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差异不等于冲突，有差异的环境也并不等于逆境、压力，个体（或群体）与环境之间完全可以保持差异生存，这几乎是一条基本规律。那么为什么回族与环境的差异有时会变成冲突，环境同时成为对立的、恶性的呢？原因是人为的刺激。刺激者就是封建政权中的各级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元代的统治者没有刺激它（并不一定是出于明智），而明代以来特别是清代，统治者一再去人为地刺激，终酿成回族的生存环境由不利变成恶性，回族生存由适应变成抗争。如果说在明代，回族的生存环境还差强人意的话，那么到了清代，情况则急转直下。“回夷”变成了“犭回”，“欺回、压回、灭回”几成为统治阶级对待回族的基本方略。雍正二年九月，山东巡抚陈世绾疏言：“回教，不敬天地，不祀神祇，另立宗主，自为岁月，党羽众盛，济恶害民，请概令出教，毁其礼拜寺……”[7]由此可以看出，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吏、士绅，如何使文化差异变成民族冲突。清朝对回族的这种偏见以及每次回民起义后灭族毁教的“善后”行为，逐步地促使回族越来越紧密地凝聚起来，特别是发展了高度的一致行动能力。
由于统治者对待回族的政策是针对民族的、宗教的，而不是个别人的。因此，外部环境的压力也就是整个民族的压力，促使整个民族团结起来。白寿彝先生说：明清两代的回教人，“被教外人歧视，至少是被政府和士大夫阶级歧视，并且由歧视而迫害，……这时的迫害虽重，但外来的压力却更使回教人团结了”[8]。这也就是吕思勉先生所说的道理：“使一个民族自觉成其为一个民族的是异民族的相当的压力。”[9]在保族护教的斗争中，回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它的一致行动能力越来越强。这可以以清光绪二十一年的“河湟事变”中得到证明。事情起始于花寺门宦内部的“新老”斗争，但当河州总兵率军镇压，并下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时，新老教立刻放弃前嫌、共同对敌。在这样的一次次斗争中，回族越来越意识到“一损俱损”的道理，并自发地团结起来。
不知什么人说过：“同有畏心，其势必合”，回族凝聚力的产生正是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血腥“善后”，必然产生凝聚力，这不是出于显示集体力量的荣耀的考虑，而是适应环境的必然反应。也许有人会说，把回族的凝聚力降低到“反应”层次似乎说不过去，我们不这样认为。诚然，这绝非否定宗教这一崇高精神纽带的功能，但我们已一再强调，伊斯兰教的统摄功能和生存压力的反面刺激是不可分的。伊斯兰教对穆斯林的号召力在求生存的反抗斗争中得到体现，得到强化。没有生存危机，伊斯兰教的功能只能体现在民族意识上，而生存危机却使民族凝聚力集中化，并强烈地体现在一致行动上。伊斯兰教为回族凝聚力准备了条件，而生存危机使它成为现实。回族的凝聚力在这里更重要的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所以，在考虑回族凝聚力时，抛开“生存”、“适应”，是很难得到完满解释的。
概括起来说，由于封建统治者人为地扩大、刺激了回族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使差异变成冲突，从而为了适应恶化的环境，必然地发展了群体凝聚力，以求得生存。
但是，这里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疑问：统治者为何要刺激回族？从根本上说，这是出于剥削阶级的本性，但这种说法太抽象，我们以为这样一个因素是值得考虑的：即统治阶级对伊斯兰教的异教观和对回族凝聚力的仇视和恐惧心理。换句话说：“回族凝聚力，生存压力”和“伊斯兰教—生存压力”两类关系不容忽视。
五
首先，必须指出，回族在中国明清以来特别是在清朝的生存危机到底是怎样形成的，这不是一个三两句话能说清的简单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应该说不是本文的任务。但是，前面既然已经指出了生存危机或生存压力对民族凝聚力的影响，那么反过来是否也存在影响呢？另外，伊斯兰教在促使民族凝聚力形成的同时，是否也产生了不利于民族生存的负功能呢？我以为是这样的，尽管民族凝聚力和伊斯兰教不是生存危机的主要根源。
（一）民族凝聚力？圮生存危机
严格地讲，这一关系只有放在前述的理论框架中才能成立，“孤立”只是为了分析的方便。和当时所有的少数民族一样，回族所处的社会大背景是封建政权下的社会结构，在封建政权下，不能指望它能平等理性地对待每一个少数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少数民族都面临着生存压力。但是，何以独回族的环境尤为险恶？而且回回的命运何以到清代遭遇那样大的灾难呢？
