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继业
一
在我国各民族中，回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这一特征似乎为很多人所注意。“天下回回是一家”“回回见面三分亲”“回回心齐”，等等，都是民间的一种大众性概括，研究者们则用“内聚力”“向心力”“聚合力”等概念来表达同一种意思。但是，在我们对这一事实进行理论分析之前，有两点值得首先说明。
第一，所谓回族的凝聚力概念，是一个尚未操作化的、得到应有的定量分析的概念。就是说，回族凝聚力强，到底是相对于回族而言，还是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而言，抑或是相对于某些确定标准而言？强到什么程度？对于这样的问题，如果在定性分析的同时，能够获得实际调查的、测量的乃至定量化的资料依据为好，可惜笔者尚未见到这方面的材料。因此，本文的分析只建立在这样一个带有很大主观性成分的判断基础上，即笔者认为回族的凝聚力强是一个得到多数人认可的客观事实。这在学术上似乎是不允许的。但是，如果的确这一事实是人们所共同肯定的，对事实的理论分析则不一定非得等待对事实的证明，因此本文对回族凝聚力问题的研究也许并非没有意义。
第二，本文的作者由于对回族史和回族文化缺乏足够的研究，特别是在研究方法上缺乏民族学和人类学所主张的那种深入的实地调查和直接体验方法，这就更增加了这篇文章的主观性成分。所以，“理论假设”这一概念表示着这样的含义：即只是一种理论分析的思路、框架，而非历史文化的考证，如果能引起有关研究者的证实或证伪，当为大幸。
二
在这里，让我们给回族凝聚力这一概念作一界定：所谓回族的民族凝聚力，是指回族在伊斯兰教和外界生存压力的影响下，逐步地形成的一种民族自我意识和一致行动能力。
民族自我意识的概念，是一个民族学的基本概念，这里不再赘述，它是“团结本民族成员的主要精神纽带，有力地维系着本民族的存在”[1]，因此，民族的自我意识是民族凝聚力的根本性因素，当然也是回族凝聚力的重要含义。回族具有很强的民族凝聚力，意味着它具有很强的民族自我意识，即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归属感，以及由此建立的对本民族的人产生的“自己人”的心理。前面所说的“天下回回是一家”的说法，以及历来为回回自豪、为汉人敬佩的“行赉居送，千里不持粮”的传统，都是这种民族意识的反映。
但是，在我们看来，仅仅以民族意识尚不能概括回族凝聚力的全部内容，回族凝聚力这一概念还应包括回族特殊的集体行为能力或一致行动能力，这是不同于民族自我意识的一个因素，同时也是回族凝聚力极强这一事实的应有之义。西北汉族称“老回回心齐”“抱团”等，就是表达这层意思。所谓一致行动能力，就是在一定条件刺激下，能形成民族的集团性行为，并产生强大集体效应的能力。比如回族群众的集资能力（由于修建清真寺、经商、助人、助学等），反抗外部压力的组织能力（如清代回民起义），维护宗教与习俗不受侵犯的能力，等等。
显然，一致行动能力和民族自我意识有关，但并不等于民族意识。所有的民族都有民族意识，但在一致行动能力上则有差别。值得一提的是，有的论者在提到回族凝聚力问题时，似乎更注意前者，即那种“一家人”“不见外”的意识和感情，以及由此产生的相互帮助、相互爱护的行为。但这是不全面的，甚至没有概括回族凝聚力的主要内容。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前者表现于内，后者表现于外，前者随时随地发生，后者依赖于一定条件，但无论形式多么不同，二者都是应有之义。
当然，由于民族意识与一致行动能力的紧密相关，在有的研究者那里，民族意识的概念往往包含了一致行动能力。比如：“回回的民族意识是非常强烈的，不仅他们自认为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且如果别的民族对回回有侮辱或歧视的言行，那就会引起回回的众怒，历史上不乏因此而引起的流血事件，这是我国回回民族非常突出的一个民族特征”[2]。这里的民族意识概念，是包含了前述二种含义的。不过，明确区分回族凝聚力的两种含义，并非没有意义，在本文的后面将指出。强调一致行动能力的方面，有助于全面分析回族凝聚力的来源，因为如果仅仅把“千里不持粮”的民族意识作为回族凝聚力的内容，将有可能导致只从伊斯兰教的影响方面找原因，而忽略生存压力这样一个重要因素对回族凝聚力的影响。
