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也是这样。凡是读过我的剧作和随笔以及最近几年写的《“表态”文化》《“宣传”文化》《“检讨”文化》《“腐败”文化》的人，都可以看出回族文化基因对我的影响，我自己就不分析了，留给对我作品有兴趣的专家学者去研究。
回族当然是优秀的民族，但有没有局限呢？应该不应该进行反思呢？
我浅薄的回族史知识告诉我，我们的民族是以中西亚等外来民族的移民为主，以伊斯兰教为精神维系而融合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伊斯兰信徒所形成的民族。回族是在元代才开始逐渐形成的年轻的民族。一个新的民族，在一个陌生环境里，为了生存和发展，不得不容忍、坚毅。因为寄人篱下，所以他的忍耐性极强，但蓄之愈久，发之愈猛，爆发力也愈强。回族不惹事，能忍，但也不怕事。要么不搞，要搞就要搞大，搞成，而且期者必胜，所以就往往反应过激，难以收拾，两败俱伤。这不能不说和我们回族的民族性有关了。
我们的民族是不是这样，我不敢妄下断语。但我敢说我自己就是这样，我就是一个反应过激的人。我这个人不惹事，走在路上，别人踩我一脚，我反而会对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人很客气，尤其对一般人，对门房、对送信的、对卖菜的、对我们家保姆，都客客气气。我很少和人吵架，这几十年我记得只和人吵过两次。一次是带小孩去吃点心，我不小心将汤水洒在一位食客的衣服上，我连忙道歉，可他不依不饶，破口大骂，骂得很难听，我一时气急就掐住他的脖子把他顶到墙根。幸亏服务员劝阻了，否则肯定大打出手，结果会是两败俱伤。
还有一次是和邻居。我们两家只是一板之隔，房门紧挨着。那时夏天没空调，门都开着。可我写作的时候，他总是把带4个喇叭的收录机放在房门口大放特放，音量很大，故意干扰我的写作。我一忍再忍，有一次就吵了起来，我又反应过激了，抄起凳子就要去砸他脑袋，也幸亏没往下砸，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以后我再也没有和人吵过架。这两次吵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和当时的心情恶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想想真无聊，很后悔，如果今生还能见到那位食客和邻居，我要诚恳地说一声对不起，请原谅！
这以后虽然再也没有为小事吵架，但为重大的事、为原则性的事反应过激还是有的。一次是在一场政治风暴中，我为死去的无辜者公开带了三天黑纱。还有一次，是为我一篇有争议的文章，在遭受威胁时，我表示以死抗争。反应确实激烈，有“烈士”心态。
我在8年前的“首届回族历史与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也勉强地作了一次发言，我说我们不能总是说我们的民族多么伟大，我们的文化多么优秀，也应该检讨一下我们民族、我们文化的局限。
我觉得我们应该对我们民族的某些落后的方面、某些过激的方面说“不”！
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人，绝不可交；一个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民族，也难以为友。
我热爱回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和平文明的民族，不是动辄动武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理性智慧的民族，不是感情失控的民族；我们的民族应该是博爱善良的民族，不是让人害怕的民族。我们的民族更应该是勇敢正义的民族，不是失去尊严的民族。
我希望我们回族发展教育，提高素质，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发展多做积极有益的事！
我希望我们回族能为世界和平，为人类进步多作贡献，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回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穆斯林！
时间关系，我就讲一点。我父亲多次对我说：“不要忘掉回族的根本。”我没忘掉，我以自己是回族为骄傲。虽然我并非纯粹的穆斯林，但我肯定是个文化穆斯林。回族企业家孙玉安先生让我为他题词，我的字写得很差，为了给他题词，我练了一年的字；真主在上，我真的练了一年，现在还在练。
我给他题的词是：“我终将归于安拉！”
试论“回族武术”
马明达
崇尚武勇是回回民族历史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几百年来，这一特点已逐步演进成了回族的民族体育传统和人文精神之一，至今仍被许多地区的回族群众保持并继续发扬。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近代和当代的著名武术家与摔跤家群体中，回族占了很大比例，可谓人才辈出，名将如云。不必远论，举一个眼前的实例来说，1999年国家武术管理中心实行所谓“武术段位制”，到今天，海内外武术家获最高段位“九段”者一共只有5个人，其中回族占了3位，即张文广、何福生（已故）、马贤达。这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
回族与武术的密切关系早已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些文章中出现了“回族武术”的提法，但至今还没有人对“回族武术”的概念作深入分析，有关史事人物的论述也不免屡见失误。作为一个武术研究者，这也是我经常思考的问题，但迄今未形成什么系统的认识。我的意见，所谓“回族武术”应主要指回族与中华武术之间的密切关系，所涉及的问题相当多，需要专题研究，但并不是说回族有一个属于本民族的独立的武术体系。毫无疑问，武术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财富，各兄弟民族对武术的起源、形成和发展都有贡献，而回族的武术活动尤其引人注目，武术实际已成为回族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还需要提一下“武术”的概念问题。目前至少存在两个以上不同的名词和概念，最常见的，一个是过去使用的“国术”，目前国外有些地方仍有使用，“国术”不是单一项目，而是指一个体系，应该说它是民国年间对民族体育的总称，所以其内容包括有套路演练、长短兵对抗、散手、摔跤、射箭、弹弓、毽子、测力等。另一个是解放后官方统一使用的“武术”，其内容则主要指传统武术里的拳械套路演练。国术与武术有渊源关系，但并非一码事，对此我曾有专文论及，兹不赘述[1]。为方便读者，我在文中主要使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武术”一词，但所述内容延伸到摔跤，这是“国术”概念的沿用，请读者见谅。
一
