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成美
金祖同（1914～1955），字寿孙，笔名殷尘、且同、晓冈，回族。原籍浙江嘉兴，祖上“庚申（1860年）逦地沪城”[1]。祖父金尔珍系书画家，父亲金颂清乃学者、书商。金祖同聪敏好学，在甲骨学、历史考古、伊斯兰研究等方面均有涉足，为海上著名学者；他积极参加抗战，是坚定的爱国者。白寿彝《中国回回民族史》为其祖孙三人分别立传。金祖同英年早逝，业绩未张，名声埋没，殊为可惜。
甲骨学的成就
论著较多。据《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录》统计，1899年～1949年的50年中，研究甲骨学而有论著的学者289人，其中中国230人，若不论文章的长短、分量的大小、问题的轻重、价值的高低，仅从题目或种数来看，金祖同属于著有10种以上的18位学者之列[2]。金祖同著有《殷墟卜辞讲话》《韍斋藏甲骨拓本》《闲话甲骨文》《殷契遗珠》《中国文字形体的演变》《略论中国文字形体之演变》《章太炎先生书后跋》《剖面的殷代社会举例》《甲骨文辨证》《孔德所藏卜辞写本录副》《氈墨赘言》《龟卜》等。论著中《殷契遗珠》影响为最。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大量盗运甲骨文物。1936下半年和1937上半年金祖同在日本搜拓甲骨，编辑成书，名《殷契遗珠》，郭沫若、罗振玉分别为序，沈尹默题名。该书二卷，1939年5月，上海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出版，为孔德图书馆丛书第一种。后与《殷契遗珠发凡》合为三册。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关注，如1940年陈梦家《评〈殷契遗珠〉并论罗氏前编之来源》和孙海波《评〈殷契遗珠〉》等都作了评价。1974年台北艺文印书馆重印《殷契遗珠》，系四堂之一董作宾的大弟子、台湾著名甲骨学者严一萍新编并序。
造访章太炎并互通信件，研讨学术，由此引发一场甲骨文真伪的辩论，于促进甲骨学发展大有裨益。章太炎治文字，以《说文解字》为本，否定甲骨文，攻击罗振玉。当时甲骨学初起，章氏言论对它有不利影响。恰逢金祖同初涉殷墟，他见此即于1935年向章氏解释甲骨文之真情。先叩门进谒，后“乃弛书询之，承其刊复，再询再复”，由是有章氏1935年6月至8月四通书信。章氏书信1937年在日本《书苑》发表，1939年又在《制言》刊登，并附有金祖同跋文。1941年金氏将章氏书信、郭沫若《为章太炎致金祖同论甲骨文书》（即《序〈甲骨文辨证〉》）、马叙伦跋《书章太炎先生与金祖同君论甲骨文书后》和金祖同《自跋》，结集冠名《甲骨文辨证》出版。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竟将章太炎、郭沫若、罗振玉三位国学大师及马叙伦先生扯进甲骨文真伪的辩论风波，于此可见其不凡之才华。若干年后，尘埃落定，甲骨学已成为一门显学。金章二氏互通信件，谈古论今，研讨学术已成为甲骨学史不可或缺的一页。《中国甲骨学史》《甲骨学六十年》《甲骨学一百年》等权威著作均有记载。金祖同过访章府，书函往来，表现了他追求真理、敢于向权威挑战的高尚品质。
协助郭沫若编辑《殷契粹编》。该书是学习和研究甲骨学的重要参考书。金祖同于此书的功劳，作者郭沫若在《序〈殷契遗珠〉》中言之凿凿：“金君祖同素嗜甲骨文字之学，搜讨唯勤，时有弋获。前年三四月间曾赍善斋所藏甲骨拓本凡二十册，亲至日本就余，朝夕过从，反复研商，甚足乐也。余曩所著《殷契粹编》，即系择辑善斋所藏之菁粹者而成，其得以成书固多赖祖同之协助。”金氏1931年问业于叶葓渔先生，得见殷墟卜辞。1934年夏，他与卫聚贤在上海真茹四才阁，合力专治殷墟甲骨文字。1935年已发表《殷墟卜辞讲话》《郼斋藏甲骨拓本》。其拓墨之技，闻名上海。郭氏编辑《殷契粹编》时，金氏又鼎力相助，可以说，没有金祖同帮助，或许谈不上郭氏《殷契粹编》的问世。金氏拓墨并携带赴日的刘氏甲骨拓本还给郭氏带来其他的收获。郭沫若曾为金祖同《甲骨文辨证》《殷契遗珠》《龟卜》分别作序。郭沫若曾宣称：“平时很少替人做序”，“觉得那种事情”对诚实的作者和读者是“一种侮辱”[3]。但却为金祖同的著作一而再、再而三作序，说明金氏治殷墟文字的水平已达到相当的高度。同时证实他们关系非同一般。
