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佩伦
回族的先民，其主体部分是公元13世纪成吉思汗征服世界的历史巨变中，自波斯、阿拉伯及西域诸国被裹挟和征调来的军士和随军人员。他们在华夏的土地上落地生根，跨进中华民族历史的进程，在历史的锤炼中逐渐形成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作为重要成员，发挥着不可轻视的作用。
回族先民的大迁徙，是无数人生悲剧的组合，战尘下、血海中多少无法窥知的生死离别，永远被历史送进了不可知的世界。前人林云铭论述《楚辞》时云：“死别离乃一诀暂痛，生别离则历久弥思，故尤悲。”作为他们的后人，凭着我们的人生经验，稍作一番追思，便会产生被撕裂般的痛楚。生活的辩证法无数次启示我们，悲剧最终要向喜剧转化。回族从历史的地平线陡然升起，新的民族的诞生，这何尝不是一个壮观的喜剧。
回族先人们以小的群体，因征战、经商而散落在中华大地的众多角落。社会环境陌生，文化氛围新异，语言、心态的隔绝，足使他们事实上陷入了生存的困境。自然形成的被包围的态势，以及面对被消融的强大压力，要生存，要发展，必须依赖群体，形成合力。必须克服自恋心理，立足于我，兼容并蓄。归根到底，是崇高的宗教情感，深刻的伊斯兰理性的思辨，以及作为精神生活重要内容的对人生和未来的不断参悟，使他们获得了自我超越和心理上的平衡，并强化了群体内部的凝聚力，从而使回族从无到有，而不像某些民族那样从有到无。环境创造着人，也可以创造一个民族。在艰难的处境中，激烈的文化碰撞，消融与“自保”的不断相搏，终于创造了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回族，与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回族文化，仿佛平地乍涌出无数汩汩清泉，汇成一派新流，冲入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河床中，同样浩浩荡荡、百回千折地流向人类文明的海洋。
回族历史700余年，回族文化同样是在短暂的700余年的历史流程中蔚为大观。它不像某些民族的文化历经千年或数千年，有着长期的自然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亦即民族文化的童年阶段，自然是幼稚的、单纯的，仿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建造之始的奠基，但是回族文化具有极高的起点。宏观地把握，回族文化基本上是世界伊斯兰文化和中华本土文化双向交流、渗透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这两种文化，在当时以其各自独特的风貌，丰厚的积淀，现实的价值，历史的地位，雄踞于世界文化的巅峰，两个高度发展的文化，俱是源远流长，在这个新的社会共同体中，他们融会成一种新的民族文化。而在广阔的世界空间中，他们仍旧按照自己的逻辑各自独立地发展着。回族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民族文化，诞生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开始就参与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创造，一旦离开了这一质的规定性，将不再是回族文化。我们自豪地论及回族文化无比辉煌的起点，却不能不引申地作如是说，否则，回族文化会始于高崖悬瀑，归于断港绝河。
元代国祚极短，自1279年元军攻取临安灭宋，到1368年明军攻破大都，元顺帝仓皇北遁，前后89年。就在元朝兴盛和衰亡的匆匆历史行程中，回族迅速地形成。虽然回族形成于元末，却不能忽视这个民族的诞生有着自唐宋以来近700年的孕育过程。从海上、陆上等几条丝绸之路，大量来华经商的异邦穆斯林商人，和一定数量的从政者、文化人，他们凭着经济上、文化上的实力，得以在中国久居或定居。作为世界伊斯兰文化的载体，他们在诸多社会领域的参与是以自然流播的方式，进行着不易觉察的广泛意义上的文化介入。介入，首先是对华夏文化，特别是汉族文化的学习与吸收。有了这一前提，他们才能立足于异国土地，虽是蕃人，却能在某一社会层面上，获得了理解与认同。学习与吸收不是生吞活剥，而是适我所需、为我所用的一个有选择的消化过程。汉化，真正的含义应是立足于我的“化汉”，绝不应与“同化”相等同。正因为如此，进入华夏的回族先民，不论怎样地贴近汉文化，甚而直接参与汉文化的创造，在心理结构的深层，仍有着一块无法征立的精神领地，它属于故国，更准确地说，他们属于伊斯兰。他们的永恒皈依，不可动摇的信仰，对伊斯兰文化最崇高的恋情，保证了两种文化的相融机制，而不是一方吞蚀另一方。文化是人创造的，并依附于人，伊斯兰文化得以在中国传播，以多种方式、多种结构形态得以向中华民族文化渗透，不能不看到这一个体文化的独特性。
