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启成
我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回族，是一个人口较多、分布广泛的民族。他们勤劳智慧，同其他信仰伊斯兰教民族一起，在华夏大地播种和发展了伊斯兰文化，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拓边疆地区和促进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以及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方面，都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
回族总人口为8602978人（1990年），在中国少数民族中，仅次于壮族和满族的人口。全国绝大多数的县、市都有分布，而在宁夏、甘肃、青海、新疆、河南、河北、山东、云南等省区，人数较多，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
地处祖国大西北的宁夏，是全国最集中的一个回族聚居区，有“回族之乡”之称。这里既有“翠岚千顷接天浮”的山地，也有“黄沙漠漠浩无垠”的沙地。哺育过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黄河使它富有特色和生机，这条“母亲之河”流经本区的中部和北部，为发展本区灌溉农业提供了充沛可靠的水源。因此从元明以来回族人民同当地各族一道，以自己勤劳的双手，在兴旧利废的基础上，开凿了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大型渠道和密如蛛网的分支毛渠，引黄河之水灌溉，把这个原来“眼见风来沙旋移，经年不省草生时”的塞外荒原，变成了如今平畴如画，田园锦绣，麦浪翻滚，稻香鱼肥的“南国风光”，享有“塞上江南”的赞誉。
如同宁夏回族一样，全国回族也以农业为经济生活的主要来源。然而由于回族分散全国，所以回族的经济又呈现出多层次、多结构的显著特点。甘宁青地区的回族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业，新疆和内蒙古地区的回族农牧结合，或以牧为主；河南、河北、山东等内地的回族除务农外，多兼营季节性的小商业、小手工业；云南及西南各省的回族，多农商兼营，或以商业、运输业为主；东北大兴安岭地区的回族有的以林业为主；海南岛等东南沿海地区的回族多从事航海和渔业；散居全国城镇的回族多从事商业和各种服务业。回族经济以农业为主，养营畜牧业、商业及各种行业，为回族在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时也反映出回族为发展和繁荣祖国的经济作出了全面贡献。
一
回族在中国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出现得较迟，是中国较年轻的民族之一。从历史记载上看，回族不是中国境内某个氏族、部落的发展而形成的民族，而基本上是由域内外多种民族成分在长期发展中逐渐融合而成的。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对回族的形成起了重要的凝聚和纽带作用。
早在唐宋时期，由于当时东西交通大开，有大批阿拉伯和波斯的穆斯林商人陆续从海上的“香料之路”和陆上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东南沿侮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及内地的长安、开封等地定居。他们带来了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在上述各地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清真寺，不少人在华购置田产，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世代定居，从而成为中国最早的一批穆斯林。追根溯源，他们也是我国回族的最早来源。但是来自西域的穆斯林大批迁入中国，则是与蒙古汗国的西征分不开的。从13世纪初叶开始的蒙古西征，到1258年旭烈兀攻陷西亚黑衣大食的巴格达，约在半个世纪内，蒙古贵族先后征服了葱岭以西、黑海以东广大中亚和西亚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随着每次战争的胜利，不同民族的中亚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被大批迁徙到中国。他们主要以驻军屯收的形式和以工匠、学者、官吏、宗教职业者等不同身份散处在中国的西北、中原及江南、云南等地，总数大约在几十万，还有不少商人也自动迁来贸易。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回回”，成为元代“色目人”中的重要部分。后来，他们也以回回自称。
从元代到明代初期，回回族源中还包含汉、蒙古、维吾尔等族成分。这有的是通婚原因，也有社会的、经济的和接受伊斯兰教信仰的原因。早先回回在东来的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受路途遥远、交通不便或战争环境的限制，未携带家眷。当他们在中国各地定居下来以后，势必要和当地各族妇女通婚。由于回汉杂居，因而汉、回通婚就更为普遍。这些和回回人成家的异族妇女，在夫权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也就很自然地成为回族的一部分。40多年前，有些学者根据元代文集所载碑铭和元明之季所修家谱，对回汉通婚所举事例颇多。可以说，历史上回汉通婚之事要比文献记载多得多。这反映出回汉两族有渊源流长的亲缘关系。元代蒙古人从宗王贵族到所属军民，多有因接受伊斯兰教而融合到回回人中间的。《多桑蒙古史》记载，元世祖忽必烈之孙名阿难答，自幼为一穆斯林抚养长大，笃信伊斯兰教，潜心《古兰经》研读，并工书阿拉伯文。后来继其父“安西王”位后，在其辖地唐兀（今甘宁青及陕西部分地区）广泛传布伊斯兰教，因而所部蒙古军士卒15万人，“闻从而信教者居其大半”。明代文献中曾提到哈密地区有哈剌灰人，原来是蒙古人，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1521年）曾分两批迁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到万历年间由于信伊斯兰教，已经“不食猪肉，与回回同俗”。维吾尔人在元代以前称“回纥”“回鹘”。10世纪中叶分布于葱岭东西喀什噶尔等地的回鹘人已改信伊斯兰教，与当时分布于吐鲁番和河西的信仰佛教的回鹘人相区别。元代葱岭东西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后裔就有不少迁入内地。明中叶以后，维吾尔普遍信仰伊斯兰教，而当他们迁入内地以后，也自然地逐渐融合于回回之中。