从历史上看，我以为回族与武术的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元明两朝；二是清朝；三是民国；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回族尚武传统的形成是个多因素的复杂的文化现象，宗教信仰、聚坊而居的习俗及民族特殊行业等，都可能对促进回族尚武风气的发展有一定影响。但如果就以技艺渊源而言，应该与本民族的起源相同步，肇始于元朝前期的蒙元时代，具体说，应与大批回族先民以武艺才勇效命于蒙古王朝有关。在元朝，不少回族先民以军功世荫成为职业军官或军户，这是大家所熟知的史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明朝。久之，一部分世袭军人沦为靠武技吃饭的职业武师或教师，他们或效命于军旅，或寄身于民间，慢慢成为世袭罔替的武技职业家族。这部分职业武术家族的成员，对武术、摔跤以及与之相关的射箭、举石、弹弓、较力、毽子等运动项目在回族群众中的传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流风余韵一直延续到近现代。
入明以后，特别是在明初朱元璋的民族歧视政策之下，回族的民族成分、社会地位和文化结构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回族逐步形成明显具有多元特点的文化体系，形成与汉民族有同有异的人文精神和民族心理。异点之一，就是当重文轻武的文化偏颇在社会上愈演愈烈的大背景下，与汉族相比，回族似乎相对多一些对强健体魄和武勇精神的崇尚与追求。在回族社区里，特别是乡村回族聚居区，习武活动一般不受歧视，甚至会得到宗教与世俗的鼓励和提倡。关于这一点，尽管我们所掌握的史证资料还不够充分，但我们能够从多角度的考察中获得认知，从回族久盛不衰的尚武传统中得到启迪。
当然，由于回族散居全国，这使得回族文化同汉民族文化一样，也表现出地域上的差别，我所谓“对强健体魄和武勇精神的崇尚”只是大略言之，并非一概而论，因为不同的地区确有差别，各地回族“崇尚武勇”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也往往不同，这个现象直到今天还看得很清楚。
就我的初步认识，回族的尚武传统主要形成于清朝，也就是说，经历了元明两朝的涵养发育，在清朝，回族终于形成鲜明的尚武精神，形成本民族的体育系统及其文化特色。大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回族的民族体育始终具有浓厚的汉文化特色，但它所表达的人文精神，仍然有许多不同于汉族的内涵。
在清朝，回族人民与各兄弟民族在一起，为建构和发展完善中华民族的体育体系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回族人民的贡献主要在武术、摔跤和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项目上。正因为如此，比之明代人广为传言的“回回识宝”来，清代人对回族的认识显得更深入了一层，有了一句众所周知的“中土回人，性多拳勇”的评价。这八个字出自乾隆之口[2]，代表了当时满汉朝野人士的普遍看法，可以说是一个社会共识。清朝回族的尚武精神，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回族积极参加清廷所设立的武举考试，许多回族民间武勇人士通过武举考试进入仕途，报效国家，其中产生了不少出类拔萃的人物。关于这一点，我曾在敝作《清代的武举制度》一文中有所例述，为节省笔墨，不妨引录如下。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多将种。”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熙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武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庆己丑科河南杞县张万青；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到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3]
上面谈的主要是回族参加武科考试的冒尖人物，实际回族取得武进士、武举人、武秀才资格的，数量应该相当之大，只是调查统计难度很大，一时还拿不出一个大略的数字来。就以目前所知的武鼎甲而论，很显然，它只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它的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基座，即一个相当庞大的武举应试群体，也有一个与之配套的从训练到逐级应试的完整的服务系统。科举制的研究者们大都忽略了清代的武举考试制度实际具有体育竞技活动的性质，它对当时的民间健身习武活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民间备考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一个相当规范而严格的体育训练活动，甚至说它具有了官倡民应的体育竞技活动性质。所以，我们不能仅从武举考试的政治性质评价它，还应当深入地考量它的文化价值，客观评价它对促进民族体育运动的发展所起过的积极作用。
第二，在清代，出现了一批成就卓著的回族武术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是某些重要武术流派和类系的主要建构者；有些人则对武术的传播与交流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回族聚集地区还出现一些重要的“武术之乡”“摔跤之乡”，晚近以来，一些回族武学精英人才的产生，同这些地区浓郁的尚武氛围和世代传承的训练经验密切相关，正所谓“地灵人杰”。例子很多，仅举其荦荦大者。
山东冠县的回族一向武风很盛，雍正、乾隆年间的回族军人沙亮是其代表人物之一，他被认为是查拳的创始人或早期最重要的传播者。长期以来，查拳由冠县一隅之地传向全国各地，主要传习人多是回族，名家辈出，传播日广，故查拳及其所属的弹腿，被南北武术界视为回族拳种，有“西域拳法”“教门弹腿”之称。早期查拳的重点传播区是山东，传播中往往与摔跤运动相结合，回族爱好者们尤其如此，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
大致乾隆、嘉庆间，在山东庆云县后庄科村（旧属河北省盐山县）出了一位杰出的回族武术家吴钟（字弘声），他是八极拳在沧州地区的第一位传人，对八极拳和六合大枪的技术构成和传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至今被海内外八极拳爱好者奉为八极始祖。后来，八极拳传向沧州所属各县，中心传播区是沧州东南的回民聚居区，清末民初间逐渐传向全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名闻世界的著名拳种。
约嘉庆、道光之间，河北省回族武术家常燕山，人称常巴巴，他将原本流行在中原地区的许多拳、棍武艺带到大西北，无分回汉，择徒而传。自他以后，经过一百多年，逐步形成了以八门拳、天启棍为核心的西北武术体系，传播遍及今天的甘、宁、青、新四省区。直到今天，常巴巴仍然是西北各族传统武术爱好者们共同尊奉的武术先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