的帮助下，研究了部队开赴前线抗日的问题。但是由于代师长马虎山坚持反动立场，在1936年秋背叛了马仲英，对马仲英的多次电报指示拒不执行，结果造成部队分裂，被盛世才分化、利诱，各个击破，使得这支民族武装力量最后解体了，马仲英的身价也就大打折扣了。据说后来马仲英自己也在苏联的一次飞行事故中亡故了[50]。而我国著名民族学家牙含章先生曾亲口对笔者说过，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跟随一个少数民族代表团访苏，经他向有关方面了解，马仲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指控为英国间谍而秘密处死。这个信息他在与沈克尼同志的通信中较详细叙述过。
五
马仲英短短的一生，在西北留下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迹，在民间至今还流传着不少有关“尕司令”的传说，凡是和他直接打过交道的人，无论是反对他或是拥护和同情他的人，往往都会有一些共同的印象：年轻英俊，精力充沛；对人谦虚，态度和蔼；一般不多说话；生活简朴，无不良嗜好；能和官兵打成一片；好学习，接受新事物，也爱标新立异[51]。因此有人把马仲英比之于冯玉祥，的确他们是有某些相似之处，马仲英和冯玉祥一样，在前进的道路上痛苦地摸索着，百折不挠地向前、向上，向光明的大路迈进。
[1]宁海军：青海省主席马麒在辛亥革命期间为马安良组建的番号为“精锐军”（俗称西军）的帮统兼步军分统。民国之初，马麒改换门庭，投靠甘肃都督赵维熙，后升任西宁镇总兵，即从原西军系统分化而出，自立“宁海军”，开始独自统治青海。
[2]《平回纪略·回民起义》第3册。
[3]曾毓瑜：《征西纪略》卷3。
[4]《西宁军务节略·回民起义》第4册。
[5]尹作权：《国民军入甘革命战史》。
[6]马培清：《凉州事变与马廷勷》，《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7]韩定山：《马仲英与河湟事变》，《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8]樊曼云：《刘郁芬与河州事变》，《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
[9]马磷，字玉清，东乡族，任甘州镇守使，与青海省马麒之弟马麟（字勋臣）非一人。
[10]临夏州政协：《马仲英事迹始末》，《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11]马全钦，马文祥：《我们在马仲英举事中的经历和见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12]宣侠父：《西北远征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13]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第6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14]姚凌九：《国民军入甘及刘郁芬在甘肃的军事活动》，载《甘肃文史资料》第9辑。
[15]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第6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16]丁焕章：《甘肃近现代史》第6章，兰州大学出版社，1989年。
[17]甘肃省赈务会：《甘灾纪略》。
[18]尹作权：《国民军入甘革命战史》。
[19]《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20]《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21]《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22]临夏州政协：《马仲英事迹始末》，《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23]临夏州政协：《马仲英事迹始末》，《新疆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24]《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25]武志平：《补充〈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26]韩定山：《马仲英与河湟事变》，《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27辑。
[27]姚凌九：《国民军入甘及刘郁芬在甘肃的军事活动》，载《甘肃文史资料》第9辑。
[28]《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29]王箴《龙蛇泪痕》。
[30]苏振甲：《一九二八年随军在河州的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
[31]《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32]《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33]《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34]《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35]《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36]马全钦，马文祥：《我们在马仲英举事中的经历和见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37]罗·阿日斯楞：《南寺活佛阿格旺旦曾佳木素与毛巴特尔事件始末》，载《阿拉善盟文史》第4辑。
[38]徐世雄：《马仲英扰宁》，载《宁夏文史资料选稿》第6期。
[39]崔鲁坡：《宁夏变乱亲历记》，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40]张慎微：《马仲英占领宁夏省会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41]马培清：《马仲英二打宁夏城前后》，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4辑。
[42]苏忠深：《茨乡歌志》，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
[43]《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44]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黄埔军校史料》。
[45]《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46]《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47]武志平：《补充〈马仲英入新随军见闻〉》，载《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
[48]陈赓雅：《西北视察记》，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
[49]马霄石：《马仲英退走南疆以后》，载《新疆文史资料》第1辑。
[50]《马仲英事略》（稿本），（稿藏于甘肃省档案馆）。
[51]〔瑞典〕斯文·赫定：《大马的逃亡》（汉译本），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