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扬伊斯兰教文化中有利于抗战救国的教条，如“爱国爱家属于伊玛尼”（信德），回族坚决制止“杀、拿、歹、坏、奴”。日寇侵入中国是要我们当“亡国奴”，为了不当日寇的奴隶，“抗战是圣战”，“为圣战而牺牲是‘舍西代’”，“口头上讲信教，行动上帮敌人杀害回民的是‘伪信者’”，是最凶恶的“依比里斯”（恶魔）。在农村开展减租减息时，也引用教门禁止高利贷（累巴）的教条，吃累巴要伤“伊玛尼（信德）”。所有这些，战士们听得很入耳，容易接受。有时牺牲了战士，买不到白布，穿着血衣埋葬，群众也无意见，因为教律上规定，穿着血衣见安拉是更尊贵的“舍西代”。
（三）把有碍于团结抗战的旧有的传统谚语，加以恰当修改，如回族先民为了民族生存，麻痹统治者提出过“争教不争国”的口号，相当深入人心。我们就在说明先民真正目的以后，指出既然爱国属于伊玛尼，那我们就应该“争教必争国”，“国存教才存”。回奸的和平救国是投敌媚敌，让我们当奴隶。为了实现真正的“和平和安宁”，必须抗战到底。至于民族内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说法，如“汉人肚里有x x”（翻脸不认人之意）等狭隘民族观念，则用事实用阶级斗争的道理正面进行教育和批驳。这样的改动，回汉战士都觉得合情合理，说这是回民的新道理，回家时还讲给父母听，人民也逐步划清了敌我界限。
至于一些与民族宗教无涉的内容，如持久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等，就正面进行教育。
在教育方法上，则是多种多样的，一般是上政治大课，进行个别谈话或小型讨论会，真正能使战士记忆深刻的是针对战士的现实思想，启发他们自己提出问题进行讨论。记得在1942年最艰苦的严冬，游击区遍布了敌人的据点、岗楼，部队几乎夜夜行军，在一个村很难多住一天，拂晓必须到地道和红荆丛中躲敌情（主动出村隐蔽，避免敌人包围），北风凛冽，战士衣服单薄，士气可想而知。当时大家提出两个思想问题：一是“这样艰苦的日子，到底有没有个头？”一个是“既然抗战是圣战，安拉为什么不帮助我们消灭敌人？”有一次拂晓过后，敌人并没有动静，我们一时也不敢贸然进村，就在红荆丛中对这两个问题开起政治讨论会来。大家讨论的很热烈，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形势，从国内形势到自己活动区的形势，分析说明当前的严峻形势，不过是黎明前的黑暗，杨阿訇还引经据典地讲“安拉的思想是先苦后甜”。有时大家争得面红耳赤，连身上冻得发抖都忘了。战士提出的一些问题连我这个自以为有点“理论”的政委，也回答不出来。自己讲的道理竟不如战士讲得透彻，我才真正懂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对这样的政治教育，大家都很满意，信心倍增，大家为了闯过这“黎明前的黑暗”，始终保持了旺盛的士气。现在老同志见面还时常提起这堂课，内心仍怀念不已。深感当时这样探索民族思想政治教育的做法，实际是一个从民族实际出发的问题，当革命的理论一旦和民族实际结合起来，其力量和效果实在是太大了。
在宗教问题上，我们也有过摇摆和不讲策略的失误。如根据一些人的反映由沧县政府，把一个亲敌媚敌，但在群众中有影响的刘宝衡处决了。事后，才知道引起群众极大反感，不少战士，因此而妥协回了家。与此同时，我们也出现过右倾，使群众负担加重，引起部分群众不满。为这事，我们也开展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曹阿訇也因这些问题，回了家，后来他去重庆，还直接向周恩来同志作了反映，周恩来同志还专电冀鲁边区党委要我们注意宗教政策问题，当时我们还想不通。现在回想起来，在当时一切为了抗战的历史条件下，应更多的求同存异，看主流，讲究纠正倾向的方法。把这事弄得不愉快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年轻气度小，不讲究工作方法，没有把工作做好，应由我们领导负责。
四、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回汉团结
