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瓦解日伪军，争取“绿林”抗日
边区回民大队创建以后，立即和敌人展开了全面斗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瓦解日伪军和争取“绿林好汉”抗日。
支队长刘震寰同志在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的工作中作出了很大贡献。回民大队创立后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一方面是反对内部个别意志不坚定分子的分裂活动，另一方面则是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发展和壮大回民大队的力量。刘金友，本是一个回族农民，因破产而成为“绿林”中人，其当伪队长的侄子（外号“红字的”）被刘佩忱所杀，他发誓复仇，收拾侄子剩下的残余武装，打起抗日旗帜，投靠了我军。军区首长指示回民大队收编这个部队，并委刘金友为中队长。刘金友不满意，表示不愿受刘震寰同志的领导，跑回家去，并扬言要拉走部队。为了阻止刘金友的分裂活动，刘震寰同志充分估计了刘金友分裂后可能投靠的力量，为了切断刘金友的后路，震寰同志通过伪保甲长从中搭桥，自己只带一个警卫员（号称“神枪手”的张九江同志），冒险到李景文的驻地——王御使庄，做通了李景文的工作。李景文答应不插手回民大队内部的事，并和刘震寰拜了“把兄弟”。后来李景文虽然投敌，当了新海县（后改称黄骅县）保安司令，但除日寇直接指挥的大扫荡不能不参加外，一般不主动进攻我们。随后我也带着一名警卫（宝童同志），利用关系闯入孟村丁庄子伪军马营长家，对其本人晓以大义，使其投向我方并帮助掩护我军政人员。经抗日情报站长刘三爷及其长子的多方工作，使孟村伪据点一直成为我军扩军优属、搜集情报的重要堡垒（顺便补充几句，我当时就住在爱国抗日的辛宗真阿訇的清真寺里，我召集了群众大会，宣讲抗日道理，那里的群众至今称赞那次大会是在“虎口里拔牙”）。
此外，回救会通过回回亲戚朋友等关系，对敌伪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1941年回支手枪队不费一枪一弹吃掉姚庄据点，俘获30多伪军和大量枪支，就是回救一分会委员王光宇同志，做通土楼村回家探亲的伪军张某的工作，使其自愿当了“内应”而一举成功的。回救会还与回支共同组织了情报站，由一些年高有德的回族爱国人士担任站长。一大队副队长刘金声的父亲刘三爷、南留舍的李安爷、赵庄一带的李福元、李元勋同志，以及柳林庄汉族爱国人士沈站长父子都是当时很有名气的情报人员。至于徐寺的汉族老许同志，则更是回支出色的情报员，他一色的农民打扮，骑着毛驴，出入敌伪据点搜集情报，深受部队领导和战士的信赖。此外，三分会主任刘愚农（原名韩桐轩）同志利用回族关系争取刁庄伪据点的伪队长昊尊广的事迹也是很英勇的。他把仅有的一支枪交给其他干部作为威慑伪军的武器，自己竟用一个胡萝卜放在衣服里装做手枪，闯进据点，没费一枪一弹，拔掉了敌人安在盐惠公路上的钉子。遭到不断打击的回奸刘佩忱气急败坏地以几万元悬赏捉拿刘震寰。
争取“绿林好汉”抗日，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任务。由于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回族农民中出现了一些铤而走险的“土匪”。这些土匪大小不等，成股活动，有的甚至达百人以上。抗战爆发后，被日寇收编了一部分，成立了皇协军。回奸刘佩忱就是其中最大的一股。还有一些零星小股继续活动。回民支队建立后，他们中的许多人纷纷前来参军，要不要他们？收编他们是否会使回民支队脱离群众？确实很不好下决心，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决定争取的好。如果我们不争取，就等于是把这些人推给敌人，增强回奸刘佩忱的力量，增加自己的困难。何况他们都出身贫苦农民，受过压迫和剥削，通过教育改造有可能使其成为抗日战士。当然，我们也做了他们可能动摇和反复的准备。
