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贵
1949年11月9日，原国民政府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通电全国，宣布回归大陆，震惊中外的“两航”起义爆发了。
起义以后，在争夺两家航空公司滞港财产的斗争中，原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端木杰，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他们一个又一个阴谋，使得数以亿计的财产重新回到人民手中，受到周总理的热情称赞和亲切接见。为纪念这位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诞辰94周年和逝世20周年，特撰此文，以飨读者。
端木杰字文侠，回族，1897年1月4日出生于安徽省安庆市南正街62号（今南关居委会辖内）。少年时，曾就读于安庆南门清真小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端木杰正在怀宁中学（今安庆一中）读书。为抵御由九江而来的军阀黄焕章对安庆城的大肆焚掠，韩衍在安庆组织“安徽青年军”（这时的安庆是安徽省省会所在地），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主持正义，保卫地方。端木杰激于义愤，遂投笔从戎，时年仅16岁。
入“青年军”后，被编入二大队，与方怡昌、马振铎、于树峦等（后均成为国民军高级将领）同驻杨家塘“昭忠祠”，受管鹏领导。日里上课，夜间出勤，维护社会秩序。总监韩衍要求青年军“上马杀贼”，“下马能文”，人人都成为报国有志之士。青年军为维持当时已天下大乱的地方社会治安秩序和保障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1912年1月，淮上军张汇滔与坚持割据、反对独立的皖北军阀倪嗣冲进行安徽的“南北战争”，并为之所败，派程恩普回安庆求援。安徽省都督孙毓筠委段志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七营，星夜驰往早阳，支援张汇滔，重振淮上军，端木杰从此离开安庆。
1912年2月，南北议和。端木杰随军至南京，担任总统府警卫，2月13日孙中山先生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未久黄兴负责的南京留守政府也被袁世凯解散，张汇滔去了广东，端木杰则被分配到北京，入军需学校学员班第一期。
两年后，年仅18的端木杰从军需学校毕业，成绩优秀，名列第四，黎元洪总统亲自授予奖状，并被留校任教，历任教官、教务主任等，整整干了14年，深受校长张叙忠的器重。他读书用功，谦虚好学，教书也头头是道、循循善诱，并曾利用学生时代自学的日文基础，编译当时较为先进的日本经理（会计）法规及教材，提出改进我国军需工作的建议，颇受好评。
在此期间，由于张叙忠的推荐，端木杰结识了北洋政府皖系军政要人段祺瑞等。因此，曾短期在北洋参战军督练处经理处及陆军部总务厅兼职。
1928年4月，冯玉祥将军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端木杰因得冯玉祥的赏识，应召携家回南京，任国民党政府经理法规研究所教务主任，同年11月被任命为军政部军需署营造司司长。以后何应钦继冯玉祥任军政部长，端木杰留任，并继续在国民党中央军需学校任教官。稍后，蒋介石开办“陆军大学”，端木杰又在“陆大”兼教官，所授课程与军需学校同，均是讲授经理学。这两项教学兼职，端木杰因乐于其事，对培植军需人才有浓厚兴趣，所以以后历任要职，仍乐此不疲，兼任教官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门生遍及全国。在经理学上，端木杰是当时国内有数的专家之一。
20世纪30年代初，蒋介石为“剿共”，在庐山办军官训练班，令陈诚主其事，并调端木杰去庐山经手建营房。此时军需署署长为俞飞鹏，端木杰因有才干，而且廉洁、正派，何应钦、俞飞鹏对他均极信任。可是当时陈诚与俞飞鹏不和，时时企图寻机打击，端木杰被陈视为俞的左右臂，端木一到庐山，陈诚便时刻图谋陷害，想借刀杀人，以剪除俞的势力。其意如此，端木自然也就难免要遭诬陷。谁知事有凑巧，庐山所建营房，因施工原因有部分突然倒塌，陈诚即刻向蒋介石报告，诬陷倒塌是由于端木贪污工程款项、偷工减料所致。蒋闻讯震怒，即召端木回南京，要送军事法庭。
