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外之意，此事我身为交通部长并不知晓，而由他人代理。后香港法庭开庭审理此案，端木委托律师出庭作证：“我身为交通部长、中航董事长，中航出卖合同，无我签字，合同无效。”陈纳德等因而彻底败诉，数以亿计的财产终于回到人民手中。蒋介石等企图假外人手，搞“迂回”战略的阴谋也彻底破产。
在诉讼期间，有一天韦乐尔、王文山（亦为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董事，曾任交通部人事司司长，后弃官从商任金城银行经理）坚邀端木杰在韦乐尔寓所吃饭。端木虽明知对方不怀好意，但为了了解台湾与美方的意图，坦然前往。席间，韦乐尔迫不及待地提出两航财产出售合同事，并软硬兼施，表示端木杰如肯在合同上签字，其全家可去美国定居，旅费及今后生活费用由民用航空公司负责，并可向他提供一笔相当数额的银行存款。说着就拿出支票簿，准备签付，由金城银行兑付。在数以百万美元的利诱面前，端木杰毫不为动，坚决拒绝。恼羞成怒的韦乐尔竟耍起流氓，掏出手枪往桌上一掼，吼道：“今天如果你不答应，就别想活着回去！”端木杰拍案而起，指着韦乐尔说：“我是中国人，两航是中国人民的财产，让我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办不到。”遂拂袖而去。随即向党组织汇报发表声明公开与国民党决裂。
与此同时，他还动员国民党政府公路总局局长沈圻、卢其昌不要去台湾，让他们返回祖国大陆。
蒋介石这时已对端木恨之入骨，想诱杀他。1950年一年内，蒋一再打电报，另又派在港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俞鸿钧、外交部部长叶公超一次次上端木杰的家，为蒋游说，并说绝对保证安全，既往不咎。端木洞察其奸，笑而谢绝。
此计不成，蒋更加恼火，决计暗杀端木。此事为我党地下工作者侦悉，即电告中央。党中央为保护端木杰的安全，立即通知在港的我“接收港澳伪政府工作团”团长雷任民，请端木杰赶快离开香港。
1950年12月底，在党的地下工作者陪同下，端木杰化装成商人，化名文树，乘商船，于1951年1月初回到了大陆广州。几个月后，家人眷属也被接到广州团圆。
回到祖国怀抱，他受到了党和政府及华南局统战部的热情接待和照顾。1953年春又举家迁京，受到了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笑着说：“欢迎你回来，你在董庆、香港都做了不少工作，我们是老朋友了，以后还要一起共事。有什么需要我做的，请告诉邢西萍（徐冰）同志，也可以直接找我。”这使端木杰深为感动，生前每每谈及都激动不已。
1954年，他被特邀为全国政协委员，并被选为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以后又被选为全国政协第二、第三、第四届委员。此时的端木杰只有50多岁，本还可以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多做工作，可惜的是1956年他中风，又是高血压，心脏病，长期缠绵病榻16年。他热爱祖国，热爱党。“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本人和亲属均受到冲击，但他对党和祖国的信念仍坚定不移。他在病中，仍不忘祖国统一大业，深切期望能为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建设做一些工作，曾投文《中国新闻》，号召台湾门生故旧回归祖国，并积极响应周总理号召，撰写回忆录（底稿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毁）。1972年1月11日不幸突发心肌梗塞，病逝北京寓所，遗骨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端木杰虽然离开我们近20年了，但他生前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台湾门生故旧为念，盼望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愿望仍激励着我们。我们相信，他的愿望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实现。
端木杰先生有公子四，现均为国内外知名人士，其中端木正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正为我国的司法审判工作奋力工作着。
悼念端木正教授
杨运鹏
2006年11月28日上午，得知中国法学泰斗端木正教授因突发心脏病而在广州归真的消息后，我顿时泪流满面，心情像铅一样沉重，为这位令人尊敬的穆斯林长者逝去而痛心不已。早在2002年春，广东伊斯兰教协会会长马毓钧先生就约我采访端木正教授，但终因业务繁忙而无法脱身去谋面，而今他走了，匆匆地走了，我们永不能再见面了，这多么令人遗憾啊！端木老归真后，广州几位阿訇纷纷来电，希望我能写篇纪念端木教授的文章，我虽恐自己的拙笔会有损于先生的形象，但觉盛情难却，且又义不容辞，只有答应了。经与端木教授之子女进行多次长谈，又走访了端木老生前的亲朋好友，还查阅了相关资料，我对先生的人生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现就从出身、求学、从教、研究、从政、信仰、葬礼等7个方面概述端木正教授那追求的一生、革命的一生、奉献的一生和传奇的一生，希望能为后人留下一份翔实的珍贵资料。
一、出身
端木正，字昭定，号翼天，回族，经名易卜拉欣，1920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一个回族官宦家庭。端木正的曾祖父端木东山以主持修过安庆南关清真寺而见重于乡里，知名于同族；其祖父端木琴为名秀才，课馆授徒，泽惠地方，而教子女尤严；其祖母江西南昌钱氏，善育子女，唯以教子女求学为重。
二、求学
端木正自3岁识字，每日母亲授字块4个，定时上课，除温习已识字块，每日再加认4个生字，温故知新完毕方可外出玩耍。从小他就养成了治学严谨的学风，因此，他终身铭感慈母的启蒙教育。1926年，端木正进入北京东城第十八小学。1931年秋，他进入南京安徽中学，校长是陶行知，入学不久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就和同学们一起走向街头，宣传抗日救亡，号召抵制日货，为抗日将领马占山的部队募捐。1934年，他进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高中。这是一所教会学校，不仅英语要求比一般中学高些，各学科乃至体育要求也极严格。端木正除了每天完成各科作业外，还积极参加课外活动，并为校报《金中周刊》积极写稿。他还投身话剧运动，曾担任金中剧社社长。更重要的是，他参加了南京学生救国联系会这一抗日救亡组织。因此，1937年5月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最后被保释出来。1937年秋，进入武汉大学政治系，1940年，他再次因参加学潮而被国民党逮捕，后被其父保释。1942年，端木正获法学学士学位。母亲鼓励他说：“你们还是好好多念书，不要去做官，做得好，人家说你们仗爸爸的势力，做得不好，败坏了爸爸名声。如果将来你们念书好，那才是你们自己的成绩。”他听从母亲教诲，赴昆明西南联大考取清华大学研究生。在大学和研究生岁月里，他有幸师从法学名流周鲠生、李浩培、王铁崖、陈序经、张奚若、钱端升、邵循属等人。1947年，获清华大学法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同年考取赴法国政府公费生，195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1年后又毕业于巴黎大学高级国际法研究所。1951年，他响应新中国的召唤，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三、从教
