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们听了心里很明白，他们对我说：“老金，我们是一个人，没关系。行，我们就干。不行，我们就跑嘛！你呢，还带着几个孩子，你说去，咱们就去。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吧！”我说：“好！”我又问伍处长：“带上家属去要不要？”第三天伍处长来了告诉我们说：“不仅你们去了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欢迎，也给他们安置，而且还优待。”我们听了之后，就决定去延安。
当时，在西安的还有一个中国红十字会三十三医疗队。这个医疗队是绥远蒙古卫生院的医务人员组成的。日本人进绥远，他们撤退，先到了榆林，通过延安到了西安，在西安待分配。我们二十三医疗队和三十三医疗队是一个中队，绥远蒙古卫生院的院长桑佩恩是三十三医疗队的队长，也是我们中队的中队长。中队长也作出了决定，两个队都去延安。1月5号，林老亲自把我们找到办事处，再一次地给我们讲：“现在是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决定打日本帝国主义，军委坚决执行。你们参加抗战医疗工作，我们很欢迎。我们也欢迎你们的家属孩子去，也给你们一些方便。延安有工作，有伤员，有病员，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林老还说：“这里很多青年到延安去学习，参加抗战。你们到延安去工作，也是参加抗战，我们非常欢迎。”最后他还讲了延安的生活条件差，比西安要苦一点，交通不便，天气也冷。让我们准备一些御寒的棉衣，然后送我们去延安。谈完后，我们简单作了准备，买了旧的棉大衣防寒，就准备启程了。
回想1937年到1938年这一年，我虽然参加了抗战中的救护工作，但都是在国民党卫生机构领导下进行的，我亲身体会到了蒋管区军医院医疗作风的混乱。这一年，是个逃亡过程，又是我生活和工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决定去延安之前，我对延安也曾有过一点了解。我在汉口时，听到过平型关战役的消息，重创日本帝国主义的王牌军板垣师团，打了胜仗。我佩服中国共产党的八路军，我想，救伤员就要救这样的抗日伤员。在西安的几天，也听三十三医疗队的人讲过延安的情况。他们说，虽然在延安住了一夜，但看到了延安的抗战气氛很浓，军民关系很好，买卖公平，人也和气，延安地方好，很安全。抗战爆发后，我们山东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痛恨，父亲也嘱咐我坚决参加抗战，参加救防工作，什么地方要就上什么地方去。父亲的抗战情绪也时刻在激励着我。当我听了林老的讲话，增强了我去延安的决心，我感到参加抗战就是前途，去延安就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应走的路。我听了伍处长的劝说，听了林老的指引，拿定主意走向了延安。
1938年1月10号，八路军的两辆卡车把我们二十三、三十三两个医疗队的医务人员和家属径直送到了延安。当时不仅是车送，还派了两个卫兵和一个参谋送我们，保证在路上不出问题，安全通过路途上国民党的关卡。有领导的嘱咐，有八路军战士的保护，我们放心地去延安了。
初到延安
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富县，是陕甘宁边区和西安的交界处，也是一个大的关卡。过了富县就进了边区，这里的群众就完全不同了。沿路上，群众看到是八路军的汽车，就热情地招手欢迎，十分亲切。我们还看到很多青年步行到延安，他们都是自己背着行李，稍好一点的是有个小毛驴驮着行李，别的也再没有什么交通工具了。我们这些人则是党用汽车送到延安，还有卫兵保护我们。这是党对知识分子、对技术人员的重视和关怀，因为那时，汽车极少，汽油就更困难。
1938年1月13日，两辆卡车把我们两个医疗队的全体人员送到了延安城。一到南门外，两边的群众、机关和学校的工作人员夹道欢迎我们。他们打着小旗，敲着锣鼓，呼着口号，热情高涨地沿道迎接我们，夹道欢迎的队伍一直排到南门里我们住的地方。