这些策略原则，实行起来证明很有成效，许多土匪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提高了思想觉悟，决心重新做人，有的成长为很好的战士、干部，有的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例如，丁玉起同志原是土匪队长红字的一员干将，家庭出身贫寒，仇恨地主老财，没有吸毒嗜好，他讲义气，重友谊，但缺乏组织纪律观念，经过震寰同志的耐心教育和帮助，使他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增强了抗战信心，成长为一名有勇有谋的营长，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如，在攻打仅次于盐山和新海县城的大据点旧城镇的战斗中，张九成（回支神枪手张九江同志的弟弟）、王国祥、杨立爷等，英勇战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都是“绿林”出身，是革命的熔炉把他们练就成了英勇的战士。
当然，也有一些参加回支以后又要求脱离队伍的，我们也不勉强，并尽可能提供方便，使他们在脱离后保持中立，如王国华外号叫王铁匠，原是土匪，投敌后，当了盐山县纸房据点的伪中队长，经过刘喜三、刘思卿同志的工作，他和弟弟王国祥等10来人投奔了回民支队。我们仍任他为中队长，对他的家属做了周到的照顾，并帮助他逐步戒除吸毒嗜好。我们的诚心感动了他，他工作起来很卖力。可是到了1943年最艰苦的年月，他吃不下糠麸和野菜，情绪开始消沉、动摇了，我们主动找他谈心，他坦白了自己的想法，我们便让他离开了部队。
当然，在这方面，也有沉痛的教训。张文和是一个老牌土匪，有30来人，当了一段时间的伪军，因内部矛盾跑出来继续为匪。他是我们回支一支队政委张文林的亲胞兄，通过文林同志的关系，我们把他争取了过来，根据军区指示，把张文和部暂编为总会二大队。当时，张文林同志曾正式告诉我们：“张文和虽是我的亲哥，我个人却不能保证他不再反复。”尽管有文林同志的提醒，我们几位领导总觉得他毕竟是文林的胞兄，又是和伪军闹僵跑出来的，估计一时不会出现叛逃。万没料到，就在1941年回支成立不久，我们对他进行耐心工作的时候，张文和竟拉着他那30来人重新投了敌人。为此，我们支队的几位领导，包括新到部队的副政委刘济民和参谋长何士兴还专门作了检讨。
尽管如此，从整体上进行权衡，我们主动瓦解敌伪，争取绿林抗日的工作，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回奸刘佩忱，确实受到孤立和打击，以致当我们发出《告刘佩忱书》，公开历数其对祖国对回汉人民的滔天罪行，并警告其如不改恶从善，就开除其“回籍”的时候，既得到了广大回汉人民的支持，也使敌伪震惊，纷纷议论“刘佩忱实在倒了霉，竟被开除回籍了”。
七、平凡的战斗生活，难忘的兄弟情谊
战争年代的部队生活，有时也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张险恶。早饭后，指导员上政治课，下午一般是军事操练，稍事休息就做游戏。当时由于条件差，几乎千篇一律的是玩“丢毛巾”“瞎子摸鱼”一类的游戏，谁输了就被罚唱歌或“出洋相”。天快擦黑的时候，就准备出发。一般到二三十里甚至四五十里外的村庄去住宿，神不知鬼不觉地翻墙进家，小声的叫开大娘的屋门，战士进屋就睡觉，由于水、柴很缺，大家都很少洗脚，班长则忙于派岗哨，参谋长忙于派情报员。拂晓如果发现敌情，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走。一般情况下，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决不打被动战。最艰苦的是严冬，越是刮风下雪，越要转移，以避免敌人沿着部队的脚印追踪和袭击，战士们的衣服和身子很少有时间洗，所以很脏，身上几乎都有虱子，也许是太疲劳了，有空就睡，也不觉痛痒，我真正体会到了“虱子多了不觉咬”的滋味。单调的转移和跋涉，使一些青年战士们很不过瘾，见了支队长就故意说：“支队长，好久没打仗了，找个仗打打吧！”支队长总是笑着回答：“好小子，不要说大话，有你的仗打，到那时可别装孬种……”，大家一阵哄笑。等大家一安置好，几个领导就忙着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这就是回民支队的日常战斗生活。