为澄清某些殷墟疑案作贡献。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系甲骨学一部重要著作，它的问世，标志着初创时期的甲骨学进入了文字考释阶段。该书系罗氏1914年所作，国学大师王国维先生抄写。罗、王故世后，有人称该书是王国维所著，罗署己名，剽窃王氏学术成果，一时沸沸扬扬，几成定论。金祖同并未附会自己的老师郭沫若，第一个明确反对“剽窃说”。1948年他在《龟卜·跋》中为之申辩，并在不同场合表达己见。以后，1955年董作宾、1956年陈梦家、1980年罗继祖、1981年张舜徽亦表示怀疑或反对“剽窃说”。1984年胡厚宣还为此专门写了《关于〈殷墟书契考释〉的写作问题》。如今罗撰是书已成定论，此公案已了结。金祖同亦有功矣。还有，对于罗氏《殷墟书契考释》的前编和后编的资料来源，一度成为甲骨学业内话题。郭沫若、陈梦家均论述过[4]。金祖同在《龟卜·跋》里专门为罗氏“明辩之”，阐明了真相。金家与罗振玉世交，皆商业、学术往来。罗振玉为祖同之祖父金尔珍《梅花草堂临书》题写书名。祖同之父金颂清1899年在罗振玉主事的上海速成学堂肄业；与罗氏亲家王国维同受业于日本藤田丰八门下；和罗振玉、其弟罗振常合开过书店，经营书画金石等。金颂清还帮罗振玉到河南安阳收购甲骨，自家收藏甲骨上千。祖同称：“罗氏与先大人为莫逆交。”金祖同、罗振玉二氏亦互通信件，金祖同从罗处得到关于甲骨文的知识。罗振玉1939年秋为金祖同《殷契遗珠》作序，1940年罗氏亡。《甲骨文辨证》系振玉弟振常题签。金祖同涉足殷墟，与家庭影响分不开，与长辈和罗氏的交谊分不开。罗振玉曾在伪满洲国任多种伪职，金不避讳。对于章太炎质疑甲骨文抨击罗振玉，社会上诬说罗氏剽窃王国维学术成果，金祖同仗义执言，为罗氏张目申辩，或许亦受家庭与罗氏的亲密关系的影响。
历史考古、伊斯兰研究之建树
金祖同在史学、考古学的建树，主要体现在其3篇著作《金山访古记》《流沙遗珍》和《台湾的高山族》上。
《金山访古记》。上海是近代发展起来的，长期以来形成无古可考的观念。宋建《上海考古的世纪回顾和展望》云：“1935年，因江苏武进奄城遗址的发现，人们注意到金山戚家墩遗址亦有类似的印纹陶片。金祖同、卫聚贤等到戚家墩遗址进行了考察，从而确认在上海地区发现了第一处古代遗址。当年末，金祖同著《金山访古记》，这是上海的第一部考古著作。”金氏之《金山访古记》掀开了上海考古史的第一页。遗址最初是金祖同等发现于1935年，上海有关方面后又于1962年、1964年进行了两次考古发掘。中科院学部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谭其骧说：“金山城，因它位于金山北麓，故改叫金山城，但是当地老百姓直到30年代金祖同来金山访古，还是称它为京城”。金祖同20世纪30年代发现的有大量印纹陶片的金山戚家墩遗址，为上海市最早发现的古文化遗址，已列为“上海之最”。《金山访古记》亦称《金山卫访古记纲要》，钮永建题书名，叶恭绰、卫聚贤分别作序。1936年12月日本东京人类学会出版的《人类学杂志》在介绍《杭州古荡新石器时代遗址之试探报告》和《金山卫访古记纲要》两书时指出：“这次中国人自己又介绍浙江省石器遗址给世界的学术界，想不到这枯寂的领域里，竟投进了一颗光明，这实在是件可喜的事”，“在考古资料中是极有价值的”[5]。