我们知道，元朝时回回的社会地位低，但作为民族的回族在元代并未形成，当然谈不上民族意识了。而到了明代，回族逐步形成并进入从沿海到西北的各个汉族地区。在这里有一点一定不可忽视，回族不像独居一隅的世居少数民族，它分散于广大汉族地区，陌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使他们形成聚族而居的特点，加上他们所受的宗教影响，促使他们形成一定的团结性，这完全是对陌生环境的一种正常反应。但就是这些特点，已足以引起环境中一些汉族封建士大夫的注意。根据今天仍然存在的某些残余事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些汉族封建士大夫在对回民的“心齐”表示敬佩之余，不免产生嫉妒、惧怕乃至仇视。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反映在封建文人、士绅的思想意识中，明顾炎武有言：“惟回回守其国俗，终不肯变，结成党伙，为暴乡闾，以累朝之德化，而不能训其顽犷之习。”[10]这种关注戒备以复杂的形式在互动中发展着。到清代，对回族“党护族类”的认识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认识。
大大小小的封建官吏、文人士绅通过他们的言行将回族的凝聚性加以渲染甚至歪曲，以至“回回谋叛，夜聚明散”之类的谣言被上奏朝廷，加上一些地方官吏常常在处理回汉纠纷时缺乏公正，这样回族在环境很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更紧密地凝聚起来，因为他只有这种生存手段。于是这样一种局面便出现了：压力越大，凝聚力越强，凝聚力越强，压力越大，导致了回族生存环境无可挽回的劣化。
当我们指出“回族凝聚力→生存压力”的时候，我们看到：统治者实行“压回”“灭回”政策并非一时兴起，而是由于觉得回族的凝聚对他的统治构成了威胁。然而，这绝非说回族的凝聚力增强，导致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如果这样认为，就混淆了是非标准。毕竟回族凝聚力是为了应付环境而生。
（二）伊斯兰教？圮生存危机
和前述的道理一样，生存危机不是伊斯兰教造成的，而是取决于政权性质，回族在清代的生存危机，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怀疑、乃至憎恨有关。伊斯兰教没有向教外传教的习惯，这种封闭性特点造成了人们对他的不了解和猜疑，“回教之真谛与内容，往往为此邦人士认识不清，而传其教者每多保持闭关自守态度，如礼拜寺不容外人闯入，又不轻易为人引进教社，以致外教人对回族每多悬揣，贻误错出”[11]。再加上伊斯兰教影响下的回族文化的独特性，包括行为方式、习俗等，都与环境反差较大，文化教育的落后又使穆斯林很难在明清进入统治阶层。一旦受到打击，回族便紧密地团结在伊斯兰教的旗帜下，护教和生存变成一体，统治者则愈发认定灭族必灭教……
所以这样说，伊斯兰教的特点以及回族教民虔诚护教的行为，给了统治阶级实行“压回灭回”政策以口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指出“伊斯兰教→生存压力”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是说伊斯兰教主动要给自己寻求灾难，只是说，伊斯兰教与生存危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关系。
（三）生存危机？圮伊斯兰教，回族凝聚力？圮伊斯兰教
作为补充，我们最后说明一下前述理论假设中的最后两对关系。前者是说，恶劣的生存环境，促使穆斯林更紧密地统一在宗教的大旗下寻求保护，从而增加了伊斯兰教的号召力量和整合力量，后者是说回族的凝聚力，特别是其民族意识，有助于对宗教更强烈的认同、归属。对此，不再做详尽发挥，但作为前述理论框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
六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很少涉及前人的有关理论，其实，回族凝聚力问题，涉及了一个根本性的命题，即社会的团结与冲突。这是一个社会学的基本命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全部社会学就是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从而在社会学史上形成了两个基本范式：秩序论范式和冲突论范式。