端木杰为人一向不苟不贪，今平白遭冤，俞飞鹏知为己故，于是由何应钦出面力保，向蒋陈述内情，又查明确系施工原因，端木才幸免一死。
无端遭此打击，端木杰对蒋家王朝内部的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已深有感触。
1935年，俞飞鹏调升国民党交通部部长。端木杰随俞至交通部，任参事。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是年他奉调至北平办理兵站，并升任中将军需总监，时全国军需界任此高位者，只俞飞鹏、端木杰、陈良、周某等四人。
北平陷落后，端木仍回南京任交通部参事，实际上却是在筹备抗日后勤工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了政治部、军令部、后勤部三部，后勤部部长为俞飞鹏，副部长端木杰。时因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国共第二次合作，周恩来同志出任政治部副部长，逢军委开会，端木与周恩来常有接触。
抗战8年，端木主管全国各抗日战场作战物资供应、运输工作。在国力衰退、财政紧迫、物资供应遗乏的情况下，积极筹措，精打细算，为保证各抗日战场的军需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不辞劳苦，亲自筹划国防公路建设，跋山涉水，穿秦岭越高原，赴昆明去边关，千里奔波，不遗余力。他还不满陈诚等对八路军、新四军刁难，力主一视同仁，在职权范围内多次违令下拨给养于八路军、新四军。更令人称道的是，任职8年，经手物资、黄金、白银、美钞、英镑，总数不下千亿，但涓涓滴滴用于抗战，自己分文不沾。当时蒋介石国民政府及各战区司令、军、师、团大小官吏贪污一成风，为官不贪者，数不出几个。端木杰贵为蒋家三军总后勤长官，日坐金山，竟不为之动。在重庆不买房，不花天酒地，在家乡也从不置产。这样的廉洁自守，在国民党显贵中诚属凤毛麟角。
非但如此，他当了22年国民党的官，除在南京购置了一所并不豪华的住所，全无其他财产。平时俸禄项下多点钱，由于他富有同情心，为人忠厚肯助人，部下及亲友有困难，他一概施予。因此，做官一生，毫无积蓄，真可谓两袖清风了。
1945年上半年，后方勤务部改组为军政部后方勤务总司令部，陈诚兼任总司令，端木杰为副总司令。1946年5月又改组为国防联合总司令部，他即行辞职。又应粮食部部长徐堪之邀就任粮食部政务次长，同年年底辞职。
端木杰虽离乡多年，但仍关怀桑梓。抗战胜利后，他积极筹划创办安庆回民中学，并支持南京致和实业公司在安徽发展实业，甚得皖人的赞许。1947年春，端木杰由安徽省选为立法委员。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发动内战，曾提出议案建议大赦，并赞同蒋下野，由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和谈。为此，蒋曾通过别人对端木杰示以警告。
1949年3月，何应钦任行政院院长，组织所谓“和谈内阁”，端木杰被任命为交通部部长。不久阎锡山继长行政院，端木杰连任。在任期间，多次抗命不肯下达破坏铁路、桥梁等交通设施的命令。4月，南京解放前，他去了重庆。此时，后半生如何度过？何去何从？端木在徘徊，在思索，但不为蒋介石卖命这一点他已是心中有底了。
1949年11月9日，我国航空史上震动世界的壮举发生了。被国民党政府胁迫去香港，转而命飞台湾的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简称“两航”）全体员工4000余人及其所拥有的各种型号的飞机84架宣布起义，并已有12架飞机同时飞抵京津。两公司总经理刘静宜、陈卓林代表大家向毛主席、周总理发了专电，表示自即日起“与国民党政权断绝关系，归依人民中央政府”。
“两航”起义，万众欢呼，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皆于头版头条刊登这一消息，新华社也于当日发了专电，全国已解放的各大中城市报纸，次日也全文刊载“两航”起义通电原文，毛泽东代表中央人民政府于1949年11月12日复电两航全体起义人员，还特予嘉勉。这一壮举，给了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端木杰支持这一正义行动，并为两航滞港财产回归大陆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3月端木杰继俞大维任交通部长后，按惯例兼任了中国航空公司（简称“中航”）董事长，政务次长马崇六兼任了中央航空公司（简称“央航”）董事长。中航总经理刘静宜，央航总经理陈卓林。
