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亚的东干人
“东干（Dungan）”一词是新疆和中亚说突厥语的民族对从陕西、甘肃迁移过去的回族的称呼。东干人是清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后逃难到中亚的西北回民的后裔，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等国，总人口约10余万。东干人在苏联被承认为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其语言是清朝时期的汉语陕甘方言，并据此制定了用斯拉夫字母拼写的文字。他们保持着清朝时期的服饰等众多文化特色。近年来国内已有多部研究东干人的专著问世[9]。
2.东南亚的秦和人和潘泰人
“秦和（Cin-ho）”系泰语音译，“潘泰（Pan-thay）”系缅语音译，均指清代因经商、战乱等原因迁移到东南亚的缅甸、泰国等地居住的云南籍回族穆斯林的后裔。在缅甸的称为“潘泰”，在泰国的称为“秦和”，他们有自己的社区和相对的文化特点。据姚继德的研究，“潘泰”与国内傣族地区称呼回族所用“帕西”应为同一词的不同译法[10]。
三、回族文化主体的板块结构
前文论及，回族文化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互动的产物，本质上是操汉语的穆斯林的文化。因此操汉语的回族是回族的主体和母体，回族在国内少数民族地区及国外的分支基本上都是由汉族地区向外扩散形成的。本文论述的回族文化的“板块结构”专指汉族地区回族文化的地域化结构形态，其文化的地域差异基本上与汉族文化的地域差异相吻合[11]。“板块（plate）”是地质学中的一个概念，整个地球表面被划分为六大板块。笔者借用这一术语来描述回族文化与地理区域相吻合的地域化分支，这些分支有如无形的“板块”，构筑了回族文化的主体。笔者认为可以沿地域界限而把操汉语的回族文化划分为四大板块。
（一）西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
包括陕、甘、宁、青、新5个省区，以及内蒙古的西部，回族总人口400多万人（1990年），约占全国回族人口的48%。西北一向被认为是回族最重要的聚居地。在清朝同治年间以前，陕西省曾经是回族人口最多的省份；而在回民起义后，陕西的回族人口几乎损失殆尽；在清廷强制迁徙的善后政策下，以河湟地带和西海固山区为中心形成了张承志称之为“回民的黄土高原”的回族聚居区。
我描述的地域在南北两翼有它的自然分界：以青藏高原的甘南为一线划出了它的模糊南缘，北面是大沙漠；东界大约是平凉坐落的纬线；西界在河西走廊中若隐若现——或在汉、藏、蒙、突厥诸语族居民区中消失，或沿着一条看不见的通路，在中亚新疆的绿洲中再度繁荣[12]。
张承志“回民的黄土高原”概念准确地概括了西北回族文化板块的人文地理特征：以贫瘠的黄土高原、山地为主的自然地理与以神秘主义教派为典型的人文特征。在人文地理学中，宗教地理（geography of religion）研究宗教的地理分布、发源地、传布路线，宗教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宗教对文化景观的影响[13]。不同的宗教有不同的信仰、礼仪和习俗，从而形成特殊的环境感应和文化景观。清代前期西北回族社会中伊斯兰教门宦制度开始形成，是与当地的人文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的社会现象：“河州变成了一个学术思想的中心，专为穷苦的黄土高原居民制造度世理论。”[14]张承志实际上已经描绘了一种人地关系的特殊地域组合及其人文地理的表现特征。
另外一种关于西北回族主要分布在农牧结合部的“新月形地带”的描述则为我们展现了西北回族文化板块在生计方式上的典型特征。1985年以后费孝通教授多次赴临夏考察，论述了回族善于经商的民族特长及其对回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从经济文化类型的角度看，我国汉族地区基本上是集约型农耕区，西北、西南的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上基本是牧业区，而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传统上保持着一种密切的互补关系。西北回族人口分布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处于农牧结合部并广泛从事农业区和牧业区之间的经济交换活动，尤以河湟地带为典型。
（二）中原、华北和东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
包括冀、鲁、京、津、晋、辽、吉、黑8个省区，以及河南、安徽和江苏的北部，内蒙古的东部，回族总人口300万以上，约占全国回族总人口38%。传统上人们只知道回族聚居在西北，往往忽视了中原、华北、东北这一重要的回族文化板块。这里回族人口仅次于西北，尤其是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和天津等省市，密布着回族村镇和清真寺。
这一地区的文化中心是沿运河分布的几座商业城市：济宁、临清和沧州。绵延的京杭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的交通命脉，有如今天的铁路线，运河沿岸是回族人口密集的地带。明清时代，运河沿岸的城市集中代表了中国商业经济的繁盛，回族商人在这些地方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清代西北回民起义风起云涌、回族社会处境日下的同一时候，东部回族却享有着相对的平静和繁荣，至今仍屹立在济宁、临清和沧州等地的雄伟的清真寺建筑就是明证。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的发展。这里几乎没有教派之争，人们更关心的是如何在汉文化的汪洋大海里巩固本民族的文化孤岛。在济宁诞生了经学大师常志美，经堂教育的山东学派在商业经济的支撑下发展起来。商业城市产生了文化上的辐射：从城市到乡村，经堂教育把回族伊斯兰文化的传统血脉衍续不绝，商业活动不断地为这种延续灌输着生命的活力。
山东学派在清中期以后迸射的活力一直辐射到江南和东北，其媒介是移民和阿訇。在清末以后，随着铁路的修建，运河文化衰落了。山东学派的中心从济宁北移到以沧州为中心的冀鲁交界处。
