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占福
1983年10月，以《回族简史》如何修订，今后如何进一步开展我国的回族研究工作，拟定回族史研究的初步规划，并酝酿回族史研究的机构设置问题[1]等为主要议题的“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举行。揭开了回族研究充满活力与丰收的12年的序幕。座谈会就回族的来源与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社会历史分期及如何正确评价回族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等问题进行了学术交流。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还紧密结合新时期回族研究与四个现代化建设、回族研究与民族团结、开展地方回族史的调查研究及推进回族文化教育事业等问题发表了意见。这次会议，不论是对《回族简史》的修改工作，还是对今后回族史的研究，都具有积极意义。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教授向会议提交了他的录音讲话《关于编写回族史的几点设想》，着重谈了研究回族史的重要性，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回族同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的关系，回族史的研究工作需要大力展开，如何搞好队伍建设，关于编写新的回族史等6个问题[2]。对以后回族问题的研究有着指导性的作用。
这次会议上提交的论文虽然只有10余篇，但首次协调了全国回族研究的力量，鼓舞了大家的士气，使来自全国18个省、市、自治区的70多名代表，就回族学术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使以后回族史讨论会的举行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1985年11月，以讨论回族近现代史为重点，对修改《回族简史》和编写多卷本的《回族史》的工作提出意见，并就回族的族源和形成、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回族革命斗争等为主要讨论内容的“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座谈会”在云南昆明举行。会议中大家形成的共识为，迅速修订好《回族简史》和立即着手撰写多卷本的《回族史》有很大的意义，它可以帮助回族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和创造力量；认识自己民族走过的道路和对祖国的统一、巩固民族团结等方面的责任和所作的贡献；认识回族的兴衰与祖国的兴衰是一致的，回族的发展是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分不开的；认识回族大分散的特点势必与各族人民的交往更加密切。写好回族史可以增进民族间的了解和团结，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近几年来，各地在编写自治地方概况、地方志时，都对当地的回族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这对回族史的研究有极为重要的价值。由于文献资料中对回族历史记载较少，回族又分布全国，各地回族有自己的地方特点，所以进行地区性的调查研究对弄清回族的形成、流动、发展以及和其他民族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是十分必要的，对编写好回族史至关重要。
这次会议对回族族源的讨论有了进一步的深化。有的代表提出，回族的形成，多数人认为是元时开始，明代中叶形成。这不一定是历史事实，不能忽视研究元朝以前700年的历史。编写回族历史的断限，上至唐宋，下及民国，是比较恰当的。对回族史学界通常认为“探马赤军”是回回军队的说法（《回族简史》的主要观点），有的学者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探马赤军”的民族性并不显著，只是一种特种部队。从它的民族成分看，与回回人的关系并不大，虽然不能排除其中有回回人，但是不会太多，更不能把“探马赤军”和回回军等同起来。不能笼统地认为“探马赤军”就是回族主要族源，也不能简单地把元代的回回人等同于回族[3]。
对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是这次会议的热点之一，与会代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衡量。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对社会、对民族、对人民和对推动社会进步的贡献与作用。对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应以文字记载和后人口碑资料相互考订，不能只依据封建统治者的官方文书和站在大民族立场上所写的史籍材料。利用史料时要慎重，不能因循守旧，埋没本民族历史人物的功绩。一个历史人物，功是功，过是过，功不能抵过，过也不能抵功，前半生好就肯定前半生，后半生有污点，也不要把污点抹掉。过去争论很多的马化龙、白彦虎、马仲英等回族历史人物，在认真调查史实的基础上，这次会议有了比较一致的评价。
回族和伊斯兰教的关系问题，在这次会上仍然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代表撰文提出，回族的祖先虽大半是带着宗教信仰进入中国的，但形成回族却不完全是依靠宗教力量，不能只从宗教影响上去搜寻民族特点，认为只有伊斯兰教才是决定回族存在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在回族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称之为纽带作用或联系作用。有些代表则认为，就回族形成历史的特殊情况而言，伊斯兰教的因素和影响，对回族形成起着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无论从任何角度看，回族的任何特征，都不能完全摆脱伊斯兰教的因素而单独存在，也有代表提出，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这种提法太笼统了，应该分成回族在形成、发展和现在三个时期与伊斯兰教的关系来作研究，才能把问题弄清。这些讨论和不同的认识，表明回族与伊斯兰教关系问题的研究，已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百花齐放”的研究局面。
“第二次全国《回族简史》讨论会”有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及中央有关单位的124名代表参加，出席《云南回族简史》编辑协作会的55名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收到了论文、资料140余篇（部）。云南代表不仅人数多，论文、资料数量也最多，共50多篇。这次会议是第一次座谈会的继续和发展，它既是第一次会议以来回族研究成果展示会，也是一次把回族研究推向深入发展的学术交流会，对加强全国各地回族研究人员的横向联系，加深相互了解、交流经验，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回族研究的繁荣均有着重要的意义。
1987年12月15日至18日，“第三次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从此次会议开始，《回族简史》座谈会改称为全国回族史讨论会，以适应回族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新形势）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这次会议主要研究回族近现代史，重点讨论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回族革命史，并且对回族史研究中的一些重大课题以及研究回族史所涉及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会议上，大家畅所欲言，开展不同观点、不同问题的讨论，使会议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学术争鸣气氛，从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资料所涉及的内容和比较集中的讨论问题来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展回族史研究的意义和今后努力的方向。