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学术理论界公认的权威定义来看，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它还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社会制度。从文化结构的角度言之，伊斯兰文化是一个包括宗教的、世俗的、精神的、物质的、科技的诸多层次的庞大、积极和开放的文化综合体。这种表现在文化结构上不同于另外两大世界性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的特点，浇注固化在了每个穆斯林个体的人生观、价值观及其社会结构之中，使得他们在对待外来异文化时，能够始终怀有一种积极而从容不迫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评判。因此，作为几乎全民信奉伊斯兰教的中国10个少数民族之一的回族，无论是从民族的起源、形成过程，还是从其发展演变和不断适应非穆斯林社会文化的历史来看，她与世界性的伊斯兰教之间，彼此形成了如影随形、水乳交融、形神兼备的二元一体结构，其中民族群体是“形”，伊斯兰教信仰是“神”。没有伊斯兰教，就没有回族的诞生；没有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就没有回族形成后700余年来能够与时俱进的不断适应与发展；伊斯兰教信仰和伊斯兰文化是回族之所以能够形成、存在并不断发展的根本动因。因此，回族学的研究中，对其族体所一致信奉的伊斯兰教及其负载的文化的研究，必然成为回族学研究的重中之重。但需要注意三个方面：其一，要从学科体系和学理上将回族穆斯林与中国伊斯兰教区别开来，要知道中国伊斯兰教的信仰载体也包括了回族之外的其他9个穆斯林民族，中国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是世界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的一个东亚分支，不能完全等同于回族穆斯林，我们不能以回族学的研究简单地代替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其二，伊斯兰教在中国传播的1300余年中，已经同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家汉文化发生了一种“双向涵化”（two-way acculturation），即“儒化回”“回也化儒”。其三，回族在社会分布格局、所操语言、传统文化以及推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的贡献四个方面，也迥异于突厥语系的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塔尔、塔吉克等穆斯林民族。具体来说，即回族以“大分散、小集中”的社会格局分布在华夏2000多个县（区、旗）里，除了宁夏、甘肃、青海、陕西、新疆5省区回族人口分布相对集中外，近千万回族穆斯林（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全国回族人口数为981.68万[10]）几乎散布在中国主体民族汉民族社会的汪洋大海中，突厥语系的穆斯林兄弟民族则相对集中在西北地区其祖先的世居地域内；回族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域外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本土的儒家汉文化，突厥语系穆斯林的传统文化，则主要来源于域外的阿拉伯—波斯—伊斯兰文化与各自伊斯兰化前的固有文化；分布在内地的汉语系少数民族回族，从明代中叶陕西胡登洲首倡的经堂教育到明末清初之际回族知识精英开展的“以儒诠经”运动，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换言之，历史上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主要是由内地汉语系的回族穆斯林承担的。因此，在回族学视野下开展的对中国伊斯兰教的研究重点，应当集中在回族在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和发挥的重要作用两大方面。这是我们今后在回族学学科建设和实际研究工作中，应当正确处理好的关键所在。
回族学除了与中国本土伊斯兰教的研究有着天然关系外，它与世界伊斯兰教研究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主要表现在后冷战时期以来正在兴起的“文明对话”（civilizations dialogues）运动上。具体来说，回族学的提出和今后研究的规划和具体开展，还要积极配合当前世界范围内因美国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教授“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提出后，由哈佛大学新儒学代表人物华裔学者杜维明教授为代表发起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的开展。事实上，明清之际发轫于江南金陵的回族知识分子的“以儒诠经”运动，既是古代回族知识分子发起的一场伊斯兰教中国本土化运动，也是仅限于中国国内的首次“回儒对话”运动。这场本土化运动和文明对话非常成功，取得的最终成果是伊斯兰教及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社会扎根，并逐渐获得了儒家文化圈和中国主流社会的普遍接受。当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因受到美国发生的“9·11”事件、阿富汗反恐、中东和平进程、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围绕伊斯兰世界发生的重大国际事件的刺激，发起者不是单一的穆斯林学者，而是包含了东西方学术界的颇负社会历史责任感的非穆斯林精英，起源地始发于深受“9·11”事件之苦的当今世界头号超级大国美国，波及的范围已经远远超越了中美两国，进入了整个东西方社会和主流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新一轮“回儒对话”运动，实际上是在亨廷顿氏“文明冲突”理论启迪下兴起的一场世界范围的“文明对话”（civilizations dialogues）运动，正在引起学术界之外的世界各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全球非穆斯林社会和穆斯林社会的大众的普遍关注[11]。作为人类历史上首次“回儒对话”中形成的近千万人口的中国回族看来，她的文化正是“回儒”对话的典范性成果。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明确以下两个认识：其一，中国回族学学科的建立，正是当前国际国内“回儒对话”历史和现实的必然需要；其二，回族学研究与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研究的这种天然关系，应当成为当前世界范围内研究“回儒对话”的一个现成范本，它必将获得一种国际性学科的当然地位。
五、回族学应当借鉴的理论与研究方法