属于秩序范式的功能主义在论述社会团结整合、凝聚方面最为典型，早期社会学大师迪尔克姆对社会团结做了两种划分：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所谓“机械团结是这样一种社会联结纽带，它通过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性的个体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在原始社会或传统农村社区中发现这种团结的典型表现”。它表现为“所有成员信奉同样的宗教，具有同样的信仰，追求同样的价值目标，接受同样的行为规范，持有同样的道德评价标准以及在情绪上也具有一致的表现。这些共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规范以及道德情感总和起来形成一种被称为集体意识的强大力量，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维持着社会成员之间的联系，他们互视为同类，具有强烈的集体归属感。”[12]如果说把回族凝聚力看成是机械团结的一种表现，我们以为不属牵强附会，伊斯兰教就是集体意识。
但是，我们曾一再强调，回族的凝聚力并不仅仅取决于伊斯兰教这一集体意识，还取决于它所面临的生存压力，而且伊斯兰教也并不仅仅具有凝聚力。这就意味着我们的解释并不仅仅是功能主义的。
正是如此，功能主义在解释社会的整合团结方面，过于强调社会的文化、制度、意识形态对于整体的凝聚功能，这正是那种单纯强调伊斯兰教之于回族凝聚力影响的观点的错误所在。对此，美国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颇有启发：“在一个社会中，某种风俗或制度，可能促进了某个群体的凝聚和整合，因而对这一群体来说，它们发生了特定的功能。但对另一群体来说。它们却可能起到某种分裂作用，例如宗教制度促进了宗教群体的内部团结时，很可能助长了各个宗教群体之间，宗教群体与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紧张和冲突。”[13]默顿正是基于上述观点，提出了潜功能、负功能的概念。因此，我们前面提出的“伊斯兰教→生存压力”观点，并非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但是，需要指出，默顿只是看到了集体意识的负功能，但并没有看到冲突对社会整合的作用，真正发挥了冲突对增强群体凝聚力作用的思想的是冲突理论，尤以美国社会学家科塞为典型。他一方面承认功能主义关于集体意识、认同对社会整体结构形成的作用，但同时也指出：社会群体得以建立和维持的另一面是冲突。在其《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他明确提出“与外群体的冲突会增强内部的凝聚力”[14]的著名命题，指出外部的冲突使群体强烈地意识到自己是独立的、分离的，并且由此在体系内部确立了群体认同感，强化群体的共同意识，增加群体的凝聚力。很显然，科塞的冲突理论完全可以作为我们关于“生存压力，回族凝聚力”的理论注脚。事实上，本文的确受这一理论启发。
当然，借用这些社会学理论不一定十分合适，前述理论假设能否成立，更主要的是要符合历史的真实，得到真实材料的确证，对此，笔者愿继续探讨。
[1]熊锡元：《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2]熊锡元：《民族特征论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3]余振贵：《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4]余振贵：《一种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宁夏社会科学》，1987年第5期。
[5]林松：《试论伊斯兰教对形成我国回族所起的决定作用》，载《西北伊斯兰教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
[6]李佩伦：《回族文化的反思》，《回族研究》，1991年第1期。
[7]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第174、172、70页。
[8]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宁夏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0页。
[9]吕思勉：《中国民族演进史》，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
[10]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第174、172、70页。
[11]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北平成达师范出版部，民国24年（公元1935年），第174、172、70页。
[12]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
[13]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9页。
[14]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