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以“注重启迪回民”[13]为宗旨的回族第一份白话文报《正宗爱国报》由回族人丁宝臣创办。同年，留学日本东京的38名回族学生发起成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并在1908年创办了以“联络同教情谊，提倡教育普及、宗教改良为本旨”[14]的第一份回族刊物《醒回篇》，倡导民族教育，振奋民族精神。1917年，北平成立“清真学社”，旨在“阐明学理，研究学术各宗旨，藉联同教之感情，共勖学问之进步”，以达到“学术研究而愈理，宗教因可藉以昌明，社会国家亦胥获补益”[15]的目的。1925年，上海成立“中国回教学会”，宗旨中有“翻译经典，编辑书报，宣讲教义；创设学校，设立藏书室”[16]等学术内容。1928年，北平各大学回族同学联合组织“伊斯兰学友会”，会员遍布全国15个省的30多所大学和中学，其中有多名女会员，是当时回族最高知识阶层的青年学术团体，至1933年改名为“回族青年会”，但亦非纯粹的学术团体。1938年白寿彝、杨敬之等人在广西桂林发起成立了以弘扬伊斯兰文化，翻译或介绍伊斯兰教著作为主要目的的“中国回教文化学会”，成员中包括了民国时期颇具盛名的一批回族学者，如纳忠、马坚、哈德成、庞士谦、马宗融等，积极开展回族伊斯兰文化的学术研究和译著活动，出版10余种回族伊斯兰文化丛书，为当时最有影响的回族学术团体之一。1931年，南京还成立过以“联络感情，研究学术，促进教务，服务社会”为宗旨，成员多为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回族青年的“中国回教青年学会”，并设有专门的“回民学术研究会”[17]。此外，在这一时期全国各地还陆续成立了以普及伊斯兰文化、倡导新式回民教育、提高回民文化素质为特点的回族教育团体，兴办了一批回民新式教育学校，创办了各类回族刊物，也进行对以回族教育为主的各种问题的研究，其中“成达师范学校”及其主办的《月华旬报》影响最大。在中国回族最集中、文化相对落后的西北地区，1913年就成立了“兰州回教劝学所”；1922年，青海成立了“宁海回教促进会”；1929年，“中国回教会陕西分会”成立；1934年，“新疆回族文化促进会”成立，西北各主要省份先后都成立了文化教育团体。同年，在西安还成立了以“阐明回教教义，以文化活力融合回汉情感，使回民之向心力集中于国家为宗旨”[18]的“西北回教文化促进会”。这些文化教育团体的成立，对推动回族文化教育的提高和普及，加深对回族问题的研究，都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其成员中的部分人，成为以后回族研究的重要力量。
民国时期，回族和伊斯兰教研究的成果表现在多领域的各个方面，虽然大部分著述是从信仰和宣传的角度研究撰写的，但也出现了一批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著作和文章。《古兰经》在这一时期有多种汉文通译版本问世，1929年12月铁铮译《可兰经》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1931年3月姬觉弥总纂的《汉译古兰经》由上海爱俪园广仓学窘出版；1932年2月回族学者王静斋的《古兰经译解》由北平中国回教促进会出版；1943年刘锦标的《可兰经附传》由北平新民印书局出版；1947年8月杨敬修译《古兰经大义》由北平伊斯兰出版公司出版。尽管对这些译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如赵振武认为铁铮、姬觉弥的译本“非回教人所译，大率为欣赏文艺之作”。而王静斋的译本“则为回教人自作，其文学方面之价值如何姑不具论，要其措词立言，自较真切。”[19]对刘锦标的译本，马坚先生斥之为：“借附传之机，加进‘大东亚共荣圈’等与经典毫无关系的内容，有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亚洲各国张目之嫌，从而大损译本的声价。”[20]但《古兰经》其他通译本的出版，对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和特殊的意义。
自清末至1936年，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呈现出一派生机，一批回族伊斯兰教译著和著述不断得以问世，如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坚译的《回教哲学》，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纳子嘉的《伊斯兰教》，天津伊光报社出版王静斋的《伟嘎业》，北平秀贞精舍出版杨仲明的《回教要括》，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马邻翼的《伊斯兰教概论》，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出版金吉堂的《中国回教史研究》，马松亭的《回教与人生》，马自成的《历源真本》等。1940年以后，白寿彝先后发表《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斯兰史纲要》《中国伊斯兰纲要参考资料》等著作，并撰写了《赛典赤·赡思丁考》《回教先正事略》《明末回教史家张忻》《读桑原鹭藏〈蒲寿庚考〉札记》等学术文章，从而奠定了其回族伊斯兰教学术研究带头人的地位。而随着陈垣的《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元西域人华化考》，陈汉章的《中国回教史》，傅统先的《中国回教史》和马以愚的《中国回教史鉴》等著作的出版和当时一批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文章的发表，使民国时期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陈垣为代表的汉族学者，和以马坚、白寿彝为代表的回族学者，在研究中所采用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使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进入一个符合时代进步精神的新阶段，开拓了客观的真正意义上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新领域。
