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炯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城市社会大变革的背景下，对回族穆斯林社区的地缘、社缘变迁的研究为我们认识回族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提供了一个可视的界面。
一、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以变应变中的互动与重构
社会学家安布罗斯·金和K.Y.钱在研究社区时提出三个分析尺度：第一是物质尺度即社区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地理区域；第二是社会尺度即在该区域内生活的居民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沟通和互动；第三是心理尺度即这些居民有共存感、从属感和认同感[1]。这三个分析尺度对于我们研究城市回族社区的变迁同样具有意义，但需要补充的是城市社会中的社区变迁往往是在与城市大社会变迁的互动中发生的，社区的社会尺度的变迁还应包括社区人的心理观念、价值取向的变迁。在本文中将物质尺度的变迁称为社区的地缘变迁，社会尺度的变迁和心理尺度的变迁统称为社区的社缘变迁。回族是我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民族之一，也是城市社会中最为典型的聚居型少数民族——“围寺而居”形成都市社会中的“飞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都市社会的大变革推动着回族穆斯林社区的迅速变迁，在城市社会的镜像中我们看到，这种变迁漂浮在城市现代化的急流中呈现出自身难主沉浮而又不能随波逐流的艰难选择——传统与现代化、现代化与汉化、现代化与西化，这似乎是作为都市弱势群体（仅指数量上）及其以民间文化样式存在着的小文本传统所注定的命运。在这个充满张力、无序、解构、调适、重组的变迁过程中，我们同样看到变迁中的都市回族社区正在以变应变中寻找着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
首先，从回族社区的地缘变迁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发展促动了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塑造的城市职能由传统的以政治为中心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转移，原有的以政治—权力结构为中心的城市布局、城市规划已无法适应新的社会发展。因此，近20年来我国各级城市的改建、扩建、重新规划是最引人注目的，由此导致的城市社区地缘变迁成为普遍现象。正如我们看到的在整个城市地缘变迁过程中无数个街坊邻居的熟人世界分崩离析一样，回族穆斯林传统定局模式的变迁也是这个正在隐退的熟人世界的一部分。从聚居型社区走向散居型社区已成为城市回族穆斯林族群社区地缘变迁的必然趋向，社区地缘边界的消逝和开放使传统文化完全裸露在八面来风的城市社会中，带来了回族穆斯林与都市社会的进一步整合。Jamaat既是传统文化传承的“载体”，又是文化存在的传统方式。Jamaat地缘变迁的走势不仅意味着这一“载体”的日益弱化，而且也暗示着文化存在方式的演替。前者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化危机，后者表明精神社区可能将成为都市社会回族穆斯林存在的新方式[2]。它也进一步提示城市回族不得不直面散居的考验，同时提出的问题是城市回族能否经得住散居的考验？笔者在银川市某住宅小区调查，该小区共居住有8家回族，他们在长达7年的小区生活中竟毫不相识，使笔者感受到散居后的“陌生”对族群认同的威胁以及那个原有的街坊邻居的熟人世界解体后如何建构新的族群认同的网络，关键的问题在于社区心理尺度上人们是否还有寻求认同与归属的意识。
其二，从回族社区Jamaat社缘变迁的微观方面——家庭变迁及族群心理变化来看。作为社会细胞的家庭变迁似乎成为回族社区地缘变迁与社缘变迁的缩影与象征。正如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在一个国家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变化是家庭制度向夫妇式家庭制度某种类型的转化”[3]。都市中的回族家庭也正发生着类似社区地缘变迁的裂变——由扩大式家庭向核心式家庭的演变。据笔者调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回族家庭总数的81%；在兰州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67.54%；在西安市回族核心家庭已占68%。对于传统的回族社区而言，家庭是回族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之一。从社会学的视角看，扩大式家庭比核心式家庭更利于传统的保持。对于日益核心化的回族家庭来说，更不利于传统文化的保持和传承，它既没有多代的联合家庭的那种传统文化氛围，又没有可资小孩在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中学习传统知识的模仿对象（如家庭中的爷爷、奶奶），加之家庭教育、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在传统知识上的割裂，因此，在高度异质性与同质性并存的流动的城市社会中，日益核心化的家庭作为文化传承载体的弱化必然给文化传衍带来不利的影响。更为人们所长期忽视的、可能也是一个更为严重的因素，就是以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作为异文化的携带者的侵入，对作为文化载体的家庭进行了潜移默化的内在解构。从人类学的视角看，对于传统的社区—家庭来说，“维持这个空间的是闲聊”[4]，闲聊——讲故事作为日常闲暇的叙述——在社区人之间、长辈与年轻人之间，是民间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人们不自觉地建构了自己绵延的社区史和形成了族群的记忆共享。然而，现代媒体的闯入不仅完全挤占了城市人难得的闲聊的时间，而且现代媒体所负载的大众文化取代了民间社会口耳相传的“故事”，成为社区—家庭的公共话语。曾几何时，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电视开始成为中国人不再奢侈的消费品进入千家万户时，在西北的城乡回族家庭，电视成为老一辈引经据典加以拒斥的首要对象，能否看电视成为社区的敏感话语。