晚上，在住处附近的一个教会礼堂里开了欢迎大会，由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部部长姜齐贤同志主持欢迎会。参加人员有各单位的代表，有抗大各队的学员，还有各机关的卫生工作人员。特别是当时坚持抗战的八路军的领导——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也到会欢迎我们。他们走到我们身边，亲切地和我们握手、问候，给我们的印象很好。欢迎会上，抗大的学生轮流唱歌，这队唱完那队唱，越唱越热闹。这之间，有一个人唱了一首陕北流行的歌子：“陕北好地方，小米子熬米汤……”唱得很好！大家热烈鼓掌。旁边一个人问我们：“你们知道唱歌的是什么人？”我说是中国人。他说不是，唱歌的不是中国人，是一个美国人，也是一个医生，叫马海德。我们一听都很震动，我当时就想马海德是一个美国医生，来到中国参加革命战争，而我是中国人，是一个中国医生，更应该在这里好好地为伤员和群众服务。欢迎会后，天虽然很晚了，但我们大家都很兴奋，纷纷议论我们见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喜悦心情，大家都表示要好好干下去。
我们在延安住下后，领导上就考虑了我们的工作安排。当时，延安有两个卫生系统：一个是边区卫生系统，一个是卫生部直属系统。宝塔山边区医院归边区政府的卫生系统管。医院院长是傅连同志。他是个医生，是经过长征和红军一块到延安的，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健康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他身体不好，患有结核病。在安排我们工作时，傅连同志提出，边区医院要保证边区政府人员和党中央干部，以及边区150万广大群众的身体健康，希望能把两个医疗队的专科技术人员留在边区医院工作。根据他的建议，三十三医疗队留下了一个外科大夫、一个眼科大夫。傅连同志又说：“听说二十三医疗队有个金大夫，是妇产科的，把他留下吧。因为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妇女生病的还是很多，希望他能留在我这个医院。”我也同意留下。我们队还留了一个内科大夫谢金奎。另外还留下一个外科手术室的护士。除此之外的其他人员都分别到卫生部直属系统的医院去了。我的几个孩子，有两个孩子跟他们走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个孩子跟我留在边区医院。
边区医院给了我一个窑洞，两个孩子也送进了干部子弟学校上学。这样，工作和生活安排下来，我心里很踏实。领导上的安排说明了，共产党、八路军说话是算数的，不仅我有了工作，对我的家属孩子也作了安置。第三天我们就开始了工作。边区医院是在宝塔山下，山下是门诊，顺宝塔山上去，挖了100个窑洞，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五官科等。再往上的窑洞就是病房。医院里虽然都是窑洞，工作条件比较差，但工作的方法很有条理，大家相处也很亲热。我在这里工作，首先感到的是像到了家里一样的温暖，领导关怀我们，都那样的和蔼。在西安时，局势混乱，一天到晚想的是跑，现在到了延安，心安定了，想的是如何更好地救治伤员，支援抗战。我的思想起了较大的变化。我亲身体会到了，党和群众是欢迎我们到延安的，党和群众是关心我们、重视我们的。
白求恩大夫对我的启发
1938年的春天，白求恩同志到了边区延安，他是参加西班牙保卫马德里的斗争胜利后来到中国的。一天，十八集团军的卫生顾问、美国医生马海德同志带着白求恩大夫到宝塔山边区医院参观，随同来的还有一个女护士。他们到了边区医院，院长傅连同志向他们介绍，说我是中国红十字会的，毕业于齐鲁大学医科。当时齐鲁大学和加拿大医学院有联系。齐鲁大学的医科和加拿大医学院的医学制度一样，有相同的诊断、治疗方案和操作制度。齐鲁医科毕业的学生，加拿大政府的卫生系统也给予承认，也授予和他们毕业生同样的医学硕士的学位。齐鲁毕业的学生还可以到加拿大去工作和学习。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齐鲁的几个教员也都是加拿大的医生。我和白求恩同志提起老罗大夫，他们都认识，我们就热烈地谈了起来。
我和傅连暲同志一起带着白求恩大夫参观了病房和各科的设备情况。回办公室休息时，白大夫说：“这个地方很好。这里有窑洞，不怕敌人轰炸。”我们听后都笑了。最后他要求：“给我工作吧！”
白求恩走后，过了三天，我们从宝塔山上看见，大老远的有几个人往山上来，后边还有一个女同志，我们估计是白求恩同志和护士来了。人到跟前，我们一看全变了。白大夫做了一套延安的咔叽布工作服，穿在身上，戴一个八角帽，帽前还用红布缝了一个五角星，左臂上带了一个八路军的臂章，脚上穿的是草鞋，还是光脚穿的草鞋，这对一个一直穿皮鞋、袜子的外国人来说，很不简单。我们见面谈了几句，白求恩大夫笑着问我：“你看，我除了鼻子以外，像不像个中国工人？”我也笑了，说：“你这一身很像一个中国工人。不仅像，就是一个中国工人，而且还是一个很好的医务工人。我还要向你学习。”我对白求恩同志这样说着，我心里很惭愧，我当时还没有他的那个觉悟，也没有那个认识，当时我穿的还是西服、皮鞋。
