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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与社会变迁——对海南省三亚市羊栏镇两回族村的历史学与人类学考察
马建钊
位于中国海南岛南端三亚市羊栏镇的回辉村和回新村，是海南省唯一的回族聚居地。1999年回族人口有858户、5210人（根据三亚市民族宗教事务局2000年提供资料）。根据史书记载和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以及民间传说，他们的先祖，主体是宋元期间来自越南占城的穆斯林，此外还有一部分是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波斯、大食穆斯林的后裔及大陆的回族。大约在明末清初，他们络绎向三亚迁徙，在那里繁衍生息，逐步形成了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特征的回族社区。
由于历史和地理等多种因素，直至20世纪70年代，这一社区的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化。80年代以来，整个社区才产生了引人注目的巨大变迁。
1983年12月～2000年11月，笔者曾先后7次到回辉、回新两村作田野调查，掌握了大量的资料。本文拟根据这些资料，结合历史学、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的有关材料，对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及羊栏回族社区的社会变迁进行论述。
一、海南回族的历史来源
（一）海南的回族先民
海南的回族先民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唐宋时期入华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蕃客；二是宋元两代从占城入居的穆斯林。
1.唐宋时期的穆斯林蕃客
从汉代起，中国与中亚、西亚的部分地区就已开始了经济和文化上的交流。迄至唐代（618～907年），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空前繁荣，与中亚和西亚各地的交流关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据唐代著名的地理学家贾耽（730～805年）记述，当时中国与大食和波斯等国的来往已有两条固定的通道。一条是陆路的“安西入西域道”，基本上沿着汉代的“丝绸之路”，自安西（今新疆库车）出发，沿塔里木河西行，翻越葱岭，最终抵达大食、波斯等国。另一条是“广州通海夷道”，“广州东南行二百里至屯门山，乃帆风西行二日至九州石（今海南岛东北角的七州岛）。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不劳山（今越南占婆岛）。……又十日行，经天竺西境小国五……西二十日行，经小国二十余，至提罗卢和国（今波斯湾西头亚巴丹的附近），一曰罗和异国。国人于海中立华表，夜则置炬其上，使舶人夜行不迷。又西一日行，至乌拉国，乃大食国之弗利剌河，南入于海。小舟溯流二日，至末罗国（今巴士拉），大食重镇也。又西北陆行千里，至茂门王所都缚达城（今巴格达）。……其西岸之西，皆大食国”[1]。贾耽描述的这一海上通道，是唐代中国与波斯、大食等国经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马拉巴海岸、阿拉伯海和波斯湾往返的海上交通线。海南岛的地名在这条通海夷道中出现，足见其重要位置。
海南岛是波斯、大食商船往返广州的必经之路。由于海南岛地处北纬18°～20°，东经108°～111°之间，每逢台风季节，南海的台风多吹向海南岛。因此，唐宋时期波斯、大食商船往返广州经南海时，常常会遇到台风而停泊岛上。据《太平广记》记载：“唐振州（今三亚市）民陈武振者，家累千金，为海中大豪。犀、象、玳瑁，仓库数百。先是西域贾船漂泊溺至者，因而有焉。……凡贾泊经海路，与海中五郡绝远，不幸风漂失路，入振州境内，振民即登山披发以咒诅，起风扬波，舶不能去，必漂至于所咒之地而止。振民由是而富。”[2]《唐大和上东征传》亦载：“［冯若芳］每年劫取波斯船二三艘，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其奴婢居处，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总是若芳奴婢之住处也。”