如今，雄伟的清真寺在这一地区随处可见，回族仍习惯于绕清真寺形成社区。除宗教信仰外，这里的回族似乎更加强化了某些习俗的文化标志，如饮食和通婚禁忌，住宅门楣上的阿拉伯文标记等。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迥异于西北地区的习俗和礼仪。
（三）西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
包括西南地区的滇、川、黔、藏4个省区，回族总人口约80万人，约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9%。西南地区历来因“蜀道难”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区域。西南回族在宗教上似乎与陕西非常接近。他们同属“老教”，重要特征之一是特别重视过“圣纪”。从西安直到拉萨，每年的圣纪都是一个盛大的聚餐日，在某些地方其隆重程度甚至超过了开斋节和古尔邦节。这也许代表着伊斯兰教的中国化特征：圣纪无异于祖先纪念仪式的扩大，暗合着中国人重视血统、尊重祖先的传统。
西南回族似乎在复杂的多民族文化环境里强化了自己的性格：四川回族在历史上以出武将著称；云南爆发的杜文秀起义其惨烈程度更甚于西北；西南回族在东南亚丛林里的马帮商业取得了成功，他们在与彝族、傣族、苗族等的交往与贸易中也凭借自己的坚韧和诚信取得了成功；沙甸和纳家营集中体现了西南回族性格坚韧、善于经营的特点。
西南回族虽人口不多，却在文化上独树一帜。这里有集经堂教育陕西、山东学派之长于一身的云南学派，有回族著名宗教学者马注、马联元、马德新，诞生了著名回族现代知识分子马坚、纳忠等。
（四）中南和东南地区回族文化板块
包括浙、沪、闽、粤、桂、湘、鄂、赣等8个省区，江苏、河南和安徽的南部，以及港、澳、台地区。回族总人口也有30万以上，约占全国回族总人口的5%。这里是回族先民最早的落居地。穆斯林的黄金时代在宋元时期，先民们遗留了著名古寺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凤凰寺和扬州仙鹤寺等，以及广州、泉州、扬州的先贤古墓。
明清时代，江南回族文化仍持续发展。最突出的是汉文译著运动，回族先贤王岱舆、刘智、伍遵契等都在六朝古都南京诞生。其中刘智达到了用汉文阐释伊斯兰教义的顶峰，他的《天方性理》《天方典礼》《天方至圣实录》是回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以汉文译著为代表的江南回族伊斯兰文化“附儒以行”的年代，西北回族伊斯兰文化却正因严酷的政治环境而向着拒绝对话的苏菲神秘主义教团发展。不同的遭遇使不同地域的回族社区在历史的长河里分道扬镳了。
中东南地区回族社区主要存在于城市里，而城市在社会变革中是最容易受到冲击的。如据学者的研究，清初南京回族社会结构由三个相互联结的方面组成：以宗教（清真寺）为核心的教坊，以经济为脉络的同业公会，以宗族血缘为脉络的祠堂，这三者构成了南京回族在封建社会的成熟的结构形态[15]，但随着近代来社会的动荡和变迁，南方城市回族社区的结构形态已被破坏无余。于是，一部分回族社区汉化了，如流星般陨落在历史的长河；一部分延续下来并重新焕发了活力；还有的在汉化多年后又有了奇迹般的回归……
综上所述，回族文化的多元构成主要是三部分：主体部分是操汉语的四大文化板块，国内分支有操其他少数民族语言或独特语言的至少四种族群，国外分支有以东干人、潘泰人和秦和人为代表的族群。
当然，本文对回族文化的探讨与划分只能是相对的。回族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文化体系也是十分庞杂的，要从中理出一条清晰的脉络并非易事，这还需要学术界的共同努力和探索。
[1]周传斌，马梅萍：《“回回”：历史解释与文化表述》，《回族研究》，2002年第1期。
[2]杨怀中，余振贵：《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
[4]据姜永兴《广东海南回族研究》第60页，1988年羊栏回族人口为783户，4995人。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
[5]（明万历）《琼州府志》卷3。
[6]关于藏回，可参见周传斌、陈波《伊斯兰教传入西藏考》，载《青海民族研究》2000年第2期，第101页；周传斌《世界屋脊上的伊斯兰文化》，载《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7]关于蒙回，可参见李耕砚、徐立奎《青海地区的托茂人及其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载《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1期；王玉霞《内蒙古阿拉善左旗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族穆斯林》，载《回族研究》2001年第2期，第59页。
[8]关于傣回，可参见马维良《云南傣族、藏族、白族和小凉山彝族地区的回族》，载《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1期，第26页。
[9]关于东干人，可参见丁宏《东干文化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10]关于潘泰人，可参见林长宽撰、姚继德译《滇籍穆斯林——潘泰人语源考》，载《回族研究》1993年第4期。
[11]汉族文化的地域差异可以有多种划分方法，其中之一是以语言为标志划分“八大方言区”：北方方言（北方和西南）、湘方言、赣方言、吴方言、闽南方言、闽北方言、粤方言和客家话（客家人的语言）。这也可以隐约体现回族文化的地域差异。
[12]［美］齐亚丁·萨达尔：《重建伊斯兰文明》，《世界宗教资料》，1991年第2期。
[13]《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卷》“宗教地理”条。
[14]张承志：《在中国信仰——回族题材散文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
[15]伍贻业：《南京回族伊斯兰教史稿》，南京伊斯兰教协会，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