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研究被视作推动回族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之一，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26]。特别在20世纪50年代，这种表现更为突出，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厚，一批标有鲜明“回族”的研究著述在全国出版发行，充分表达了回族人民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喜悦心情。1951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白寿彝的《回回民族底新生》和马霄石的《西北回族革命简史》；1952年，该社又出版了白寿彝编的以反映清代回民起义为主要内容的资料集《回民起义》（全四册）；1954年，上海四联出版社出版了历史故事小丛书之一的通俗读物《西北回族的反清斗争》；1957年，白寿彝、丁毅民、韩道仁编著，杨兆钧、马寿千、马恩惠参加编写的《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由（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同年，林千的《清代回民起义》也由上海新知识出版社出版。与此同时，1956～1957年，由西北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马长寿教授带领几位年轻助手和学生，对陕西、甘肃两省10余县、市的回、汉各界人士进行了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历史调查，这是迄今为止对清代西北回民起义最为详尽的历史调查，并由马长寿先生亲自校正、审核，编成《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历史调查资料初稿》。1953年，还在北京成立了回族历史上真正具有全国意义的第一个回族群众团体“中国回民文化协进会”，它名副其实地代表了全国的回族。“协进会”在“研究和发展回民文化教育事业……组织回族历史与现状的调查、研究及展览，开展国际友好往来”[27]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并出版了《回协工作通讯》34期，保存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回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一批资料。1958年10月该会停止活动。
此外，广东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会于1957年10月编印了对海南岛回民进行首次调查的资料集《广东海南黎苗回族调查》，1953年3月编印了对解放之初河南回族调查的材料汇编《河南回族群众反映分类汇集》。这些调查资料汇编，对今天的回族研究，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50年代的回族研究，在成果上多为配合新中国的诞生而进行的宣传，如回族人民的新生、回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历史上回族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是正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回族在各方面都积极发挥作用等方面。对中阿新的文化交流和关系，也有不少文章发表，如马坚的《中国与阿拉伯悠久的传统友谊关系》（《人民日报》1956年8月15日），潘光旦的《中国人民和阿拉伯人民的传统友谊》（《光明日报》1955年4月15日），冯家升的《从历史上看阿拉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光明日报》1955年6月9日）等。据统计，1949～1959年的10年间，国内共发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和介绍方面的论文和文章125篇[28]。研究人员中，除了三四十年代以来活跃在回族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本民族学者外，部分颇有建树的从事社会科学其他研究领域的汉族学者也在关注回族问题的研究并发表了文章，如潘光旦、林干、庄为巩、匡晔等。50年代生机勃勃的回族伊斯兰教文化研究，为回族研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培养了一批回族研究中坚力量的新一代回族学者。
从1958年开始的全国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对回族也进行了全面的调查。由宁夏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回回民族17题》和《回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初稿）的基础上，补充了对宁夏、山东、河南、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区回族的调查材料编写而成”[29]《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初稿）。其他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1965年以前编印了《青海回族调查资料汇集》，内容包括：青海回族的一些情况；门源回族自治县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化隆回族自治县调查材料；湟中县回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大通县回族社会历史情况。《甘肃回族调查资料汇集》，内容包括：临夏市回族情况调查报告；龙嘴子革命根据地调查报告；临潭县回族情况调查材料。《黑龙江省回族社会历史调查》，内容包括：黑龙江省回族的概况、来源、居住特点、经济状况、解放后的新生、宗教信仰、生活习惯等。1958年编写的《广东省回族满族社会历史情况》，其中回族部分的内容包括：历史来源、人口分布、语言文字等；解放前的社会情况，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广州市和海南岛崖县回族情况统计材料，同时还有《内蒙古自治区朝鲜、回、满族社会历史调查报告》等各地回族的资料。这批回族历史调查资料的编写，对了解各地回族的历史与现状、加强基础研究工作均有着特殊的意义和贡献。“但由于当时不适当的强调‘厚今薄古’（或者说不恰当的理解这个口号），以及其他一些‘左’的思想影响，调查资料和书稿中现状多、历史少；政治多（主要是阶级斗争）、经济少（物质生产方面）；浮夸、不实事求是的地方亦有，这是时代的缺点，不是哪个人能负责的。”[30]这些缺憾随着岁月的流逝，已无法弥补了。
1959年以后，回族文史资料的撰写工作开始起步，并有成果不断问世，回族聚居的西北地区这项工作的进展比较突出。如《甘肃文史资料选辑》自1962年创刊至1966年共编辑出版了5辑，其中发表回族伊斯兰教内容的文章25篇。《青海文史资料选辑》自1963年6月至1965年9月出版的5辑中，刊载回族伊斯兰教方面的文章达39篇，西北其他省（区）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中，均有相关的文章。
1960年至1965年间，回族伊斯兰教研究的整体水平有所下降，研究成果也少于50年代。这期间全国报刊上共发表论文和文章约71篇[31]。重要的有，白寿彝的《关于回族史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2月22日）和《中国穆斯林的历史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哲学科技版）》1962年1期），《民族历史研究工作指导委员会连续召开讨论会，讨论民族历史人物评价等问题》（《光明日报》1961年7月25日）[32]；吴乾就的《关于杜文秀的评价问题》（《学术研究》（云南）1961年创刊号），《云南史学家深入调查访问获得有关杜文秀起义的新材料，部分史学工作者对杜文秀评价问题提出新的看法》（《光明月报》1961年12月19日）；吴万善《一八六二—一八七三年的西北回民起义》（《历史教学》1963年第3期）等。这一阶段云南对同治年间回民起义和杜文秀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学术考察和研究，从而形成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对杜文秀研究的高潮，有不少成果得以发表，不同的观点展开争论。