回民支队创立和成长中遇到的第三个大问题，是回汉两族之间的关系。共同的命运使回汉人民和战士走到了一起，但是，如何把回汉人民和战士之间历史上形成的民族偏见、歧视加以消除，团结一心，共同对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回民支队开始创建的时候，不论干部和战士，除了参谋主任王立朝等少数几位同志是汉族同志外，其余都是清一色的回族同志。随着回支的影响和威望在人民群众中的不断扩大和提高，许多汉族青年也纷纷参加回民支队。我记得在当地颇有名气的教师如毕孟的张玉书，留村的外号叫“抗日迷”的知识分子吴子合，杨村的名中医张竹坡和张训臣，甚至我小学时的教师毕先生都慕名而来。随着部队的发展与壮大，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便摆在我们面前。
首先是两族干部的合理配备问题。为了加强业已壮大的军政工作，我们主动从军区首长那里请来了刘济民同志担任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副政委），老红军何士兴担任参谋长，加上参谋主任王立朝，支队级的回汉领导干部各占一半（包括后来的政治部主任回族李子华同志）。对大队级的干部，也作了合理配备，比如，由汉族石延任二大队长，回族韩景正则任教导员，回族刘喜三任四大队长，吴庆云同志任副教导员，汉族的吴子合、刘华先后任教导员和政委，虽然没有固定比例，但大体按这种形式配备。支队领导对回汉同志都一视同仁，所不同的是领导上若发现优秀的回族战士，往往有意多加培养，使他快些成长，这是区党委和军区交给回支特别是交给汉族领导同志的一项特殊任务——为党多培养一些回族干部，以备急用。这是当时党内一项绝对秘密的决定，一般同志是不知道的。
其次是坚持互相尊重，特别在生活习惯上，我们不仅教育汉族同志理解并尊重回族的生活习惯，同时又教育回族战士尊重汉族的习惯。平时，大家一律吃回灶，到了节日，或遇到有猪肉可吃的时候，支队长和我主动把所有汉族同志派到汉族村庄去吃饭。每逢此时，汉族同志们往往笑着说：“何必这样麻烦，干脆大家都变成回回算了，吃羊肉不也很香吗？”汉族同志越是不在乎，我们就越坚持非分开吃肉不可。此外，对战斗中牺牲的同志，我们也根据回汉习俗进行安葬。平时，我们还教育回汉战士不要在猪的问题上“开玩笑”，也不要好奇地询问某些回民割“逊乃”（割包皮）的事。这种事倩一旦发生，我们就立即加以批评和教育。日子久了，就逐渐形成回民部队的一条无明文规定的纪律。当然，例外的事，也是有的。比如，有一次，一个回族战士因汉族同志骂了他一句“回子脾气”，恼怒地跑回了家，他母亲是个抗日老模范，亲自把儿子送回了部队，还板着面孔批评了我们，她说：“孩子们不论开什么玩笑，大娘都不会恼，骂我家是回子脾气，我可不答应。”我们笑赔了不是，并由副政委当面批评那个汉族战士，大娘才满意而归。正因为如此，回汉同志在共同的战斗生活中，变得更加亲密无间，到后来相互开玩笑即使“离了谱”，也不会产生什么误解和纠纷了。
部队回汉战士的紧密团结，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战士家属和回汉人民群众，特别是在1941～1943年那段艰难时期，回汉人民的团结关系已发展到同生死、共患难的程度，那时敌人的“强化治安运动”已经“白热化”，疯狂的扫荡和频繁的“铁壁合围”，加上林立的据点和纵横的封锁沟，部队的活动很困难，遇到严冬下雪的日子，部队随时都有被敌人发现和歼灭的可能。
严峻的形势逼得大家必须改变战术，“地道战”便应运而出。村内挖村外也挖，村与村之间也挖，日子久了，回民村和汉民村的地道就连在一起了。一遇敌情，回民群众就从地道跑到汉民村，汉族群众也跑到回民村，回汉游击小组，紧密配合掩护群众，相机打击敌人。回救会的活动也不再局限于回民村，同样其他群众团体的活动也不仅限于汉民村。为了生存，为了把抗战坚持下去，最后消灭敌人，大家都不分彼此，共同配合战斗，出现了许多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我在题为《回回人民的儿子》的回忆文章里，为了悼念李恩崇同志，写一个对汉族抱有偏见的回族青年，如何在汉族大娘冒死掩护下，脱险归队，并认汉族大娘为“干妈”的小故事。为了追述当时回汉人民患难与共的情景，我在这里不妨补充一个回族老人救汉族同志的故事。那是1942年的一天早上，青城县委副书记刘万勇同志（汉族），为了躲避敌人，跑到塔上村回族刘三爷（刘庆山的父亲）家里。敌人尾随而到，三爷马上让刘脱光衣服，手握短枪，用被子盖上，装睡懒觉，然后叫17岁的孙子装作和自己的爸爸说话的样子。日伪看在眼里，信以为真，一场灾难，就这样躲过去了。