1942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情报站的同志风风火火地来报告：“冀中回民支队马司令员来了。”“什么？马本斋同志的部队来了？是真的？看准了没有！”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连连发问。“看准了，他正派人找你们哩！眼下住在高寨西南庄，部队可威风哩！”“好，我马上去。”我一面派人通知在另一地区活动的支队长，一面对部队稍事布置，就带上警卫出发了。我暗暗佩服本斋同志的胆识与机智，竟从冀中突破敌人的扫荡，跨越运河、铁路和一系列的据点、封锁线，一下子跳到我们根据地的正中间来。
冀中回支，确实有一番新气派，一色的军装，虽有点褪色却十分整齐，有马队有步兵。我们一到司令部，本斋同志立即迎出屋外。他个子比我高，魁伟而严肃，光头顶上有点秃痕，我心想，这就是那威震敌胆，使敌人发出“谁要做坏事，出门遇见马秃子”誓语的大英雄了。我快步向前，握住他的手，连声欢迎，他微笑着拉我坐在炕土，一见如故，好像早就是老朋友了。
“四○年你和铁石同志来信后，我们总盼着哪一天能够见一面，想不到真的盼来了，铁石现在哪里？”我首先说。
“心里想的都一样，如果不是敌人这次做好事，我们还真不知哪个时候见面哩，铁石已离开部队到军区了。”他说得那么轻松，幽默，大家都笑了。接着，他又说：“我是初来乍到，咱们先谈谈敌人的情况。”他召集了一些负责同志来，记得有张参谋长、卜云龙骑兵大队长，还有几位记不清名字的同志。我摊开地图把我们的活动区域、群众基础、敌伪据点的分布和强弱状况介绍一遍。接着便研究了行动。吃饭的时候，他问了我们部队的发展状况、人数、成分、战斗力等。我也向他请教组建回支的经验、特殊性等。他略沉思了一下说：“要说特殊性，成立回民支队就是最大的特殊性，咱老回回家的脾气，您知道，讲义气，讲教门，讲亲戚关系，一句话，认人不认组织。只要他信得过你，上刀山下火海，他都跟你干……我比你大几岁，旧社会混过事，带过兵，现在也还带兵。我真爱兵，为了让他们死心跟我干，我利用过亲戚关系、同族老乡等等关系，也亲自舍命救过伤员，把挣来的钱全部分给部下，按时给战士家属寄钱，这些带兵办法也有效，但遇到特殊困难时，有的就不灵了，为什么？我比来比去，看来还是共产党的办法好！教育士兵懂得打仗是为了自己，是自己的事。现在连我自己也这样想，老母亲被鬼子折磨死了，妻儿失散了。要在过去，我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可现在，不仅能挺住，而且越打越坚定，越打越狠了。”接着，他问了我的情况，我说：“事情太忙，又顾地方，又顾部队，时而下农村，时而上部队，好在部队有震寰、刘济民、何士兴等同志直接领导，地方上有韩道仁、张英达等同志全力工作，回支和总会是一家，只是分工有别，工作倒还顺利……”他很欣赏部队和地方合二为一的组织形式，说冀中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接着又诚恳地说：“你再忙，可要抓好部队，抓枪杆子，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敌人怕不怕我们，主要是看这个（他指了指腰间的枪），敌人都是一些贱骨头，你若硬他就软，你软他就翻脸不认人。说经验，千条万条，就这一条。”当我问到部队今后的行动时，他谨慎地说：“正在请示分局，看来回冀中或向晋察冀分局靠拢暂时难了，上级有意让我们到泰西和延安去，还没定下来，不过有一点我是下了决心的，就是组织一个精悍的小部队，一个营或再少一些，打出伊斯兰支队的旗帜，返回冀中，不然，冀中人民会失望……”他对回汉人民的感情，深深感动了我，我们一直谈到深夜，最后，我怀着对本斋同志的一种兄长和良师的感情，握手分别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