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马坚学成归国，哈德成阿訇代表中国回教协会亲赴香港迎接，说明原委，邀请他参加译经工作。马坚欣然同意，匆匆返回云南探亲。为了不负滇中穆斯林父老的期望，他曾留下在明德中学任教一年，恢复停刊多年的《清真铎报》。后绕道仰光、香港到达上海，已是1940年春暖花开的时节。
译经小组由伍特公、沙善余负责，马坚担任助手，将《古兰经》译为文言体。在译经实践中，马坚认为文言体已不大适应回族大众的需要，遂决定利用业余进行白话文体的翻译。
不久，日寇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孤岛”（英美租界）沦陷敌手，马坚乔装为商人，经杭州、金华、南昌、桂林回到沙甸故里。
当时，重庆被称为“陪都”，是战时大后方的政治中心，一位权威人士致函马坚，要他“速命驾赴渝，将有所借重”。马坚不愿走“终南捷径”，息影沙甸，自甘淡泊，继续翻译《古兰经》。哈德成阿訇随后来到沙甸，师徒日夜切磋学问，倒也乐在其中。
接着马坚又受聘去白孟愚先生捐资兴办的“养正学校”任教。有了一个发挥专长的小天地，他用新方法教授阿拉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在中国传统的阿语教学中迈出了一大步。时世艰难，动荡不安，他随“养正”迁往昆明，又疏散下乡。今日知名国内外、韵译《古兰经》的学者林松，曾任全国人大代表的马云从，都是他任教“养正”时的高足。
1946年，马坚“絜妇将雏”，到达古都北平，就任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筚路蓝缕，着手组建我国高等院校第一个阿拉伯语专业。当时，教师仅有他1人，却开设了几门课程，于是他自编教材，亲手刻印讲义，付出了不少精力和心血。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时期，内战扩大，物价飞涨，特务横行，杀机四伏，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马坚无所畏惧，与北大的进步教授站在一起，多次签名在报刊上发表宣言谴责法西斯统治，积极支持学生的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满怀信心地迎接光明。
焕发青春 报效祖国
新中国成立前夕，马坚被邀出席第一届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编在“文化教育组”，首次以主人翁的姿态提出《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议案，他感到无比光荣和自豪。他英姿焕发，参政议政，热情地投身于社会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封建统治和民族歧视的结果，社会上很多人对伊斯兰教一无所知，北京某报发表一则短评，将美帝一手拿橄榄枝，一手拿原子弹与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左手持《古兰经》右手持宝剑相提并论。这个评论引起首都回民的愤慨。北京市民政局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召开群众大会，马坚用历史事实说明穆斯林手持宝剑是为了自卫，不是用来侵略与强迫他人信教，伊斯兰教就是通过和平方式传入中国的。
为此，马坚先后在报纸上发表了《穆罕默德的宝剑》等9篇文章，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伊斯兰教的创立、发展、传播、基本教义与回族的关系，回族对中国科学文化的贡献，回民对新社会应有的责任，获得各族人民的好评。毛泽东主席也深为赞许，托人电马坚，感谢他写了好文章，有助于维护民族团结，加深各民族的相互了解。
农业合作化时，马坚又撰文就回、汉自愿联合组成的合作社养猪问题，提出了建议：回民按传统以养牛羊为副业，汉族养猪。协助政府做好这方面工作，平息了个别地方发生的回汉纠纷。
马坚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1950年，他将《论人民民主专政》译为阿拉伯语，由民族出版社发行国内外。1954年，他又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阿文版的翻译工作。1956年将《埃及共和国宪法》译为汉文，并在《人民日报》发表《阿拉伯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文章介绍了阿拉伯人在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和医学领域的巨大成就，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代表埃及人民、阿拉伯人民对马坚表示感谢。
随着新中国国际声望的提高，阿拉伯各国朝野人士来华访问者，络绎不绝。马坚曾多次为毛泽东主席、刘少奇主席、周恩来总理担任翻译，陪同接见阿拉伯贵宾。毛主席见了他，就风趣地称呼他“教授先生”。某次毛主席询问他有多大年龄？他说：“请您家猜一猜？”毛主席猜道：“依我看，有30岁了吧？”这时，马坚用浓重的云南乡音回答：“您家少猜了20岁啦！”两人的笑声回荡在怀仁堂会见厅里。
每次，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完成翻译任务，事后，曾激动地对学生说：“解放前，我用阿拉伯语只是为了宗教目的，谁能想到今天我用它为国家领导人当翻译，为我国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才是学习阿语、使用阿语的目的。”
1954年马坚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连任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届人大代表），参与了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讨论和制定。大会闭幕后，他作为人民代表去云南参观视察，回到阔别8年的家乡。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勉励家乡人民：“紧跟共产党走，是中国繁荣富强必由之路。”
1957年他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出席了在开罗举行的亚非团结大会，又回到阔别近20年的埃及，故地重游，浮想联翩。当年初到埃及，他曾骑着骆驼在狮身人面石雕前留影，并题写“古塔依然，法老安在”的名句。而今埃及人民推翻了法鲁克封建王朝，建立了共和国，建设也取得重大成就。令人高兴的是，中埃两国中断近20年的文化交流关系、友好往来又得到恢复和发展。继1956年声援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之后，1958年，首都10万人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集会，声援黎巴嫩、约旦两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马坚又登上天安门城楼，通过广播，用阿拉伯语把中国政府的声明传给了阿拉伯人民。