回回民族中还吸收有中国犹太人成分，犹太人迁居我国开封等地的时间，一般认为在北宋徽宗年间（公元1100～1125年），元代称他们为“术忽回回”。由于他们信仰犹太教（又名—赐乐业教），不食猪肉、行割礼和每日礼拜等宗教习俗与回回有相似之处，加上举行宗教仪式之时所缠头巾为青蓝色，因而也被称为“蓝帽回回”或“青回回”。在长期发展中，有的就逐渐融于回回当中，也有的自称回回。
从元代到明代，各种不同来源的回回逐渐形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伴随着民族的形成，具有本民族特点的回回文化扎根于华夏大地，成为华夏文化之中的一个新类型。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曾实行“四等人制”，回回的地位一般高于汉人。回回中的贵族、官宦、学者及商人的活跃，对于元朝的建立和中西交通的开拓，都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也为回回民族的长期发展打下基础。但是元朝的回回人又是被征服者，在蒙古劫持下万里流徙，生活上不稳定，风俗习惯有时不被尊重，为回回形成对环境变迁的适应性和抗争性的共同心理状况提供了重要条件。明代曾把回回称为“回夷”，反映了回回已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而存在。从经济上说，元代回回已建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条件，同时又有一部分人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回回工匠在织锦、制炮、制革、制药等方面都是著名的。明代回回的农业进一步发展，各地的农户多附带经营牧业或运输业、手工业、小商业。乡村的农耕和城镇的手工业生产通过商业联系起来的共同经济生活已经形成。回族以善于经营著称，从珠宝玉玩到运输业、皮革制作业、牛羊屠宰加工业都是他们的传统行业，所以明宣宗说“回回善营利”，经商理财已成为他们经济生活中的显著特点。这时民族内部的阶级分化已经出现，农村中有了地主和农民之分，军屯中也有官兵之分，城镇中有富商大贾，也有自食其力的手工业者和普通市民。
在地域上，元明两代随着回回军士的到处屯田垦收，工商业者的贸易往来，官吏学者的宦游，宗教人士的传教活动等，回族人逐渐形成了大分散、小集中、愈来愈分散的居住特点。但尽管如此，回回民族还是有自己居住的集中地区。陕甘宁和云南是回回民族在全国范围主要的居住地区。在其他地区，回回的居住情况虽然分散，但和汉族及其他民族居住地区仍有明显界限。在农村，往往自成聚落，在城镇，则多自成街道或聚居某个关厢，而且在内地的回族居住区多分布在交通线上或靠近交通线上，保持着与邻近地区的联系。
语言是民族文化诸因素中最重要的内容。多种来源的回回人当初使用的语言多种多样，来自中亚的使用突厥语族的各种语言，来自西亚的使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中国境内的民族成分使用维吾尔语、蒙古语和汉语等。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由于回族在全国范围内和汉族杂居，经济生活和汉族有密切关系，加上回汉通婚而使汉人成分在回回人中增加等，原来的各种语言不能使用于日常生活，因而势必使用汉语，事实上汉语已经成为回回民族的共同语言。明代后期江苏回族王岱舆宣传伊斯兰教的书，曾在南京、北京流传，就是用汉文写的，适应了广大回族的需要。泉州《丁氏族谱》记载嘉靖十五年（公元1536年）事说，那里的回回已不懂《古兰经》的文义，也没有要求懂的意思。反映出回族人已经把汉语作为共同语言了。但同时在回族的语言中，还一直存在着一些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在边疆地区，回族人也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这是历史，也是现实。
二
回回人信仰伊斯兰教，这是他们从西亚和中亚带来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意识形态，而且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伊斯兰教与穆斯林的日常生活、社会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回族和回族文化在中国形成和发展，一直受到阿拉伯、波斯传统的伊斯兰文化的强烈影响。
唐宋时期，伊斯兰教在中国曾按国名被称为“大食法”“大食教度”。来华侨居的穆斯林“蕃客”们，因宗教生活的需要，建立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清真寺和“政教合一”的“蕃坊”组织。今日广州怀圣寺、泉州的清净寺和杭州的真教寺、北京牛街礼拜寺等，就是创建于这一历史时期。它们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见证。在蕃坊之内，穆斯林蕃客们的宗教生活是自由的，他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皆依《古兰经》、‘圣训’和伊斯兰习惯行事”。蕃坊还设“蕃长”，由中国当地政府从蕃客中任命“最有德望者”一二人居之。他们除替政府“招邀”商人纳税外，还按照伊斯兰教的法典和规定，兼理穆斯林的教务、领导宗教活动、管理大家的诉讼裁判和判断是非曲直。这样，蕃坊既是在华穆斯林的宗教组织，也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行政单位。从而使伊斯兰教在中华大地扎根，为华夏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
由元及明，回回遍布全国。伊斯兰教当作回回人信仰的宗教而被称作“木速鲁蛮”“回回教”“回回教门”，后来又简称“回教”，清真寺和掌教称做“回回寺”“回回掌教”和“回回大师”。为适应大分散、小集中的新环境，这时伊斯兰教在中国形成新的宗教制度，即教坊制。所谓教坊，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包括附近教徒在内所组成的一个穆斯林聚居区。每个教坊聘请一位阿訇为宗教领袖，负责本坊教务，所有在这个礼拜寺参加宗教生活的人，都是该寺的“高目”（阿拉伯语音译，意为居民）或称“哈宛德”（波斯语音译），在宗教上都归这个教长管辖。清真寺便是教坊中穆斯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除作为礼拜的场所以外，它往往也是大家公议大事、聚会和传递信息的地方。教坊大小不等，有的几十户人家组成，多者几百户或上千户人家不等，但不管坊有多大，各教坊之间均无隶属关系，独立存在。至今这种宗教制度仍然流行在内地和边疆许多回族地区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