中国早期的清真寺，尽管出自中国工匠之手，但是它的总体构思是在伊斯兰建筑美学的范畴之内，建筑风格绝不同于中国固有的庵堂寺观，而有着强烈的异国情调。元代以来清真寺建筑有了更多汉族建筑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却仍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品格，始终不肯脱去伊斯兰建筑文化的特殊风采。不论建于何时何地的清真寺，只须一瞥，无须细审，便可作出判断。统一中的多样的清真寺，是回族宝贵的文化财富，几乎可以说，它更是以直接方式，在中国的土地上流播伊斯兰建筑文化。从另一角度讲，它也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建筑文化，为中华民族建筑艺术史打开了新的一页。当然，这里所讲的清真寺——伊斯兰建筑文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命题，它本身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融合的产物，是两种文化共同孕育出的新生命。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其“人学”的特质，实际负载着一个民族全方位的文化，成为民族间、民族个体成员间文化传播的媒介或载体。它作为文化传播手段具有跨越时间、空间的优势。作为文化传播的内容，它的形象性、情感性，能使接受者自动敞开心灵，具有高效能的塑造个体灵魂、整合群体价值心理的优势。唐宋以来，来自西域伊斯兰诸国的“蕃客”和“土生蕃客”，在文学的领域中有所贡献者不乏其人，然而在文学史上取得一席地位的只有李珣等有限的几位。五代西蜀词人李珣（约855～930），时人称之为“李波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波斯人，直接用汉文创作出具有极严的格律，更高的审美要求的新兴诗体——词，并与同时代的西蜀汉族词人争相媲美，充分显示出他学习、吸收了华夏固有的文学传统，熟练地掌握它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技巧，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西蜀特定的政治环境、文化气氛，造成了词体的勃兴，并且形成了它特有的柔婉纤丽的风格。在这种文学风气中，李珣却少有濡染。纵观西蜀词集《花间集》，基本上是花间艳情的寻索，借以自遣或佐欢，表现了游戏人生的轻佻。李珣并非绝无潇洒风流，只是不屑于写恋情中的浅薄的冲动，而是用真情写男欢女爱，后人评之曰“真情无际”并非过誉。他的词作主导倾向正如《茅亭客话》指出的“多感慨之音”，在悲歌喟叹之中，表达了他对于人生的深沉思索。描山绘水，尤为李珣所长，他以清疏之笔，写明净澄澈的山水风光，追求着人性向大自然的复归，对尘世的厌倦之情流露于字里行间。民国时期姜方锬所撰《蜀词人评传》中，对此深有感受，他说：“按德润（李珣之字）词，内容极富。意者，受地域之影响特大故耳。波斯来蜀，跋涉万里，政教风化，闻见必多。内容充实，固必然者也。”这种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李珣的创作风格进行评析，确是超越前人。对李珣这位从伊斯兰文化中陶冶出来的诗人来说，如此认识，仍还停留在一个浅层次上。李珣之所以不同于父辈，就在于他没有改变穆斯林的清真品格和积极用世的信念，他的词正是他的心曲、他的人格的外化——艺术的再现。
李珣的创作，就是两种文化相融合的结果。虽然他已进入到华夏文化传统的纵深地带，在艺术灵魂里，他仍然受伊斯兰文化左右。因而，他的创作不仅为西蜀词开着新风气，从词史上考察，更是“下开北宋人体格”[1]。对于这位初涉华夏文学的波斯人来说，这难道是偶然的吗？循着这条线索而下，更可见回族形成后的许多诗人创作风格的近似于李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诸多回族诗人创作上的接近，应该说脉络虽多，却来自一个根。舍此，很难做出更为科学的解释。