1936年4月12～18日，金祖同和作家阿英专程去杭州、绍兴、余姚、澉浦等地，金为考古，阿英为访书。当年卫聚贤曾邀祖同、张叔驯、金性尧去苏州访古寻珍。时隔30多年，就在当年金祖同“在考古上颇有所得”的余姚，1973年偶然通过陶片、骨片，继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河姆渡古文化遗址。20世纪30年代，江浙沪一带进行过多次古迹考察。最著名的数江苏武进奄城和上海金山戚家墩、杭州古荡等遗址。金祖同称：“历次勘踏东南各古文化遗址，晚均亲与其役。”[6]1936年2月吴稚晖、叶恭绰、丁福保等在沪酝酿成立专门学术团体，金祖同印寄简章和入会表格，分发陶片，有关展览会诸多事项均由卫聚贤和金祖同主持。金祖同《殷墟卜辞讲话》曾刊在《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上。1944年秋，金祖同写信给叶圣陶、郑振铎，称自己“研究东南古文化之志，则至今未已”。并呈上自己所拟“东南沿海古文化研究例言”，要求开展该项研究工作[7]，后未果。金祖同是中国吴越文化研究的先驱之一。
《流沙遗珍》。金祖同《流沙遗珍》刊布一部分珍稀的吐鲁番文书。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难逃厄运。吐鲁番当时出土数量和完整程度远逊于敦煌，藏家秘不示人，除个别文书作书法作品发表外，罕为世人所知，金祖同是最早重视并开展整理和研究的中国学者。1936年金氏东渡随郭沫若研习殷墟。在日本收藏家中村不折的“书道博物馆”，金氏发现这批吐鲁番文书，并发表了《流沙遗珍》，主要是唐代西州即吐鲁番文书及《书道博物馆所藏经卷文书目录附解说》。唐长孺是隋唐史大家，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朱雷说：“唐师对吐鲁番文书的接触，据我所知，早年是通过王树柟的《新疆访古录》、金祖同的《流沙遗珍》等。”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的前言曰：“有关唐代军事和兵制的内容，很早以来就成为敦煌学学者们研究的对象。金祖同先生《流沙遗珍》所载40年代初期撰写的有关西州差兵等文书的跋语和《唐开元二年西州屯戍烽燧残牒》一文，是国内学者较早涉及军事文书内容的研究成果。”《流沙遗珍》所刊吐鲁番文书对文字、书法的研究亦有意义。教育家马叙伦《石屋续渖》、梁继《颜真卿对民间书法的借鉴———以敦煌、高昌遗书为例》均提到[8]。张凤在该书序中称：“金君此稿可为研究此种古代官文书之红蓝本矣。”金氏《流沙遗珍》已被列为学术研究单位与图书馆推荐书籍。
《台湾的高山族》。抗战胜利后金祖同赴台湾，在台湾大学任教。他将搜寻到的日人撰写的有关高山人的书籍辑译，并结合自己考察研究的情况，编写成《台湾的高山族》。其著书宗旨为：“台湾沦亡五十年，五十下人恐都不知有高山人者，将赖是书为之绍介。”[9]该书1948年9月由亚洲世纪社出版发行，全国各大书店经售。该书分“总论”“信仰和性情”“社会制度与习俗”“生活状况”四章，包括地理、种族分布、人口、宗教信仰、祭祀、心性、团体、土地占有与狩猎、家、丧葬、服饰、蕃社内的制度，及达雅、耶美等7个民族的生活状况等，共25节，并配以“达雅族的男女”“蒲能族的居屋”“耶美族的部落”“拔旺族的运搬法”等12幅照片。书首为李秋生序、金祖同自序。金祖同自序云：“日人所谓高山人来自南洋马来，予不之信，盖其所据者为语言，宇内语源都同，偶有巧合，非确证也。日人于民族之学亦研究有素，非不之知，其故作是言者，配合帝国主义之南进政策而已。”他说：“我谓高山人仍是越族”“文化起自东南”，大陆和台湾高山人“其间脉络相通”，并呼吁“诸君子可信我言”。他在沪上名医、文物收藏家丁惠康博士大力支持下，1948年将采集的实物标本、书籍、照片在上海孔德图书馆举办高山族风俗艺术展览。1949年，金氏协助丁惠康携展品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物展览会”，并将所藏高山族文物书籍500余种捐赠中央民族学院。在《台湾的高山族》之前，金氏还写过介绍高山族的一个简明小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