这样，我们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回族凝聚力的形成原因，即伊斯兰教和生存压力。说具体点，就是说回族的凝聚力，是在伊斯兰教及其宗教社会制度的影响和回回民族产生以来，在特殊生存环境的威胁和压力作用下形成的，这就是我们关于回族民族凝聚力来源的理论假设，可以用这样一个浓缩模式来表达（见下图）。
在这个模型中，“伊斯兰教→回族凝聚力”和“生存压力→回族凝聚力”当然是基本线索，反映着我们的基本观点，也是本文的论述重点。但除了这两条基本线索外，在三个变量之间由于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关系，对于他们，也不应忽视，下面让我们分别来看。
三
伊斯兰教是回回民族形成的决定性力量，不论是回族产生，还是经历曲折发展的过程中，伊斯兰教始终是联结回族为一体的一条纽带，是回回民族之魂，是回族凝聚力的重要来源。对此，几乎每一个论及回族凝聚力的研究者都有共识。
我们试图补充说明的是，伊斯兰教对回族凝聚力的影响作用，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或通过什么来实现？对此问题未做深究的人往往只笼统地看到这种影响，或只强调教义通过对回族穆斯林宗教信仰的建立来实现其统摄作用。这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它隐含的意思似乎是：回族的凝聚力，至少是民族意识来之于宗教意识，从而把民族意识等同于宗教意识。其实，暂且抛开生存环境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不说，只就伊斯兰教的影响看，也并不仅仅表现为宗教信仰系统的作用，而是体现在通过建立回族穆斯林对它的神圣义务感，通过一系列宗教制度制约穆斯林的思想和行为，通过由上述条件产生的一整套伊斯兰社会制度来影响整个回族群众的社会关系等方面。我们同意这样一种定义：“回族伊斯兰制度，即是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由纳入回族伊斯兰宗教膜拜形式并对回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要保障职能的礼仪典章、组织制度及相应戒律所构成的一种宗教体系。”[3]不过作为对回族凝聚力影响的因素，它还不全面，还应包括这一宗教体系本身之外的回族伊斯兰社会制度，比如受伊斯兰教影响、但不属于宗教体系的亲属关系，就对回族有一定影响。这样，在影响回族凝聚力的“伊斯兰教”这个因素之下，至少包含三层含义：
（一）宗教意识的作用
这是指回族穆斯林对自己的宗教信仰的一种自觉意识和归属感、义务感，它的附属品是关于天下穆民是一家的意识，“相逢何必曾相识，一声色兰化知己”描述的是这种意识。正是这种集体意识使居处“大分散”的回族群众，在护教问题上能表现出强烈的一致行动能力，表现出强烈的义务感，任何侮教行为都会激起穆斯林群体的不约而同地反对。正是这种意识，使回族穆斯林能不计外在形式上的分歧而实现精神上的一体化。
（二）宗教制度的作用
与任何宗教一样，伊斯兰教有一套完整的宗教制度，它规范着每个穆斯林的行为，无形中引导着穆斯林的一致性行动，使“穆斯林自觉地履行宗教义务，遵守教规和禁律，长期定时举行集体宗教仪式如礼拜，维护宗教道德规范的权威和普遍性，在穆斯林心中培养了集体主义情感”[4]。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很复杂，大至教法，小至礼规，难一而论，举例言之：
礼拜制度。礼拜是伊斯兰教“五功”之一，每日五次发自清真寺的唤礼，仿佛时刻提醒作为一个穆斯林的义务，也使他们时刻意识到穆斯林群体的存在；七天一次的主麻日聚礼，则更具有增强群体意识的潜功能。
组织制度。回族穆斯林社会的宗教组织制度，是不断变化的。以教坊制而言，清真寺的掌教者具有极大的权力，不仅是宗教职业者和宗教活动主持者，一定历史时期也是教民的户婚、钱粮、词讼等民政事务的掌管者，因此，无形中起着“一方”领袖之作用，具有很强的号召能力，保证了回民社会的团结、向心。而门宦制度的出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更好地增强内部团结、抵御外侮而产生的。
