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重在记录，学者同时也是采访者，要尽量克服先入为主的判断和文化偏见。《记录》很好地保留了报道人的信息和口述资料，没有转成第三人称叙述，保存了资料的完整性和原创性。报道人中既有回族，也有汉族；既有起义中心区域当时回汉矛盾、阶级矛盾突出的地方，也有起义周边地区回汉关系融洽、受到各种牵连而被动起义的地方。调查没有偏袒一方面嫌弃另一方，尤其是没有带着大汉族主义的立场进入田野，因而得到了各地回民的欢迎。据刘士莪先生回忆：“由于马先生的盛名，魁伟的身体和调查工作特长，往往被一些乡村耆老和回族阿訇误为先生是回族学者。”可贵的是，研究者始终将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置于“同情”的地位，用回族民间立场审视问题，表现在田野中就是对回族保存的口碑及文本资料的重视，记录小传统的声音。因此，作品保存了大量回族的口歌、谚语、诉状等，这些资料包含的田野信息可能也会有与史实相左之处，但可贵的是它来自在同治年间回民起义中遭受国家权力镇压时期弱势的、边缘的、回民的历史记忆，代表的是被统治阶级的立场和叙事，这些正好是后人研究回民起义所缺乏的资料，因而弥足珍贵。
（三）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
《记录》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采取了上层和民间两种田野进入方式。
对于文化的解释，人类学主张自下而上看问题，重视文化持有者的观点。如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认为一切文化都是有地方背景的，因而“文化”是其持有者所进行的地方性解释，文化的意义只有置于当地情境才能显示其意义和功能，然而在中国做田野工作必须面临“合法性”问题，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作者作调查前后正面临国家初建后的各种社会主义改造，如果没有“合法”的身份和充分的学术理由，这种关于民族宗教的调查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因此，作者通过联系政府部门，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入田野，避免了因研究者身份的合法性问题而可能存在的拒绝，能够及时进入田野工作。即便如此，《记录》的整理几易其稿，其正式问世也搁置了30余年，审查书稿的人大多缺乏人类学常识，坚持阶级斗争的立场，对于当时“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言论嗤之以鼻，剥夺了其表达权利，否认了其说真话的可能，学术因此而遭受冷遇。由此可见此项研究艰辛之一斑。
进行历史资料的梳理和研究，对于马先生确定研究选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中国做人类学研究，必须面对浩如烟海的史料，在熟悉基本资料的基础上，才能理出研究头绪，不至于做重复性工作。早期人类学研究多重视对无文字族群的（西方学术作品中所谓“蛮族”）民族志研究。人类学进入我国之时以费孝通先生为代表，开始研究中国这一复杂社会，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现实使人类学无法避开历史学。在进行调查之前，《记录》课题组就阅读过《回民起义》《续修陕西省通志稿》及各地的地方志等书稿，并对有疑惑的问题进行了记录，便于在田野中寻找答案。进入田野之前各位调查人员还阅读了其他相关资料，如对于凤翔县的调查，研究者此前已经查阅了清代张兆栋的《守岐纪事》和余澍畴的《秦陇回务纪略》。这些是一个合格的人类学家在做田野工作之前必须进行的准备工作。正是对历史资料的掌握和熟悉，才使马先生认识到进行田野工作调查获取资料的重要意义，因而也就有了《记录》的缘起。实地调查中，《记录》综合运用了深度访谈、座谈会、参与观察、收集实物、拓碑、随机采访等多种形式，使田野成为活着的历史场景，而不是刻板的、按部就班式的机械作业。正因如此，研究者才收集到了鲜活的资料，在田野工作中不经意得到了很多珍贵的口述历史、碑刻、笔记、诗词等。
三
文化人类学的比较及理论工作都有赖于深入和正确的民族志描述。民族志重在描述，而人类学偏重解释、比较和分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马先生的调查是两种研究方法的结合，虽然因多人参与调查，研究报告的写作模式未必统一，但基本可以看到《记录》的研究取向既有描述，又有解释和比较，引导读者理解和消化材料。可惜的是历史距离马先生做田野调查已经远去，田野的参与只能是对历史文本和历史的田野进行回访和收集，不能进入逝去的历史场景做田野，对于严格的民族志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学术上的缺憾，然而这种缺憾也只能通过对历史的田野调查来弥补了。
田野调查历来被人类学视为成丁礼，一个人只有经过严谨的田野作业才能在田野中成熟。参与当年调查者除了个别从事民族史的专家外，大多都是马先生的学生。从教学相长的角度看本次调查，培养了学生的问题意识、做田野作业的技巧、整理资料的功夫、分析问题的能力、资料鉴别能力等。更重要的是，学生通过田野作业能够获得一种对历史上因文化差异而导致的悲剧的反思，这正是人类学所追求的文化震撼效应。“我们确信研究文化类似于学习驾驶和游泳，这些技术要求卷入和参与。我们认为第一手的调查经验会改变生活方式，具有同样的指导价值。”[16]参与观察对于研究者消除文化隔阂，抛弃文化偏见有重要的意义。虽然《记录》过多的自上而下的田野进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间的认同和信任度，但这一田野调查对于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者而言是一笔财富，甚至影响到个人的学术活动。可惜人类学在我国政治动荡时代遭遇了打压，田野调查的研究趋向未能很好展开，民族学退化为民族史学而放松了对这一学科看家本领的强调。
如何看待马长寿先生通过田野调查对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所作的记录？我们不妨将其研究扩大为寻求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意义。我认为意义有四个方面：1.弥补资料之缺失；2.赋予历史以真实；3.反观自身之文化；4.理解他者之心灵。
《记录》所包含的内容及其价值，历时愈久，价值弥彰。随着报道人的相继离世，许多当时的实物及口碑资料逐渐湮灭，对于今日研究回民起义的学者而言，《记录》是必读书目之一。仅这一点就足够评判其学术价值了。
四
行文至此，可以对马长寿先生的民族学理论和方法作一简单的总结。
（一）人类学综合知识的掌握和运用
