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前后，中央医院的情况好转了一些。由周总理建议，何穆同志带一批医务人员从重庆二次进延安。这批医务人员中有大夫，有护士，还有化验员。何穆同志做中央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他是肺科专家，留学法国。他来后，对结核病的防治工作采取了一些办法。另外还来了李治忠大夫。我们还办了医士班，医科大学的学生也常到我们医院进行教学实习。所以，这时中央医院的大夫和护士人数增多了，护理工作也加强了，但条件仍是比较差。周总理为了号召大后方的医务员向中央医院学习，让中央卫生处给我们妇产科的剖腹产手术照了相，带到后方进行宣传。这一宣传，使重庆的很多新闻记者要到延安参观。这些记者到延安后，看了各方面的情况，参观了中央医院的各科设备。最后他们说：“你们中央医院和重庆的中央医院相比，人员和设备条件相差得很远。可是，你们的工作效果要好得多。这是因为这里的人不是为了钱，不是为了个人名誉，而是为了革命。医院的伤病员也都是革命人员。”这些记者的参观，不仅影响了后方的医务人员和机关干部，同时对延安地区的广大人民群众也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听说了中央医院的情况，她们就主动地到中央医院检查身体，还住院生孩子，中央医院的影响很快就扩大了。
中央医院的妇产科一直是我负责，当时我们有生产记录本。延安疏散时我带在了身边，一直保存到现在。黎平同志根据保存下来的几个记录本作了一个统计，数字是这样的：
1939年9月，延安中央医院开院。接生人数：1939年50个（9月17日开始）；1940年276个；1941年289个；1942年412个；1943年481个；1944年500个；1945年774个；1946年334个；1947年302个；1948年310个；1949年4月止86个。
这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延安中央医院接生婴儿的不完全统计数字，总数是3814个（还有两个本子没保存下来），生产数量最高的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多同志都到了东北和其他革命根据地，所以分娩的同志少了。解放战争时期，生产数量也减少了，这是因战争关系，很多同志做了流产。以上生产数字中，难产的有400多个，多半是第一胎。从当时的困难条件来看，这个成绩还是很好的。分娩的时间，当时在蒋管区，一般初胎分娩要48小时以上，而在我们边区，一般在16～18小时。产程的缩短与妇女所在地区有关系，边区的妇女都是革命青年，她们经常参加劳动，这是一方面。但我想更重要的是，我们听取了白求恩同志的建议，做到了预防为主，对孕妇进行了产前教育，使她们心中有数，保证了顺利生产，保证了婴儿的成活率。
中央领导鼓励我前进
在中央医院工作，接触中央领导同志的机会多了，接触的党员也多了，而且还有机会听听报告和参加政治学习，所以我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从不懂到慢慢地知道了一点。首先，在接受病人住院时，对我就有促进。病人来住院都要带上住院介绍信和党组织关系。我在医院是医务副主任，又是妇产科主任。他们来了就把介绍信和组织关系交给我，我说：“组织关系交到那边，我这里不收。”同志们一听就明白了，他们议论说：“你看，这个主任还不是一个党员。”我听后，知道这是在给我提意见，我决心努力学习，好好工作。经过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我对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
还有一件事对我教育也很大。一天，统战部打电话说，齐鲁大学的一个教授到延安参观，想见见老齐鲁的学生，让我和魏一斋去。我们去了，一看是齐鲁大学哲学教授劳津，他是社会党人，信基督教。谈话中我们知道，他到延安是要看看共产主义，看看人的关系和社会组织。我深有体会地说：“延安已经实现了《圣经》上讲的天堂。我们在这里是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大家是真正的兄弟，互相团结友爱。”劳津点头赞成，他说：“我看到的也是这样。我们天天祈祷的东西已在延安成了现实。共产党干的，比说的好得多。”这次和劳津谈话以后，我更感到了延安不错，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说说而已，而是真正实现了互爱互助。在政治学习中，我的认识也进一步提高了。那时，马列学院的同志经常给我们讲哲学，讲马列主义。我们也经常听一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内容的传达报告，这样理论知道的多了，眼界也开阔了。除此之外，当时还有很多同志从苏联回来，他们也常讲一些社会主义苏联的情况，这也使我进一步认识了世界，认识了革命，头脑里信仰共产主义的念头慢慢产生了。
“皖南事变”发生后，在边区的中国红十字会的各个医疗队都要撤走，要到西安等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二十三医疗队在延安的时间，队员们工作勤勤恳恳，军民关系搞得很好，听说我们要走了，病员都不让走。我们也对撤走医疗队提出了抗议。我们认为，延安还有伤员，还有群众，很需要医务人员。医疗队不仅不能走，还应该再派人来。最后我们得到的答复仍是全部医疗队要撤走。我怎么办？这时，我的思想已经起了不小的变化。我想到，在延安工作很好，领导关怀我，群众教育我，特别是共产党领导抗日很坚决，中国抗战一定能胜利。同时，我也亲眼看到了国际友人马海德、白求恩，他们都是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帮助革命，他们的精神不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嘛！我考虑之后，决定不走了，坚决留在延安跟共产党走。