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大举南下，广州国民党政府一片混乱，所有机构、人员，一部分逃往重庆，一部分逃往台湾，“两航”则以香港为基地，成为联系台北、广州、重庆的空中走廊。蒋介石为确保空中交通命脉，维持在西南的残局，一再严令“两航”在港全部人员、飞机、器材迁往台湾，并指定台北松山机场为“两航”基地。
1949年9月，端木杰去台北视察台湾交来台研究“两航”迁台问题。刘静宣到台北后向端木杰表示，在台北设立基地，需要巨额的经费和一定的时间，在港员工也未必都愿来台，只有逐步搬迁。端木杰同意这一意见，遂一同见蒋。蒋单独接见端木杰而让刘等候在外。蒋一见面就怒气冲冲地说：“娘希匹，‘两航’有人通敌，刘静宜、陈卓林也不是好人！为什么陈卓林不来？刘静宜不能让他回去！”端木杰说：“刘静宜、陈卓林不可能通‘敌’，若扣留刘静宜，势将引起人心不安，对‘两航’迁台不利，”谈话中宋美龄走了进来，点头称是。于是蒋叫刘静宜进去，让端木杰和刘静宜立即去同陈诚、周至柔研究。当天晚上，端木杰、刘静宜见了陈诚，着重谈了基地修建和人员安置的经费问题，陈很爽快地答应解决。次日，端木杰即同刘等人到台北松山机场视察，还同到台南参加中航成立30周年纪念会，然后两人返回香港。
“两航”起义时，端木杰正在重庆，10日晚接到蒋介石电话，11日凌晨即飞台北，直接到草山见蒋。在这之前，蒋介石在台北官邸召开了紧急会议，吴忠信、陈诚、俞飞鹏、周至柔等参加。陈诚提出要立即电召端木杰来台，免去他的交通部部长职务并追究责任。吴忠信、俞飞鹏认为“两航”总经理均为端木前任所委，起义在香港，而端木杰在重庆，彼此应无关联，况且临时更换主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有害。蒋同意吴、俞的看法。端木见蒋时，蒋对“两航”起义的事并未追究，只是交代端木杰第二天与外交部长叶公超去香港，主要办三件事。
第一，争取“两航”起义人员去台湾，妥善安置没有起义的人员（包括美籍人员）。
第二，与香港政府交涉，把在港的两航飞机、器材运回台湾。
第三，租用外国飞机维持台湾与西南的空运。
说完，蒋拿出一张港币一百万元的支票交给端木杰说“这是给你的机动费”。端木明白，这是蒋收买人心的惯用伎俩。后来端木杰去港后，借口交通部在港机构有外汇可以调用，将支票又交给财政部长俞鸿钧带回台北。因此蒋介石还说端木是个老实人，对其在香港初期活动未加怀疑。
当天晚上，陈诚约端木杰和叶公超吃饭，周至柔在座。陈、周说，已商定任命沈德燮为中航总经理，戴安国为央航总经理，两人均在香港，对蒋交办之事，可以与之协商办理。次日，端木杰与叶公超抵港后，即在汇丰银行大楼外交部驻港特派员郭德华的办事处里办公，每天听取沈、戴和韦乐尔（陈纳德的助手，负责租机工作）的汇报。
这时，端木杰已决心弃暗投明，脱离国民党政府参加起义行列。到港后一面称病不理公事，一面与“两航”起义留港党组织负责人何凤云取得联系。每次听取汇报后即通知何凤云，何凤云也将党组织决定的对策及时通知端木。决定为麻痹敌人及端木的人身安全，只能暗中行事，不宜公开发表言论。由于端木力促“两航”留港人员尽早离港，其四子端木均、婿李伯骥均为“两航”工作人员，即在此时起义归来，从而配合我地下党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分化瓦解起义队伍阴谋。
“两航”起义后，中国政府即庄严宣布“两航”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产，“两航”起义员工也积极准备将留港飞机、器材内运，叶公超代表国民党政府与香港政府交涉，认为“两航”财产应归台湾所有。因此，香港政府竟将“两航”留港财产予以冻结。这时蒋介石与陈纳德见端木有意“通共”遂突施狡计，命行政院长阎锡山代理交通部部长，伪造已将“两航”财产出售与陈纳德的合同，在台湾报纸刊出消息，由韦乐尔出面要求香港政府准予移交美国人，欲借外国人之手谋夺“两航”留港72架飞机、器材。消息传出，引起两航员工的极大愤慨，因此涉及诉讼。在党组织的指示下，端木杰聘请林炳良大律师出庭辩护。
1949年12月20日，林炳良函端木杰，询出售飞机事的情节，端木杰回函复道：
顷接十二月廿日函询，‘关于中国航空公司售与陈纳德及魏劳尔（即韦乐尔——作者注）两君一事，及本人是否仍任该公司董事长，等由。查本人公差在港患病，所有交通部部长中国航空公司董事长两职，均由行政院派人兼理。上项出售之事，系兼理部长及兼理萤事长在台北所办，本人因病在港，并未参与。特祝复请，林律师炳良查照。
端木杰
十二月廿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