同期，甘肃对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中活跃在西北的回族人物马仲英进行了为时2年、按其活动地区和时间顺序的追踪调查，甘肃省民族研究所将这次调查和研究的资料，编印成《马仲英事件文献资料汇编》（共4辑）。马霄石还在调查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了《马仲英事略》一书（手稿本）。这两次对回族有争议的历史人物的调查，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回族研究领域的重要学术活动，在全国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研究机构和研究队伍的建设方面，自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有了新的开拓性的进展。1962年10月，宁夏民族历史研究室（1964年3月扩充为宁夏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成立后，李维汉倡议的“我国的回族问题研究，应由宁夏为主承担起来，不仅研究宁夏的，还要研究全国的回族问题”[33]的主张得以实施。这个研究室虽然没有冠以回族历史研究室的名称，但实际上是新中国设立的第一个回族研究的专门机构。研究室成立后，开始收集整理回族历史资料，开展回族研究的基础工作，并编印出《关于回族的来源》《伊斯兰教和回族的关系》《西北回民起事》《关于杜文秀大理政权的对内对外政策》等资料汇编。这个研究室的部分研究人员，在“十年动乱”结束后，成为宁夏回族研究最初的基本力量和骨干。
1966～1977年，由于“文化大革命”，回族伊斯兰教的研究处于停顿状态。只是在1972～1975年间，有四五篇与回族伊斯兰教有点关系的文章在《文物》等杂志上发表，如武伯纶《唐代广州至波斯港的海上交通》（1972年第6期）、陈从周《扬州伊斯兰教建筑》（1973年第4期）、陈泗东《李贽的家世、故居及其妻墓碑》（《文物》1975年第1期），还有闵桐《友好往来的见证——福建泉州市发现古代中亚人的文物》（《光明日报》1973年9月6日），但从文字的阐述和行文的规范上，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从1978年开始，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开始复苏，这一年见于报刊的论文和文章有15篇以上，具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有朱江的《伊斯兰教文化东渐扬州始末》（《海交史研究》1978年创刊号），庄为巩、庄景辉的《泉州宋船香料和蒲家香业》（《厦门大学学报》1978年第2、3合刊）等。刘先照、韦世明的《回族人民对祖国历史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1978年10月10日）则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这一年回族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族简史》，这不仅是回族历史上的第一本“简史”，而且成为以后的一段时期内“了解回族面貌的基本参考书”。
1979～1982年间，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呈现喜人的上升趋势。1979年发表的论述在30篇以上，1980年及1981年又增加到约40篇，1982年几乎翻了一番，达70篇以上，而且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深化。占全国回族人口一半以上的西北五省（区），责无旁贷地为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新局面的形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从1980～1982年，具有全国规模的西北五省（区）伊斯兰教学术讨论会先后在银川、兰州和西宁举行，提交的总共189篇（部）论文和著述中，大部分是探讨回族伊斯兰教问题的。在3次会议讨论的议题中，也都有回族问题的内容。如银川会议讨论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伊斯兰教与清代回族起义的关系等问题；兰州会议讨论了清代对伊斯兰教的政策与伊斯兰教在回族反清起义中的作用，及回族经堂教育和民族文化教育问题；西宁会议讨论了回族汉文伊斯兰教著述及其哲学思想研究的问题。这几次学术讨论会的连续举行和研究成果的不断问世，为回族研究从组织和队伍建设上，以及回族研究向纵深和专门方向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预示着回族研究迎来一个打破坚冰、充满希望与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
[1]（南宋）龚明之：《中吴纪闻》，卷30。
[2]白寿彝：《中国穆斯林的学术传统》，载《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9、374页。
[3]白寿彝：《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1992年，第374页。
[4]《回族人物志》（元代）卷6《扎马剌丁》，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85页。
[5]《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765页。
[6]《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602、603、998页。
[7]《中国回族大词典》，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601、602、603、998页。
[8]刘智：《天方典礼·定成隆跋》。
[9]刘智：《天方至圣实录·著者序》。
[10]马德新：《四典要会》标注本序，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
[11]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473页。
[12]傅统先：《中国回教史》，第155页。
[13]管翼贤：《北京报纸小史》第2节，载《新闻学集成》第6辑，中华新闻学院，1943年。
[14]《醒回篇·留东清真教育会章程》，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70页。
[15]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第5卷第11期。
[16]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禹贡》第5卷第11期。
[17]《中国回教青年学会会报》（民国26年10月）第3号。
[18]《月华》第6卷第28期。
[19]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载《禹贡》第5卷第11期。
[20]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34、473页。
[21]《禹贡》第5卷第11期。
[22]《回族近现代史研究》，甘肃民族出版社，1992年，第123页。
[23]赵振武：《三十年来之中国回教文化概况》，载《禹贡》第5卷第11期。
[24]《回回民族问题》“序言”“出版说明”。民族出版社，1980年。
[25]《回回民族问题》“序言”“出版说明”。民族出版社，1980年。
[26]余振贵：《新时期中国回族研究巡礼》，《回族研究》，1991年创刊号，第18页。
[27]黄庭辉编：《近30年回族史研究论文目录》（1949～1997），载《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5～708页。
[28]《回族简史简志合编》“后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63年。
[29]李松茂：《回族伊斯兰教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9页。
[30]黄庭辉编：《近30年回族史研究论文目录》（1949～1997），载《回族史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95～708页。
[31]民族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集中在对杜文秀和马仲英的讨论上，结果，对杜文秀基本肯定态度，对马仲英没有形成统一的评价意见。
[32]余振贵：《新时期中国回族研究巡礼》，《回族研究》，1991年创刊号，第18页。
[33]《中国回族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第4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