端木正回国不久，任岭南大学历史政治系副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中山大学政治法律系副教授。正当端木正年轻力壮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却在经历最混乱的岁月。端木正后来回忆：“因为不能正常教书，特别难过。住在自己亲手搭建的草棚里，光着脚下地去种田，身体上的辛苦是次要的，想到不能给学生上课最苦闷。”端木正说，支撑他走过最艰难岁月的是“信念”，“在大学关门、学生全部下乡劳动的日子里，我也坚信这样的日子不会长久，世界上没有不开课的大学”。不过，后来即使回到了校园，他也只能教授政治学、历史学，因为在那岁月里早已没有了“法学教育”。
1980年，端木正60岁了。可就在这个花甲之年，端木正的人生开始了最绚丽的绽放。当时，校领导找到他，要他参加复办法律学系，还要出任系主任。他迎难而进。端木正后来回忆道，筹办之时，困难重重，“一无人，二无书”。相关的资料书籍匮乏得很，使得端木正“为了找书真是想尽了各种办法”。经过“招兵买马”和编写教材等一系列紧张的工作，他终于在1980年夏季首批招了40个学生开班，当时整个法律系连教师、员工等才只有七八个人。往后的短短时间内，中大法律系成为了全国首批招收研究生的法律系，并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多层次法学教育体系。1985年，他又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了《香港基本法》的制定。端木正先生一生淡泊笃学，身教言传，堪为一代名师。虽然他一生中有很多荣誉和显赫的称号，但在他心目中，最重要的那个身份还是“教书匠”。即使是在他七十高龄、北上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期间，也从未放弃他的教师职责，直到两年前他才停止带研究生。端木正在教学上更看重的是育人。他说：“每一次新生入学，我的第一堂课就是‘如何做人’。先学做人后做学问，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则。”他痴情教育，他把毕生的精力几乎献给了中大，直到归真前，他回中大也还想为学生们再上几节课，真可谓“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啊！
四、从政
从1980年起，端木正先后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1983年，当选为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常委，1988年起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84年，当选为中国民主同盟广东省常委。1985年，他以专家身份被全国人大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他参加的是政治制度小组，负责完成1997年后的香港政治制度的构思，是香港基本法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在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法律文件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和其他委员一起，起草和制定了这部体现“一国两制”精神的法律文件，完成了这一光荣使命。1988年，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盟广东省主委、民盟中央常委。1990年9月，他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如果说，他在上任之初自感法官经验不足，恐难胜任，那么，凭着他非凡的学识，精湛的见解，缜密的思想和谦逊的美德，通过几年卓越的工作，他已经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和信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任命端木正的议案中，对他的评价是：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在国内外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端木正在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时，分管交通审判、对外交流和对外司法协助。交通庭负责指导和监督铁路、海事案件的审理，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他70岁那年，被调到最高人民法院担任副院长。3年后，他被国家指派为国际常设仲裁法院首批4位仲裁员之一。1995年7月，端木正已年满75岁，他从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改任最高人民法院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工作热情仍然不减。他仍然担任许多社会职务：中国国际法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法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另外，还担任北京外交学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南政法学院、杭州大学等国内高等学府的兼职教授。他还先后赴法国、荷兰、美国、瑞士、意大利、德国、泰国、西班牙、蒙古、尼日利亚、土耳其等国和香港地区讲学、访问或参加国际性会议。他的名字和事迹已被列入法国出版的《运用法语的世界名人录》和其他国内外名人录。他为中国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增进彼此的相互了解作出了贡献。
五、研究
端木正在繁重的教学和行政社会工作之外，学术上也取得很大成就。他是我国少有的能跨法学、政治学、历史学而从事教育研究工作，并取得成就的学界著名人物。端木正教授专于国际法、现代国际关系史和法国近现代史。在中山大学历史系工作期间，他潜心于历史学的研究。他凭借着通晓法、英、俄三国语言，凭借着中大图书馆一批批珍贵的历史资料，凭借着他广博的学识基础、缜密的思维能力和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出版译、著书20种，在国内外发表文章和译文80余篇。著有《世界简史》《法国史研究文选》《端木正文萃》等；译有［法］索布尔《法国革命》、［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等；主编有《国际法》《法国大革命史词典》；与人合编了《中国审判实务大辞典》《最新涉外经济贸易法律实务全书》等；他还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广东经济特区涉外经济法研究。他的许多有关法学的谈话录也散见于刊物中。由于端木正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特别是在法学研究中成绩最为显著，因此，他成为德高望重、驰名中外的国际法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