施济制度。“课”功是穆斯林的一项重要义务，按照教义，天课主要是用来施济贫穷者、无产者、奴隶、债务者……这种社会保障制度，无论历史上曾发生多大变化，但毕竟起过它的作用。它使穆斯林群众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安全感、亲切感，从而有助于民族内部的团结。
总之，伊斯兰教的宗教制度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的功能是明显的，这既体现在严厉的制裁上，也体现在温和的鼓励上，既体现在消极的约束控制上，也体现在积极的启发认同上。没有这一套严格的宗教制度，回族的凝聚力是不可想象的。
（三）回族伊斯兰社会制度的作用
这里所谓回族伊斯兰社会制度，是指在伊斯兰教的直接影响下，在回族社会中形成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制度体系。它们本身不是伊斯兰教制度的内容，但又确实受伊斯兰教影响，并对回族凝聚力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亦举例言之。
亲属制度。依照《古兰经》，穆斯林应该在教内婚嫁。在回族中，族内婚占主要地位。在西北回族居住区，这已成为不可违犯的习俗。因此，对于“小聚居”的回族社会来说，往往就导致了复杂的亲属关系网络。正如一位学者所言：“通过结姻嫁娶，彼此非亲即故，亲上加亲，焉有不精诚团结之理。”[5]
经济制度。回族是一个商业发达的民族，但根据教规，穆斯林之钱财不可生息，这样，在回族社会就存在一种经济上的习惯性行为即互相资助经商，一人缺少成本，往往很快就可筹齐。这当然不能代表回族的主要经济特征，但这种方式能说与民族内的相互依赖、团结没有关系吗？另外，回族商人的来往穿梭，也为回族内部的交流沟通提供了条件，“‘圣训’中称商人为真主的信使，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确成了文化的信使，既是文化信息的传播者，又自然地进行着文化信息的反馈”[6]。这种信息交流，极有利于回族的相互了解，也有利于形成一致性行动。
社会交往制度。回族社会的交往，除了各种自发的人际交往以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清真寺交往”。清真寺是回族社区的中心，在所有的回族聚居区都有这样一个中心，它起着联结穆斯林的核心作用，人们通过参加一日五次礼拜、七日一次聚礼，以及在清真寺举行的宰牲、教育、婚礼等各种活动，增加了相互沟通的机会，我们都知道沟通对于一个群体凝聚力的重要。正是这种日常不懈的独特的交往制度，使回族群众之间彼此互动，很容易增强群体意识，有助于一致行动能力。
当然，伊斯兰社会制度的内容远不止这些，但通过它们，我们是否可以看出，伊斯兰教对回族凝聚力的影响作用，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和过程，而并非仅限于信仰系统。
四
所谓回族的生存压力，是指自回回先民进入中国一直到回回民族形成、发展过程中所感受到的来自自然的和社会环境的对其生存的威胁。这是回族凝聚力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每个民族都有其生存环境，而回回民族的生存环境之所以是负性的，是一种压力，而不是积极推动力，这有原发性的原因。那就是回族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的差异。回回民族是一个在外来人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民族，不论是人体特征还是在文化特征，都与中国文化环境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伊斯兰教，由于它本身的封闭性、沉默性等特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回族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尽管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回族的先民和后来的回族被“同化”的程度不算低，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这与环境之间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