回族文化经过了700年的孕育过程。由于它有着高的起点，回族一出现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有着丰厚智力资源的先进民族之一。人数虽少，却在中国多种社会层面上发挥着重大影响。元代有政绩显赫、政声极佳的著名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有被尊为元代画坛盟主的山水画家高克恭；有诗、词、画均擅的元代文坛巨星萨都剌；有开拓天文学领域之著名科学家扎马剌丁。明代回族的历史贡献更是笔难尽书。明代开国功勋常遇春、胡大海、沐英、蓝玉，史有定评，功业卓著；世界著名航海家郑和的成就在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著名政治家海瑞，已是有口皆碑，千秋敬仰；李贽的人格与哲学思想光彩照人，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一个刚刚形成，正处于自我建构、未及充分发展的民族，就显示出了如此社会能量，极强的参与能力，原因之一，是高起点的文化为这一切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每个社会群体，都在为自己创造着共同文化。共同文化铸造着共同心理素质和共同的生活模式，从而使社会群体得以保持着相对的统一和稳定。回族文化对于回族的统一与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还有着另一种特殊背景。
回回民族因为历史的原因空间分布极广，从极北的海拉尔到极南的天涯海角——三亚市，在当今全国95%以上的县分里，都有回族生活着。依照一般规律，一个民族以小集中形式，被隔绝于不同的地理空间、文化环境中，面对外在的极强的渗透力和融化力，加上社会群体成员间信息沟通受阻，共同文化失去了同步发展的极大可能性，往往在民族整体性的动态发展过程中，区域性取代了民族共同属性，最终使一个民族七零八落地渐渐消失于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仿佛吉卜赛人、犹太人一样。回族却在内部这样的半隔绝的状态中，沿着一个走向，向前发展着自己，塑造着自己。隔绝造成了一定的语言障碍，却未形成心理障碍。一个回民无论走进哪一处回乡，遇到任何一个回民，都会产生乡情，陌生感会迅速地消失在诚挚的乡情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学中的一个奇迹。
中国幅员广阔，中华民族文化在统一中表现出地域差异，西北的黄土文化、东北的关东文化、中原的古典文化、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就是由于地域环境诸多因素对一个地区的文化给予了影响所造成的。时至今日，科学的进步，使人类居住的地球几近于一个村落，在中国也无一块被遗忘的角落，可是这种区域文化仍顽强地表现着自己的个性。这种地域文化参与着本地区多元文化的创造，或者说在这种地域文化背景前，回族文化也相应地被影响着、规范着。回族文化因所处的地域文化圈不同，相对地表现了一定程度的差异。如饮食结构上、日常礼仪上、审美趣味上各地区的回族存在着差别，但是价值观上、宇宙观上、生活方式上基本一致或完全相同。因此，有理由说各地回族文化大同小异。在心理上回回人借文化上的“同”而联成体，“天下回回是一家”固然缺乏阶级内涵，但是回族内部的这种心态，是历史的必然性造成的，绝非什么人宣传的结果。正如“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一样，同样是超越阶级关系的宏观观照下的共同心理。这不仅是血统关系上的描述，而主要是对共同文化的肯定。不管我们运用舆论力量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它，客观上它的确存在着。否定它，实质上是忘掉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马克思主义根本命题。存在的未必完全合理，承认它存在着，与承认它具有真理的价值是两回事。某种心理将会转化成怎样的一种物质力量，必须根据阶级的利益予以现实的思考，进行必要的引导。这又进入了另一种理论范畴。
回族地域上的多元化和文化上的一体化，是回族的重要特点。究其原因，不少人作过有益的探索，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