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末，笔者在兰州参加一对原籍是甘肃临夏且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回族青年的婚礼时，仍然看到他们的新房里没有电视，因为双方的父母都反对买电视，与此“相映成趣”的是他们的父母给他们买了一台高档的钢琴。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电视已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现代性象征，没有给地方性知识留有一席之地的电视已成为家庭核心化时代孩子的每天必看的启蒙“读本”，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剥夺了父母与孩子更多的相处时间，电视取代了长辈成为孩子的教育者、塑造者。笔者在兰州市调查时，一位回族老人告诉我，4岁的孙子在看了儿童版的《西游记》连续剧后，“阿弥陀佛”随口说来，而回族的清真言不会念。对于一个没有媒介权力的、淹没在大众文化之中的都市弱势群体来说，谁能说这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呢？！作为无孔不入社会控制手段和极具渗透力的大传统的延伸和覆盖的现代媒体拥有了对一切小传统颠覆的媒介权力。诚如吴予敏先生的研究指出的，“媒介权力是指支配者通过占有、操纵媒介实现对被支配者的信息控制，迫使被支配者在认知行为和价值判断上顺从于支配者的利益要求”，它“通过控制信息载体，来传播特定的符号—意义体系，建构人们的认知概念世界、价值系统，形成对人们社会行为隐性的支配”，甚至“在极权主义制度的社会里，它发展为符号暴力的控制，直接的精神奴役”[5]。我们不禁要问，被媒介权力支配的核心家庭何以成为小传统传承的载体？
然而，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现代媒体并非是异文化——另类现代性的专利，作为工具价值中性的现代媒体又成为小传统或地方性知识借以叙述自我、申认自我价值和企图拥有媒介权力的手段。尤其随着电视、VCD、电脑和光碟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廉价化，不同社会亚群体运用这些现代媒体来诉诸自我媒介权力、表述地方性知识或小传统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笔者在兰州、西安、银川、西宁等城市的回族社区调查揭示，城市回族家庭拥有电视已达99.7%，拥有VCD的家庭已达67.8%，家庭拥有电脑的已达8.4%。同样，笔者在这些回族社区发现具有鲜明回族伊斯兰文化特色的光盘和软件已有82种之多（仅就笔者所见的统计），从经典的讲解、学读到穆斯林基本知识和礼仪，从儿童的动画片到反映异域伊斯兰文化的故事片，不可谓不具备现代媒体制品的多样性。这些廉价的媒体制品作为文化载体已进入很多回族穆斯林家庭。这些负载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媒体文本作为传统的发明与借用既是对现代大众文化的抗议又是一种文化自卫手段，更是发展、传播地方性知识的现代工具。亦如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所言的，“现代性不仅可能和传统性并存，而且它本身可以强化传统。它可能使原来存在的文化，例如宗教中的某些重要成分获得新生。……现代的发展不止一次地强化了传统，并且给它以新的重要性。举一个人所共知的事例来说明，例如广播和电影，从而使传统文化得到史无前例的传播”[6]。与家庭对现代媒体的借用相对照的是，也是作为城市回族社区Jamaat社缘变迁的重要体现之一的，就是作为回族社区中心的清真寺的经堂教育以及中阿学校的教学中对电脑的引入。笔者在兰州、西安、西宁的社会调查中都看到计算机已是这些传统教育的必备教育工具，满拉和学生学习计算机的基本知识和操作应用已是必修的课程。特别是年轻的一代阿訇上网获取信息并在网上“传道授业解惑”已是熟能生巧的事情了。如果说电视、VCD、电脑的应用是都市社会弱势群体谋求自身媒介权力的一种表达，那么国际互联网INTERNET作为信息社会的新新媒体使社会弱势群体实现自身的媒介权力成为可能。据笔者在线调查，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在互联网上回族穆斯林汉文网站或网页已达63个，成为城市回族人获取传统文化信息的新渠道。更为重要的是，在城市社会的镜像中，互联网作为第四媒体和在线环境，使我们看到在地缘变迁之下正在消失的“围寺而居”的Jamaat的背影中一个虚拟Jamaat已隐约可见……
对于现代媒体这一物质技术的借用是一个重大象征，隐藏在这一符号背后的深层内涵映射出城市回族人的心理观念和价值取向的重大变迁，人们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初那样盲目地拒绝电视，而是具有了更为成熟的、积极的价值评判理念。笔者在西宁市某清真寺调查时，该寺阿訇告诉我，当3年前他从兰州市某寺被聘到该寺当教长时，他把自己已用了多年的电脑放在教长室时，引起了寺管会和坊上的老人们的反对，当他把人们请到自己的房间，在装有阿拉伯文的Windows98的电脑上图文并茂地演示《古兰经》的诵读和讲解时，迎来了人们的赞誉，老人们说“嗯！这个电视好”。在笔者调查的当时，该寺已计划利用积累的资金购进3台电脑用于满拉的教学。因此，我们说凝结在这一现代物质技术背后的是回族人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和进步，而这种变化和进步标志着回族传统社会中现代性的内在生长并为这种生长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正如社会学研究所揭示的，“价值观的转变是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前提条件”[7]，“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8]。因为现代化不能引进，真正的现代化本质上是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它不仅是一场物质与制度变迁的过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精神进步和价值观念的更新历程。
其三，从回族社区Jamaat社缘变迁的宏观方面来看。笔者通过对西北4个城市的回族社区的调查发现，在Jamaat地缘结构——物质尺度发生变迁的同时，它的社缘边界——社会尺度和心理尺度也相应地发生着变迁并弥补着由于地缘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消耗，以制度创新、功能拓展和社区整合的方式在以变应变中寻找着自身在流动的城市社会中的重新定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