进一步加强回族史研究的意义在于，让广大回族人民和其他兄弟民族全面、准确地了解我们祖国光辉灿烂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回族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回族的进步发展同中华民族的进步发展是分不开的。通过研究回族史，力求科学地、准确地阐明回族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指出回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繁荣发展的必然之路，从而促进回族的整体发展。在今后回族史的研究中，首先必须引起注意的是，以往对回族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族源、族与教的关系、回民起义等方面，而对回族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现代革命史等重视不够，研究的成果也不多。这对回族的社会地位和未来的发展必将带来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回族经济史的研究，对回族以后的发展更有直接的作用。与会代表在讨论中还特别强调了在今后的回族研究中，要继续破除僵化的、保守的思想观念，继续清除“左”的思想干扰，把回族史的研究搁置到整个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的大背景下去认识。拓宽视野，寻找回族历史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上的应有位置，多角度地探索回族发展的规律，全方位地研究回族史，全面地、真实地、历史地反映回族人民的历史活动，写出符合中国实际、具有民族特色的回族史。
第二，加强回族近现代史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是兰州会议的主要议题，因此，各地代表向会议提交的近80篇论文和资料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探讨这一方面的。大、小会上，围绕回族近现代史的各个方面发言的也占多数。与会代表在讨论中提出，加强回族近现代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回族的历史是同中华民族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时间界限上应同中国近现代史相一致，而研究范围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文学、艺术、体育等各专史的研究。有的代表还认为，回族近现代史的研究不仅只在国内，还应包括台湾、港澳以及海外回族人士在内。为了使回族近现代史的研究有进一步发展，有的会议文章谈到了具体的意见：一是鼓励并协助经历丰富的老人亲自动手写回忆录，或口述录音，邀请座谈，相互启发补充，积累资料。二是重要事件和突出人物，要抓住线索，深入考察，顺藤寻瓜，弄清原委，整理出书面的专题报告。三是组织各种地区性、专题性的调查小组，就近将所在地区的有价值的史料尽力搜求，在此基础上进行交流。四是采取有效措施，尽力收集20世纪以来在全国各地发行的有关回民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五是建立必要的回族史研究中心，用刊物或简报形式发表各地区搜集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代表们还比较集中地讨论了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这两个时期，回族人民的爱国和抗日活动，肯定了广大回族人民在这两个时期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第三，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回族历史人物，特别是近现代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一直是回族史研究中的一大难题。兰州会议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也非常热烈，代表们各抒己见，历史的、客观的对回族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人物进行了评述。有的代表认为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活跃在社会历史舞台上的人物，有好人，有坏人，有先进人物，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丑角败类，还有功过并存，比例不均，形形色色的人物，不可一概而论。必须把他们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评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应该掌握分寸，显示出细微的差别。回族历史人物功是功、过是过，前期、中期、后期，就其经历的道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绝对化，也不必故意避免或无视。在会议上，有些代表就抗日战争时期西海固回民起义的领导人马国瑞、马国璘、马思义以及白彦虎、蔡大愚、马仲英、西北诸马等人的评价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为了使回族历史人物的评价在以后有一个长足的进展，有的代表提出要优先突出歌颂回族中对推动社会前进起促进作用的正面人物，充分记述他们的活动和优秀事迹。一分为二的，历史辩证地剖断与评判在不同历史阶段有不同表现的人物，对恶始善终、善始恶终、两头好中间坏、两头坏中间好的复杂表现，应有鲜明的褒贬，避免绝对的全盘肯定或否定。即使是彻头彻尾的坏人，只要在社会上有过影响，恶名千里，遗臭万年，知名度较大，也不用回避。“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鉴别善恶，泾渭分明，正是回族史研究工作者肩负的重任。
第四，要重视对散杂居地区回族史的研究。就这个问题与会代表指出，在以往的回族史研究中，对聚居区回族的历史与现状比较注重，而对散杂居地区的回族史研究不够，这对全面、系统地了解、研究回族史，显然是一大缺陷。鉴于散杂居地区回族史研究力量的薄弱且没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因此这些地区的研究，要走横向联合的路，寻找多省、区共同协作的途径。散杂居地区的回族史有文字记载的很少，要十分紧迫的用各种方式抢救资料。散杂居地区回族史研究的队伍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需要，要通过多省、区协作与交流，发现研究人才，培养研究队伍。
第五，回族史研究队伍的培养与组织建设。白寿彝教授1983年10月在银川举行的“第一次《回族简史》座谈会”上的录音讲话中就提出过：“想达到我们的要求，能把回族史的研究工作开展得更好，能使回族史研究工作取得更大的成绩，让它发挥更好的教育作用，取得更大的社会效果，我们很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才行。首先要解决的还是队伍问题……我们的队伍需要大大的扩充，需要大大的加强。”在兰州会议的讨论中，与会代表也认为，要使回族史的研究在今后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培养一支有比较高的理论素养，有一定史学功底的青年研究队伍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应该鼓起勇气，培养第三、第四代年轻的研究人员，还要重视与汉族等兄弟民族从事回族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研究人员的团结与合作，并欢迎更多兄弟民族的研究工作者加入回族史研究的队伍，使回族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发展，研究水平不断提高。
在兰州会议上，白寿彝教授还特意为会议送来了讲话录音，就回族史研究中的有关问题提出指导性的意见。
参加兰州会议的有来自全国19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回、汉、东乡、保安、藏、撒拉等8个民族的专家、学者以及长期从事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工作的老同志、中青年研究工作者近百人。会议共收到论文、资料76篇，书（包括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等）12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