[3]《太平广记》所指的振州，系唐武德五年（622年）置，领宁远、延德、临州、陵水四县，州治宁远（今三亚市崖城区）。而鉴真和尚所记的冯若芳，是万安州大首领。万安州为唐龙朔二年（662年）置，治万安县（今万宁县），并以富云、博辽、陵水来属。开元九年（721年）徙万安州于陵水，贞元元年（785年）还治于万安县[4]。由此可见，现三亚市、陵水县至万宁县一带，唐代已有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蕃客在此居住。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也证实了上引史料的准确性。1983年以来，考古工作者在海南岛陵水县和三亚市濒海沙滩，先后发现了4处古代穆斯林墓葬群，均分布于唐代振州和万安州所辖范围内[5]。这4处墓葬分别是：
梅山墓葬群。位于三亚市西南角，西南濒临海，北面是梅东村（旧称番坊图），西边为梅西村和角头村（旧称酸梅铺）。当地群众称此墓葬群为“蕃人墓”。
蕃岭坡墓葬群。位于陵水县和三亚市交界处的三亚市一侧，东距土福湾村约2公里，南面是低威湾。当地群众称这些墓葬为“蕃冢”。
土福湾墓葬群。位于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村东约500米处的濒海沙滩上。
干教坡墓葬群。位于陵水县英州镇土福湾村西约1公里的沙滩上，南面距海岸约300米。
据实地考察和研究，这4处古墓葬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墓葬分布较为集中，排列有序。墓穴大部分坐北朝南，死者均侧身屈肢，脸面朝西，表示面向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墓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墓碑用珊瑚石制作，碑文全部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书写，有的记有死者名字，如萨曼·赫尼、伊本·赛义德·宛尔圣等，并有“卒于斋月吉日”的伊斯兰记时习惯。其中一块墓碑用阿拉伯文组成双鸟飞向圆月的雕刻图案。鸟形图中的译文为“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清真言。墓的主人无疑为穆斯林。
二是墓坑形式独特，都是竖穴土坑，前后各竖一块珊瑚石碑作为墓穴标志。这种墓葬形式，国内其他地方鲜见，仅在伊斯兰教发祥地的阿拉伯半岛、阿曼南部海岸佐法尔古城遗址才发现过[6]。说明这些墓葬习俗来源于阿拉伯半岛，带有早期性。
三是墓坑形式虽基本一致，但墓碑的形制、图案纹饰、碑文书写习惯上有明显变化，且风化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反映出这些墓葬跨越年代较长。有学者根据这些墓葬群附近发现的非穆斯林的唐代墓葬（见海南省陵水县博物馆馆藏资料），以及同广州、泉州、杭州、扬州一带的穆斯林墓葬形式作比较后认为，三亚、陵水穆斯林墓葬群的年代，早期墓的上限为唐代，晚期墓的下限可至元代[7]。
从上述海南岛的地理位置、史书记载的资料以及三亚市和陵水县发现的穆斯林古墓群等可以断定，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自唐代起，已经在海南岛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
2.宋元两代从占城入居的穆斯林
海南岛的回族先民，除唐宋时期来自波斯和阿拉伯的穆斯林蕃客外，大部分是宋元两代从占城入居的穆斯林。中国的史籍和地方志，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载。
《宋史》记曰：“［雍熙］三年（986年），其王刘继宗遣使李朝仙来贡。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州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8]
《古今图书集成》载：“崖州……番俗本占城人，宋元间因乱挈家驾舟而来，散泊海岸，谓之番村、番浦，今编户入所三亚里，皆其种类也。其人多蒲姓，不食豕肉，家不供祖先，共设佛堂（指清真寺——笔者）念经礼拜。其言语相貌与回回相似。今从民俗，附版图，采渔办课，间置产，婚姻不忌同姓，唯忌同族。不与民俗为婚，人亦无与婚者。”[9]
《崖州志》亦载：“番民，本占城回教人，宋元间因乱挈家泛舟而来，散居大蛋港、酸梅铺海岸，后聚居所三亚里番村。初本姓蒲，今多改易。不食豕肉，不供祖先，不祀诸神，惟建清真寺。白衣白帽，念经礼拜，信守其教，至死不移。吉凶疾病，亦必聚群念经。有能西至天方，拜教祖寺（指往伊斯兰教圣地麦加朝觐——笔者），归者群艳为荣。岁前每三年必退一月，本月朔见吃斋，以次月见月次日开斋，为元旦。捕鱼办课，广植生产。婚不忌同姓，惟忌同族。不与汉人为婚，人亦无与婚者。”[10]