马先生于1933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熟悉社会学、民族学方面的课程，自学了比较语言学、体质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调查方法等课程[17]。就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而言，马先生除了对陕西回民起义有所关注外，他个人更多的精力和学术关怀是对四川凉山彝族的考察。如果从1936年他就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算起，到1941年研究告一段落，大致历时5年时间，其作品《凉山罗夷考察报告》[18]是典型的人类学作品，而且包含大量田野资料，显示出非常扎实的人类学功底。作品在有关彝族的系谱、迁徙、等级制度3个方面有所突破，是学术界一直盼望一睹为快的研究作品，也是迄今为止有关凉山罗彝比较完整、深入和权威的民族志作品。从其求学和研究经历可以发现，马先生的人类学深受俄国和美国学术传统的影响，与我国南派以中山大学为代表的人类学传统一脉相承[19]。正因如此，我们从马先生浩繁的民族史巨著和两本以田野见长的研究作品中，可以发现他对田野调查的重视，以及他在研究中所推崇的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F.Boas）的文化相对论、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的功能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及整体的观点、文化动力说、尊重研究对象的权利及选择等观点，都与人类学这门学科对学者的塑造是分不开的。
（二）马先生是较早主张人类学本土化的学者
对于早期人类学家只关注蛮荒弱小民族的民族志研究，马先生多有异议，认为“人类学应当是研究人民及其文化的科学。人类学的原则可适用于弱小民族和少数民族者，自然亦当适用于列强的所谓文明民族。无论如何，人类学不当浸淫于蛮族学或弱小与少数民族之学的领域中了，应当开拓到人类全体及其文化的整个领域之上”。马先生倡导将人类学的方法引入中国社会尤其是边政研究方面，“提醒中国的民族学者和人类学者及早建立中国的人类学”[20]。这一点同费孝通先生主张人类学的本土化、追求学以致用的经世思想如出一脉。费先生首先将人类学运用于关注文明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而马先生从一开始就将学科眼界扩展至边政学，也正是有这样的学术眼光，人类学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研究中发挥学科特长，出现了包括马先生民族志研究作品在内的一批研究成果。
（三）博与专相结合的研究思路
马长寿先生的研究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既重视文献的阅读，亦注重田野的实践，关注了多种异文化，从而能够更多地得到人类学追求的“文化震撼”，以此反观自身的文化。其研究穿越古今，涉及北狄、匈奴、鲜卑、乌桓、南诏、突厥、氐、羌、藏、彝、回等多个民族及部落群体。跨越川、滇、陕、甘、宁等几个省区，辗转南北，学路宽广，综合性强，具有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因而在某些学术领域内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研究作品。
[1]本书系《陕西文史资料》第26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冯增烈：《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研究》，陕西三秦出版社，1990年。
[3]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4]邵宏谟，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韩敏：《陕西回民起义史》，陕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
[6]高登智：《清代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人文杂志》，1958年第5期。
[7]关连吉：《同治年间陕甘回民起义始末》，载《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2页。
[8]冯均平：《陕西回民起义》，载《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宁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2～31页。
[9]吴万善：《清代西北回民起义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1年。
[10]高文远：《清末西北回民之反清运动》，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
[11]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省思》，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版。
[12]白寿彝：《回民起义》第3册，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3]马塞北：《清实录穆斯林资料辑录》，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14]此书笔者曾在西安市收藏者马斌先生处一览，同治四年三月刊刻，作者署名王选，小32开本，第23页，后有缺页，文体为10字一句的民间说唱。
[15]根据刘士莪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举办的“纪念马长寿先生诞辰100周年暨中国民族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下引刘先生语同出此会发言）。
[16]JamesP.Spradley andDavidW.Mccurdy，TheCultur-alExperience：Ethnography in Complex Society，USA：Waveland Press，Inc.1988，P v.i
[17]王宗维：《马长寿先生传略》，载《马长寿纪念文集》，王宗维，周伟洲著，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65～84页。
[18]马长寿：《凉山罗夷考察报告》，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06年。
[19]这可能与其曾师承俄国人类学家史禄国有关，史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并带出了著名的弟子杨成志。直至今日，中山大学人类学专业仍包括4个分支学科，即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关于人类学北派与南派的说法及特点，请参阅何国强、唐凯勋《析中国民族学北派和南派的学术倾向》，载《思想战线》，2005年第5期。
[20]周伟洲：《马长寿民族学论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