回族学隶属于中国民族学，是它的一个颇具特色的二级学科。因此，它就理所当然地要遵循着民族学的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从基本理论方面来看，正如前述第二、第三两部分所论及的那样，站在广义民族学和发生学的角度上看，回族学与众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生着必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举凡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文艺学、语言学、考古学、心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历法学、医药学、海洋学甚至遗传学等横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学科的基本理论，都可以成为回族学自由采纳使用的范畴。其中，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语言学、史学、考古学、哲学、经济学这几大学科的基本理论，应当成为回族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中主要采用和借鉴的核心部分，这是由回族学的性质、定位、任务和特点所决定的。这几大学科里可供回族学借鉴的具体理论实在太多，恕难一一在此介绍。
从研究方法来看，笔者认为必须要做到以下的几个结合：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与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相互结合，综合研究（holistic studies）与个案研究（case studies）相互结合，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与现实研究（practical studies）相互结合，本土研究（native studies）与跨境研究（cross-border studies）相互结合，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es）与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es）相互结合，文献研究（literature studies）与田野调查（field work）相互结合，历时研究（diachronic method）与共时研究（synchronic method）相互结合，跨文化研究（cross-culturalstudies）与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相互结合。
此外，笔者还要提出的是，由于回族学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几乎全民信奉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它的研究视野必然要超出中国本土的畛域，如同藏学、蒙古学、敦煌学那样，在当代世界的东方学（Orientalism）或汉学（Sinology）研究领域，理所当然地占有当仁不让的一席之地。因此，它的理论体系建构和学术视野，必然是一种国际性的，而凡是欲从事回族学研究的回族穆斯林学者和非穆斯林民族学者，西方学者和东方学者，都必须具备一种学贯中西、博通古今的宽泛知识结构，具有一种放眼环球的学术眼光、学术气魄、学术风格和学术雅量。这或许正是回族学先哲白寿彝先生20世纪40年代初在《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所欲表达的殷殷期盼。
以上所述，乃笔者结合自己十余年间从事回族与中国伊斯兰教研究的肤浅体会进行的些许思考，思绪所至，信笔写来，时间所限，不遑仔细推敲，疏漏错谬之处必多，尚盼各位前辈、同龄和后昆不吝赐教焉。
[1]马维良：《回族史论集》，云南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549～561页。
[2]据不完全统计，1985年后中国学术界直接以“回族学”为标题或核心概念的学术论文，先后有伍贻业（1995、1998）、林松（1996）、马维良（1996）、李健彪（1997）、马祖灵（1998）、王永亮（1998、2001）、李膺、高占福（1999）、黄庭辉（1999）、吴庆云（2000）、丁明俊（2001）、谈天（2001）、姚继德（2002）等学者的专文论及。
[3]林耀华：《民族学通论·导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庄孔韶：《人类学通论》“绪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4]“广义民族学”的提法，可分别参见施正一主编《简编广义民族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高发元《云南民族村寨调查总序》，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高发元《构建民族学学科群：云南大学民族学学科建设实践》，文收周大鸣主编《21世纪人类学》，民族出版社，2003年。两位专家的著作中都主张在民族学中国本土化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社会实际，主张建立中国民族学大学科群的构想，值得我们参考。
[5]此概念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中国回族伊斯兰教的资深犹太专家Donald Daniel Leslie教授在其著作《传统中国的伊斯兰教》（Islam in Traditional China，Canberra College of Advanced Education，1986）一书中所首倡，见该书第139页。
[6]李毅夫，赵锦元：《世界民族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652～659页；杨占武：《回族语言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
[7]杨怀中：《回回民族航海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从回族史的角度看郑和七下西洋》，《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第89～92页。
[8]陈振杰：《世界海洋再次向“郑和”开放》，《海事大观》，2002年第2期。
[9]关于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的成果及达成的共识，请参看《回族研究》2003年第1期。
[10]中国民族博物馆网站：www.cnmuseum.com.
[11]1993年亨廷顿氏“文明冲突论”问世后，引发了世界范围的激烈争论，学者们站在各自的学科背景下，对之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尽管亨氏此论有明显的缺陷，但它给予我们的理论启迪却是不容否认的。西方世界思考文明关系的同时，伊斯兰世界的政治领袖们也有积极思考，如伊朗现任总统哈塔米先生曾于1998年向联合国建议：将2001年确定为“世界文明对话年”，并著有《文明的对话》一书，受到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普遍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