白求恩同志是外科医生，他这次来由我带他查外科病房，在场的还有傅连暲。白大夫查病房，他的工作态度，正像毛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讲的是极端的负责任，极端的热忱。他对病人，一个个地问，一个个地查，然后把查问的情况详细记在本上，再作出诊断和处理。每一过程都是他亲自操作，一点不马虎。查到最后的一个病房，这里是几个日本战俘。白求恩大夫对这些伤员也作了细致的检查和治疗。出了病房，站在窑洞门口白求恩大夫就问我：“这里怎么还有日本伤病员？你们还给他们治疗。”我说不仅给他们治病，还让他们上学呢，专门为他们办了日本工农学校。傅连暲同志也说：“我们党有俘虏政策，优待俘虏。因为他们也是劳动人民，他们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的逼迫到中国来打仗的。我们要团结他们，爱护他们，还要帮助他们，教育他们，让他们和我们一起打日本帝国主义。”白求恩同志听了这些话赞扬地说：“中国抗战一定胜利！因为中国有这么好的领导机构，有这么好的俘虏政策，还有这么好的窑洞不怕轰炸。真是伟大！伟大！”白求恩的胜利信心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这一天，白求恩大夫查完病房就回去了。第二天我们约他来做两个手术。白求恩同志对手术要求更严格。他先给一个伤员手术。手术完了，护士给病员绑绷带，他一看很不满意。他把手套一脱，把绷带解开重新包扎了一遍，动作迅速熟练。
接下来做的一个手术是割扁桃体。联防司令部司令员萧劲光的女儿萧平，因扁桃体肥大引起关节炎。我对这一病例诊断后，认为做扁桃体手术摘除的处理，才能控制关节炎的发展。但是，我不是耳鼻喉科大夫，没有这科需用的器械，也不会这项技术的操作。我和傅连暲院长商量，决定委托白求恩大夫给做手术。白求恩大夫进行手术操作时，我是助手，傅连暲同志也在场。萧平躺在手术床上，护士把消毒锅端来，拿出器械。什么器械呢？一个开口器，一把刀子，两把小镊子，还放了两块纱布，两个棉花球。白求恩大夫让护士给全身麻醉，病人睡过去了。他迅速用开口器把病人的嘴一撑，用纱布把舌头一拉，刀子两边一划，用手指头把扁桃体取了出来。我和傅连暲同志在一旁很担心，没有器械，没有局部麻醉剂，做的是全身麻醉，我们都出了一身冷汗。结果我们的担心多余了。几分钟的工夫，手术做完了，孩子醒过来站起身就走了，什么事也没有。我对白求恩大夫说：“我还以为你要带上耳鼻喉科的器械做手术呢。”他说：“我是外科大夫，也可以搞耳鼻喉科。”他又指着头和手说：“金大夫你看，有了这个和这个就行了。有了这个（指头）去想一想，有了这个（指手）去为它解决问题嘛！还有没有比它们更好的器械吗？”白求恩大夫说得那么轻松，但话里却给了我深刻的启示。我听了白求恩大夫的话，连连说是。我还说，我平时做手术只想手术室，总想依靠现成的器械和设备。白大夫告诉我：“这个框框把你卡住了，要打掉它，要根据条件解决问题。”后来他还给我讲了，一个大夫只要想到病人，想给病人解决问题，你就会费尽脑子去想办法。
过了几天，白求恩大夫又来到了我们边区医院。他向我提出“病人敲医生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听了之后想，过去是病人找医生看病，现在白求恩大夫是不是要翻过来，让我们去找病人看病？我这么想并没有明白他所提问题的背景，也没有理解他的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后来才知道，白求恩同志刚刚参观了延安东边的一个八路军的军医院。他看到战场在前方，战士们在战场上受了伤，要把他们从前方运到后方进行治疗。当时，运伤员没有汽车、马车等交通工具，全凭4个人用一块木板把伤员抬回后方。这样，走那么远的道儿，拖延了抢救伤员的时间，也耽误了伤势的治疗。所以，白求恩同志的意思，是主张战地医院的医生、护士应该一心为伤员着想，应该到战场上救护和医治伤员，减少他们的痛苦，而不能坐等伤员来找医生。基于这种思想，后来白求恩大夫坚决要求上前线。卫生部的领导给他做工作，说明了战争的残酷、条件差、吃住都不方便等等，但是这一切理由都没有说服白求恩大夫。后来请毛主席找他谈话也不行，他仍是坚决要求上战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