新中国的成立，为教育事业的发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前景，马坚在北京大学工作了32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29年中，他后半生呕心沥血创办的阿拉伯语专业，成为符合四化建设需要的新型专业，为外事、文教、科研、宣传、出版等部门培养了大批阿拉伯语专业人才。至今，在上述部门中有相当数量的从事阿语工作的骨干都是马坚的学生。乐育群英，桃李满天下正是马坚生平事业的写照。
十年浩劫 正气凛然
1966年初春，大雾弥天，寒凝大地。“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北大教授居住的“燕东园”首当其锋。马坚被挂上“反动学术权威”的黑牌子，架着“喷气式”，到处游斗。以后，又分配他打扫学生宿舍厕所。不久又改换了工种。他的一位学生后来回忆道：“‘无产阶级造反派的战友们’，宁肯让他去值班拉响上下课的铃声，按房号分发学生宿舍的报纸，也不肯让他去作自己的研究工作。”[1]事实上，他多年积累和珍藏的书籍资料已经被洗劫一空，他和夫人挤在小书房里，仅有一张桌子，供他写“检查”。尽管糖尿病日渐严重，桑榆暮景，处境如斯，然而他对前景非常乐观。有人被扣除工资，仅发给生活费，他说“零存整取”。对于强制劳动，他风趣地解释：“封建时代，‘师有事，弟子服其劳’。现在，弟子‘停课闹革命’。反修防修，关系到‘党变修，国变色，千百万人头落地’的大事，所以乐意为弟子服其劳。”
“沙甸事件”发生之前，云南回民代表上京申诉：地方当局推行极左路线，肆意践踏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四人帮”派人以马坚名义设宴招待云南回民代表，动员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会走上反革命道路。马坚向官方人士郑重指出，要做好双方的工作，平息民愤，防患于未然，切不可以“革命”或“反革命”的大棒，简单化区分和粗暴处理，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的一位学生写道：“这本来出自肺腑的忠言，然而‘四人帮’集团听不进去，终于造成流血事件。事后却又向马先生兴师问罪，强加各种罪名，几乎闹到要撤销人大代表资格的地步。然而马先生仍然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对一切‘莫须有’的或捕风捉影的罪名，断然加以拒绝。在那个不能讲真话的年代，马先生一句假话也不讲，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呀！又是多么高尚的品德呀。”[2]
“四人帮”为了把自己装扮成中国革命的正统继承者，邀请国内外知名人士“审查”即将开放的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预展”。马坚“审查”了预展之后，提出疑问：“清代少数民族起义之部，只展出贵州苗民起义，云南、西北大规模的回民起义只字不提，原因何在？”一位负责人解释：“云南回民起义领袖杜文秀是叛徒。”马坚立即质同：“杜文秀是叛徒能肯定吗？你们有什么确凿证据？”他又反问：“林彪是不是汉族？他叛国投敌，难道所有汉族都坏，汉族先进文化也要全盘否定？”对方理穷词屈，表示要“考虑修改”陈列。事后，马坚余怒未息，情绪激动：“死了几百万人，出了个‘叛徒’就白白牺牲了，这不是一人犯罪，株连民族？”义正词严，表达了对“四人帮”一小撮践踏历史的强烈不满。
中国历史博物馆从西南地区征集到清代回民起义的一面战旗，旗上写了一段阿拉伯文字，送来照片，要求马坚考证。此时他的健康每况愈下，可是他毅然接受下来，借助放大镜，反复观察照片，认真思考。又委托他人去查阅资料，一定要弄清真相，写出翔实可信的说明文字。
马坚晚年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下降到最低点，但仍以风烛余年坚持拼搏，完成《阿拉伯简史》汉译，以及《古兰经》汉译的整理定稿工作。由于极左路线的摧残，他的健康状况继续恶化。1978年8月16日凌晨与世长辞。噩耗传出，回族群众和他在国内外的学生无不哀悼。
一生奉献 风范长存
马坚逝世不久，遗孀马存真将他平生珍藏、抄家归还的阿文书籍赠送中国伊协图书馆，计阿拉伯文本318种，共489册；波斯文本59种，共70册。大部分为伊斯兰经典著作，包括《古兰经》注、圣训经注、教义、哲学、教法、文学、史地、语法修辞等，工具书中还有希伯来文、古叙利亚文，乃是他生前广辑博览、译著丰富的源泉，也为后继学者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1983年8月16日，马坚逝世5周年之际，北京大学资助家属为马坚修墓立碑。
马坚安葬于北京西山北麓回民公墓，坟墓仿照北京牛街清真寺的“谢赫”（传教长老）古墓造型。墓碑为白色大理石，上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常委、北京大学教授”，下款是“一九○六年生于云南蒙自沙甸，一九七八年卒于北京大学”。正中是六个苍劲有力的大字“马坚先生之墓”，上额刻有纳忠教授亲笔书写的，《古兰经》文。
北大副校长在立碑会上讲话，肯定“马坚先生是一位热爱祖国、勤奋正直的学者。在北大整整工作了三十二年。他拥护人民政府，热爱新社会，为促进我国同阿拉伯人民的友谊，为加强民族团结和宗教学术研究，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1988年11月26日，中国伊斯兰教协会隆重纪念马坚教授归真10周年，庞士谦阿訇归真30周年。纪念会宣称两人都曾于20世纪30年代留学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都是伊斯兰教著名学者，都把一生精力贡献于伊斯兰事业、贡献于教育事业、贡献于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之间的友好事业。
全国政协副主席包尔汉题词是：“我国穆斯林青年应学习马坚、庞士谦二位先生爱国爱教，严谨治学，教书育人的精神，为发扬伊斯兰优良传统，为伊斯兰事业竭诚服务。”
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国务院宗教局、北京大学、全国人大、民委有关同志和各界代表300余人出席了纪念会。
[1]李振中：《忆马坚先生二三事》，载《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1期。
[2]李振中：《忆马坚先生二三事》，载《中国穆斯林》，1989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