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强
学术界总结马长寿先生的学术成就多注重其在民族史方面的贡献，而对他一生从事学术所具有的整体的人类学（本文主要是指文化人类学，也就是通常所言的民族学）观点和学养虽有总结，但显得过于简略。本文拟以其所组织编写的《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记录》[1]（以下简称《记录》）一书作文本研究，刍议其所持有的人类学理论和采取的田野调查技术与方法，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先生的学术思想和学科训练提供借鉴。
一
迄今为止，有关陕西回民起义的研究，除了马先生的《记录》外，还有冯增烈等主编的《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2]，对起义的性质、与西北其他各地义军的关系、回汉关系、起义领导人特别是对白彦虎的历史评价进行了探讨。邵宏谟、韩敏的《陕西回民起义史》[3]一书是基于其整理的《陕西回民起义资料》[4]的基础上进行的研究。2006年，韩敏又出版了个人专著《陕西回民起义史》[5]，无论从资料的使用还是分析问题的深度等方面可以说是这一研究领域内的集大成者。此外，尚有零星文章也涉及这一问题，如高登智的《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6]、关连吉的《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7]、冯钧平的《陕西回民起义》[8]等。同时，一些研究西北回民起义的综合性作品，如吴万善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9]高文远的《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10]、张中复的《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11]等，都有专门章节涉及同治年间的陕西回民起义。而白寿彝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12]全四册中，第三、第四册为“西北回民起义”资料，收集了诸如《临潼纪事》《陕甘劫余录》等资料。再如马塞北主编的《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13]全四册中检录的有关回民起义资料中，也涉及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
暂且搁置《记录》不言，综观以上各种资料辑录及研究，主要特点有五。
一是个别研究者偏重文本资料的整理。这些资料多出自官修正史系列，除了《清实录》外，目前涉及回民起义的尚有清代乾隆、同治两朝皇帝的《起居注》和《宫中档案奏折》等资料，因文字浩繁且弥珍而未有人整理。
二是研究者所用资料多来自官修，民间纪事也多出自汉族士绅，即人类学家罗德菲尔德所言大传统，缺乏小传统的视角，尤其是鲜有起义主体陕西回族自己的记载。这些资料虽然不乏客观之论，但总体上以统治阶级或大汉族主义立场看待回民起义，如邵宏谟、韩敏所编《陕西回民起义资料》收录的20种专著文集和57种地方志多属此类资料。鲜为人知的《多公征贼》[14]更是以说唱形式对回民进行诋毁和诬蔑，用词刻薄，借以扩大回汉矛盾，助长民族仇恨。
三是研究主要立足文本，没有进行深入的田野调查，因而对于民间实际情形缺乏深入了解。研究就文本而文本，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
四是研究结合当时我国史学界对太平天国、捻军等农民起义的研究，以阶级斗争观点分析历史，探讨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性质和特点，为评价回民起义及其领导人物作铺垫。就研究本身而言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研究视野有限。
五是一些边缘性研究中，研究者的立意并非陕西回民起义，而是以历史史实为经线，探讨其他学术问题，因而对本次回民起义的研究深入不够。上文提到的个别历史研究中也曾经作过零星的田野调查，收集和披露了当时回民起义的文告、起义工具、战争遗迹等。这些利用文本资料进行史实梳理及分析的作品，对于这场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从整体上作了较为细致的叙述和分析，为后人厘清了起义的概貌，检索出了研究线索，便于后人作进一步探讨。
本文总结以上研究作品，立意并非比较纯历史研究与田野调查的优劣，而是说明马长寿先生所做调查工作的重要性及其独特的学术视角，并由此观察马先生在研究中所使用的人类学理论与方法。
二
马先生对于回民起义的调查始于1950年代，具体来说，他于1955年从复旦大学来到西北大学之后，在给学生讲授西北民族史课程的前提下，组织人员进行的调查。具体时间大致在1956年3月～1957年6月。参加者主要是西北大学的师生，资料整理工作主要由成立于1956年9月的西北大学西北民族史研究室承担。