现回过头来想想，当时如果没有回汉军民的互相配合和冒死相救，单凭回民支队孤军作战，是很难渡过难关的。这种建立在共同理想，共同利益，共同命运之上的民族团结是牢不可破的。
五、一次有特殊意义的“小战斗”
回族毕竟是回族，尊重回族战士长期养成的民族习惯，在回民支队里，也依然是个敏感的问题，那时，回族的生活习惯，在部队里是受到尊重的，而那时北方汉族农民平时很少吃肉，加上日伪抢掠，人们也很少养猪。回族周围的汉民，知道回民的生活禁忌，买回的猪肉，也要用纸包一包，避免让回民看到。因此平时，这类生活误会很少发生。但一到节日，这个问题就突出了，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是1941年的春节。当时，部队计划到一个汉族村庄宿营，但恰逢村里汉族群众家家包饺子，炒肉供祖宗。回民战士既看不惯猪肉菜，更闻不得猪肉气味，厌恶情绪一下子涌上心头，纷纷要求到回民村庄宿营。有些宗教观念浓厚的战士甚至说：“到汉村去过节，就是让我们‘反教’，安拉是要示罪的。”这种要求按回俗来说，是合情合理的。可是几个领导经过考虑感到不行，因为我们的部队建立不到半年，力量很弱小，而敌人的力量则超过我们几倍，狡猾而又毒辣的大回奸刘佩忱，又深知回族生活特点和心理，可能利用节日突袭回支。可是，要说服战士和干部是很不容易的。有的干部认为，在汉民村过年，“会脱离群众，对部队巩固不利”。支队长和我们几个领导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来个“两步走”，即先到回民村庄，然后紧急转移，再到附近的汉族村宿营。即照顾回族，又避免敌人可能的袭击。当我们到汉族村的时候，正是汉族老乡按传统习惯彻夜不眠地吃猪肉馅饺子的时候。猪肉味熏得一些战士生起气来。杨阿訇带着战士来到大队部，质问我们：“你们这些大领导，是不是回回？为什么偏在这时候叫我们来这里受罪？”有的战士冲着支队长和我说：“你们两位，要让我们反教，你们反，我们可不反，干脆让我们回家算了？”我和支队长几乎说破了嘴，效果却不大。恰恰这时，各路情报员风风火火跑来报告：“刘佩忱派了几十辆大汽车，利用平原开阔地，分头包围了我们活动范围的各个回民村庄。现在，一股敌人正奔向我们而来。”果不出所料，我们马上集合队伍，拉到村外，埋伏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正当敌人的三辆汽车从回民村拉着抢劫来的东西大摇大摆回去的时候，我们来了个交叉火力，打得他们措手不及，蒙头转向，慌慌张张地跑了。战斗很快结束，战士们高兴得合不拢嘴，个个佩服支队长料事如神，原先生气的战士和杨阿訇脸上都露出了愧疚之色。我们抓住这个机会，让大家总结经验教训，使大家真正认识遵守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与维护民族根本利益的关系。当前回民的根本利益，就是保存好自己民族的武装，如果两者发生矛盾，应该以大局为重，以民族利益为重。道理讲清楚了，原先那些生气的同志们纷纷作检讨，杨阿訇这时也改变了态度，他说：“《古兰经》说得很清楚，即使吃上了违禁食物，如果‘其非背叛，也非越范，被迫无奈的人，于他无罪，为了保卫伊斯兰教门，再大的越规，也是无罪的。那种拘泥于常规，不肯灵活变通的人，那倒是要算自杀，属于有罪的……”我和支队长同战士们进一步讲明“不拘泥于常规”，是指在非常时期。平常，我们仍然要严格遵守自己的生活禁忌，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否则，就会偏到另一面去，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