民国时期，随着回族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和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深入，全国各地回族有志之士先后兴办了一批批“以阐发教义，提倡教育，沟通、传达各地回民消息为主”[21]的回族文化和研究刊物，截至1949年，回族创办的刊物先后达100种以上。这些刊物创刊的时间不同，地区各异，存世的日期也长短不一，但“它们不同程度地介绍了回族伊斯兰教历史及各地回族伊斯兰教概况，收集了不少濒于散失的回族伊斯兰教史料，发表了不少改革宗教和教育的文章，宣传中外大事，宣扬爱国与爱教的一致性，对揭露反动军阀、御用文人的民族歧视行为等都起过一些有益的作用。尤其是它们在爱国主义方面的宣传，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值得肯定的作用。这些刊物还为开展回族伊斯兰教学术文化，提供了一席阵地。”[22]北京、云南、天津、镇江、奉天、上海、广州、西安、香港、辽宁、常德、桂林、泰安、河南、江苏六合、南京、汉口、开封、青海等地，都有回族创办的刊物。这些刊物的传播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珠江流域首推《天方学理》，长江流域则推《突崛》《晨熹》《华族》，黄河流域一带主要是《伊光》《月华》《成师校刊》《伊斯兰青年》，黑龙江流域为《醒时月刊》。《月华》的发行传播最广，国内外最有影响[23]，常与各阿拉伯国家的宗教刊物进行交换。
民国时期的回族研究中，1941年在延安以“民族问题研究会编”名义出版的《回回民族问题》一书，有着它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价值。从其出版到1980年以前，这本书对研究中国回族起过一定的指导作用。时至今日，尽管人们对这本书的评价见仁见智，但对其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起过的特殊历史作用是不能完全忽视的。该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当时的中国社会执政者和相当一部分人，“否认回回为一个民族，否认回回问题为民族问题，而将回回民族问题简化为宗教问题，将回回问题的解决简化为汉化教育问题……不但许多汉人怀疑回回是否是一个民族，对于回族和回教的来源及其相互关系，不能了解。《回回民族问题》这本小册子，从各方面给了我们一个回答”[24]。书中“收集了不少的历史资料，科学地论证了回回是一个民族，简明叙述了回回民族的产生和发展历史”[25]。这本书也是民国时期唯一一本旗帜鲜明的以探讨“回回民族问题”为主要内容的著作。
民国时期的回族伊斯兰教研究，较之以往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出现的新特点是对回族社会生活有着重大影响的《古兰经》有了多种版本的汉文通译本，使《古兰经》从宗教职业者的书斋走进更多的回族家庭，对回族社会产生了更为广阔、深远的影响，并且为学术研究者深层次探讨回族问题提供了权威性的著述。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以教育文化为重，逐渐拓展到这一领域的各个方面。回族刊物的不断创办和各种著述的出版，以及各地回民学校的出现和发展，突出表现了教育推动学术研究，而学术研究又促进教育水平提高的可喜局面。同时，国外伊斯兰文化译著全译本的不断出版发行，使人们对回族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和阿拉伯文化的交流也有了新的进展。研究的目的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赋予新的使命。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回族教育文化运动和研究的主流转向抗日救亡运动，一批回族刊物以宣传抗日为己任，一批回族知识分子和宗教上层人士还积极开展了抗日外交活动，使这一时期的回族研究有着明显的爱国主义特色。留学阿拉伯国家系统学习研究伊斯兰文化，是民国时期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又一特点。自1921年王静斋偕弟子马宏道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和土耳其君堡大学以后，不断有回族青年出国深造，其中以留学爱资哈尔大学者成就最大。马坚、纳忠、林仲明、马金鹏、张秉铎、纳训、定中明等，后来都成为中国研究回族伊斯兰教的专家学者和翻译家。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队伍也有了一定的扩展，一些著名的汉族学者在其研究领域也开始关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传统的“在教言教”的研究方法，也逐渐向更客观、更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转变，研究成果中也有了对回族伊斯兰教历史、文化教育、经济社会、民俗民情等方面的内容，给学术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
当然，在民国时期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中，我们也明显地看到研究队伍基本上是由民间团体和个人组成，处于不稳定的松散状态，研究成果中“在教言教”仍占主导地位，纯学术的刊物极少，时办时停。全国没有专门设置的回族研究机构，甚至连回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也不被上层统治者所承认。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不稳定的会员费、自由捐款和社会资助，从而吸引不了更多的研究人才，使研究工作陷入自生自灭的循环圈。就整个社会的环境而言，回族研究的生存空间非常有限，整体的向前发展只能是部分回族文化人士难以实现的期盼。
二、80年代以来回族研究充满活力与丰收的12年
从1983年在宁夏召开《回族简史》座谈会至1995年在新疆举行的第八次全国回族史学术讨论会是回族研究充满活力与丰收的12年。为探讨回族研究历程的连续性，这里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1949～1982年的回族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