二十三医疗队的其他成员走了，只有我和一个护士、两个工友留在了延安。从此以后，我和中国红十字会医疗队就没有关系了。组织上知道我留在延安，对我很支持，并且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大的方便。那时都是供给制，为了保证我的生活和工作，组织上给了我一个炊事员，一个马夫。炊事员李子敬是个经过长征的老同志。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秘书长王首道同志亲自送我一匹红马。贺龙同志从前方回来，说我给人看病经常出去，送了我两匹马。先是送一匹白马，让驮东西用；后来又给一匹黑马，说这是一匹日本战马，出去看病骑上跑得快。另外，医院还给了我一匹马。我一个人就有4匹马。当时的一匹马比现在的一辆小汽车还贵重。延安的住处很困难，但还给了我四个窑洞，一个做饭，两个睡觉，还有一个后来给了苏联专家阿洛夫，他是延安中央医院请来的苏联内科医生。我们吃饭是实报实销，待遇在当时情况下是比较高的。总之，我这样一个医生留在了延安，组织上给了很多的照顾，其他很多老同志比我艰苦。医院的大夫、护士和病员看到我留延安不走了也很高兴，还鼓励我，希望我积极争取加入党的组织。在这之后，领导和同志们时刻在关心着我的进步，毛主席也曾和我谈过入党问题。
后来，中央领导同志为了更进一步地启发我的觉悟，鼓励我在边区干革命，为边区医疗事业贡献更大的力量，毛主席、朱总司令和周总理3位领导人，在1941年先后为我题词留作纪念。毛主席的题词是，“努力救人事业 毛泽东敬赠金大夫”；朱总司令的题词是，“茂岳同志留念 不但医人 还要医国 朱德”；周总理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茂岳主任 周恩来”。领导的题词给我指出了工作的方向和前进的道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题词时还给我讲了所题词的含义和深刻的道理。毛主席说，医生工作是救人事业，我们共产主义更是救人事业；共产主义事业是革命事业，是消灭剥削和压迫，解放全人类，使人民自己当家做主，真正得到自由，得到幸福。朱总司令在题词时，讲了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他说过，医生医人很好，还要医国。他指出，我们的国家还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们，我们要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要救国，要治国。所以，医人、医国是一致的，但主要的任务是先医国。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国家解放了，独立了，事情就好办了。因此，医人，还要医国。领导的这些话，把我从事的医务工作同伟大的革命事业，同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密切地联在了一起，我感到这是一种强大的动力，鼓舞着我勇往直前。这时，我的心胸开朗了，我工作的劲头有了，前进的方向也更明确了。从这以后，我决心用实际行动来回答领导对我的希望，我的思想又前进了一步。
1942年3月28号这一天，中央组织部陈云同志打电话，让我去一趟。我以为他病了，很快骑上马就去了。陈云同志笑着说：“不是叫你来看病，而是要和你谈一个事情。”陈云同志是医疗卫生工作的领导，他说明是找我谈我的组织问题，让我详细说了家庭情况，我从在家上学一直谈到进延安工作。陈云同志给我讲了共产党员的两个条件：一是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建立没有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世界；第二是，共产党员要为人类牺牲，要服从组织。我表示，我愿意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不怕牺牲。后来谈到我是回族，陈云同志说，这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和加入党组织并不矛盾。最后我还表示，自己各方面还很差，工作、思想还跟不上，需要组织和同志们的帮助。陈云同志勉励我说，加入共产党，组织上成了党员，但思想上还要接受组织的帮助和教育，进一步改造思想，为党的事业奋斗一生。我们谈完话，陈云同志打电话请来了两位同志，一位是我们的院长石昌杰同志，一位是医院秘书长苏爱吾同志。他们带我一起到组织部干部处的处长张凯的房间里，那里挂着鲜红的党旗。我就在这里，举起我的右手宣誓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宣誓后，陈云同志对我们三人说：“茂岳同志已批准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你们三人是一个党小组，石昌杰同志是组长。你们三人一起过组织生活时，让医院支部知道就行了，不必向群众说，也不要向其他党员讲。有什么重要事情由石昌杰同志传达给你们。”这一天，1942年3月28号，延安还下着小雪，我的心里确是暖烘烘的。我，一个农民的孩子，一个知识分子，在党的培养教育下，终于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这一步仅仅是开始，开始了新的里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1]回族人在清真寺里念经，毕业了，叫做挂幛。
[2]明清时清真寺大殿里供有“祝延圣寿”的万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