宋元之间，交趾和占城经常发生战争，为避战乱，不少穆斯林沿海路来到海南岛，并在此定居。现聚居在三亚市回辉村和回新村的回族，便是这一时期入居海南岛的占城穆斯林的后裔。
1983年以来，笔者多次到回辉村和回新村进行田野调查，据当地清真寺教长蒲贵才、蒲宗礼等介绍，现居住在回辉村和回新村的回族，绝大多数人的祖先，原是居住在占城的穆斯林，以渔业生产为生。宋元之间，有的因逃避战乱，有的因出海打鱼遇到台风，分别从海路来到海南岛。由于来海南岛的原因和时间不一，分布地域比较分散，主要是崖州、万州、儋州的滨海地带，以后才陆续迁徙到所三亚里（现回新村所在地域）居住，距今约有七八百年的历史。
回辉、回新两村回族中对其来源的传说，与史书的记载是完全吻合的。证实了目前该地的回族，大部分来自占城。
（二）海南回族社区的形成
唐宋时期留居海南岛的穆斯林蕃客，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大部分已融合于当地汉族和其他民族之中，未能形成具有民族特征的社区。促成海南回族社区形成的主体，是宋元两代从占城入居的穆斯林的后裔。其形成时间，大约在明末清初，形成的标志有如下四方面。
1.共同居住区域的形成
宋元两代从占城而来的穆斯林，入居海南岛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居住区域较为分散，如史书所记“散泊海岸”，主要分布在海南岛东南部的万宁、陵水和崖县的沿海地带，“谓之番村、番浦”。直至现在，以“蕃”字为名的地方仍保留不少，如三亚黄流的“蕃塘”，陵水英州与三亚藤桥交界处的“蕃岭”，三亚藤桥的“蕃园村”等，都是当年这些占城穆斯林曾居住过的地方。
大约在明末清初[11]，分布在海南岛各地的来自占城的穆斯林后裔及一部分唐宋时期留居海南岛的穆斯林蕃客的后裔（1931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到所三亚里作人类学调查，认为当地回族人种属于两个不同类型，其中之一为“阿拉伯白种人的混血”）[12]，陆续迁徙到所三亚里“番村”（今羊栏镇的回新村），并编户入籍。直至1943年之前，所三亚里一直是羊栏回族的唯一聚居地。1943年，入侵日军在此修建飞机场，该地的回族迁移到现在的回辉村居住。1945年战争结束后，部分回族迁回原住地所三亚里居住，并把地名改为“回新”，形成了现在回辉、回新两个回族聚居村落。
2.共同经济生活的形成
回辉、回新两村的回族先民，由于世世代代居住在沿海地带，形成了以渔业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生活，史书多次记载“捕鱼办课”。现保存在羊栏镇回辉村清真古寺内的《正堂禁碑》，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聚居在所三亚里的回族先民以渔业生产为主的经济生活状况。
《正堂禁碑》立于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碑文记述了当时居住在所三亚里的回族先民蒲儒嵩等人，与附近的汉族徐翰圭等人，为争执“东至赤岭与陵水交界，西至黄流莺歌与感恩接壤”海面的捕鱼权而引发的诉讼案件。鉴于这一带海面，历来是所三亚里回族赖以生存的渔业生产场所，且一直交纳课银，故当地官府最终判决：“事已经久远，殊难分更，仍着照旧分管在案。”由此可见，在明末清初，居住在所三亚里的回族村民，已形成了以渔业生产为主的共同经济生活。
3.共同语言的形成
回辉和回新两村回族使用共同的语言，其语言同中国的其他任何一种语言和方言都不同，中国语言学界将其暂定名为“回辉话”。
有关回辉话的语言系属，目前语言学界尚未形成共识，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与占语有关连。如郑贻青的《再谈回辉话的地位问题》，认为“回辉话和拉德语既有亲缘关系，又是各具特色的两种不同的语言”，“应把回辉话看做占语群里一个较特殊的独立的语言”[13]。倪大白的《海南岛三亚回族语言的系属》，认为“来自占语的三亚回话与印度尼西亚语同源”，“科学的提法应该叫做‘南岛—汉藏语’，或者‘马来—汉语’（Malayo）”在语言学方面，笔者是门外汉，但站在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三亚回族先民的主体是来源于占城，其所操的回辉话当与占语有密切的渊源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