本次调查提纲经过几次修订，现在成书的目录共分17个记录，连同序言和后记共19部分。涉及陕西回民起义的爆发区、交战区、安置区等，横跨陕甘宁3省区，包括西安市、渭南县、华县、华阴县、大荔县、临潼县、蓝田县、三原县、泾阳县、咸阳县、兴平县、礼泉县、周至县、户县、凤翔县、平凉市、泾源县等。关于调查的起因、经过和方法、收获、研究报告的写作、内容等，在《记录》序言和后记中已基本讲清楚，读者可以研读。对于本次调研的缘起，据参加调研的刘士莪先生回忆说：“清同治年间，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直接影响下，陕西关中地区的西安、华阴、渭南、大荔等地爆发了以回民为主体的反清农民起义，声威如火如荼，震惊了清廷，影响深远。然而当时的统治阶级颠倒黑白，极尽丑化、歪曲之能事，诬蔑为‘回乱’、‘寇仇’。流传于世的一些钦定官书和官僚地主知识分子的著述，推波助澜，掩盖了事实真相，长期蒙蔽世人，即便有些耿直的文人学者，欲追求史事的本来面目，但由于资料真伪混淆，是非难分，产生了极大的局限性。马长寿先生对这件发生不到百年又被弄得面目全非的重大历史事件，不能置若罔闻，任其谬论流传。历史的责任心和事业心驱使先生投笔奋起，决心进行实地调查，还事实的科学性。先生的倡议规划得到了学校和省市有关领导的大力支持，于1956—1957年，调查工作断断续续用了一年时间，在今天的关中地区十八个县市，即回民起义所波及的村县进行了细致的调查。”[15]
从人类学角度对《记录》进行反思，我认为本次调研有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一）口述历史的价值
口述历史关注的是民间的记忆和立场，记录小传统社会名不见经传的、普通的，甚至是边缘人的认识，偏重传统历史研究顾及不到的方面，以底层社会的立场启发人们的思考。
有关陕西回民起义的文本资料多来自官修，难免以统治者的立场观察问题。如官修资料中视起义者为贼寇，言语中充满鄙视诬蔑之词。在平定起义的过程中采取先剿后抚、剿抚并用的手段，其记录不乏因立场不同而夸大失实之处或刻意丑化之辞。马先生组织师生调查这一事件时，距离同治年间起义约90年历史，流散于民间的口碑资料非常丰富，很多信息都由当事人家庭直接提供，可以说是第一手的研究资料。这些资料的提供者（人类学所言的Informants）中，年长者有可能是事件的目击者和参与者，如书中提到的96岁的吴德正，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陕西渭南车村人，起义后于同治九年（1870年）投降，同治十年（1871年）被安置到宁夏化平（泾源县）。对于起义的经过、被安置的情形等，当事人的信息应该比较接近史实，因而非常珍贵。
在采用访谈、根据调查内容获得口述资料的过程中，《记录》能够保留不同报道人的口述资料原貌，便于读者从中探讨问题，而不是对资料的个人随意加工。对于具体的调查方法，刘士莪先生回忆：“马先生要求我们关注村内外现存的碑碣、石刻及大户的庄园、庐宇，要特别注意搜寻或查阅地方志及文人学士流传下来的家史手稿和民谣。每到一处，我们先去县、乡政府有关单位联系，召集地方长者、教师、干部、商人、士绅开座谈会，根据反映的线索，分头进行访问。这一方法每每得到比较满意的收获，充分显示了先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科学魅力。”因此，《记录》对同一事件的叙述往往因报道人的民族、年龄、籍贯等不同而反映出历史多样性（例如不同地区人对白彦虎家世的记忆等）。尊重报道人的观点和信息是口述历史的重要原则，也是口述史的价值所在，这种尊重建立在记录者根据报道人的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材料经过了访谈者的反复订正，因而可靠性较强，对于分析问题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以学术界对回民起义原因的探讨为例，有反封建压迫之说，因而将起义归结为反封建农民运动；有回汉积怨矛盾之说，将直接原因或者归于汉族地主团练的偏狭，或者归于回族尚勇分子的好斗等，不一而足。我们从《记录》中看到不同地区回民起事的原因往往错综复杂，既有遭受团练之害而被迫起义者，也有被他地回民胁迫而起义者，亦有懵懵懂懂被裹挟到起义队伍中者。对于起义投诚后安置的问题，我们从《记录》的口述中能够切身感受到清政府剿抚并重的手段以及多种安置方法。除了就地安置外，还采取了打破地域界限，陕回、甘回各种不同教派的“陌生者”杂处一地，在边远不毛之地安置使其穷苦窘迫，不能再行起事等多种措施。
圣彼得堡国立历史档案库里现珍藏着东干人李科库写的几篇日记，详细记述了东干人翻越雪山的情况。李科库是当年白彦虎队伍中的一位秀才，他写的日记被译为俄文，其片段收入俄国学者彼雅尔科夫于1901年撰写的《东干起义的最后片断》一书中。这可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起义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域外有当事人的口述历史，国内有马先生组织编写的《记录》，两者正好相印证，一内一外，遥相呼应，可以说填补了回民起义资料缺乏的空白，也是表达民间立场的底层声音。
（二）学术中立的立场
如何对一个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以田野民族志的研究呈现在读者面前？学者在调查研究中应该持有怎样的立场？这是有关学术可信度和学术道德及良心的问题。
主位与客位的研究立场历来是人类学争论的话题，但由于人类学对于异文化研究的强调，因而从学术上希望学者将自身保持在旁观者的立场，通过研究异文化达到对自身文化的认知，在田野中获得“文化震撼”，从而有助于其文化整体观和多元文化观的形成，消除文化偏见。总之，人类学希望借此达到学术的中立和客观，然而能否保持学术的公正性和学术中立，仅有理论的建构而没有田野的磨炼是无法检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