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正对于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的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的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的阴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妄，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有所劝；以怨报怨，****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罢！从近代的政治风度看来，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的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居正对于自己的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中，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玷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衷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的对象。北京只是居正的寓所，他的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的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的指摘。这是政治生活的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的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渎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婶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的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在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措，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敞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赉，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的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这次建坊、建第的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而且一切动工进行。一都不待居正的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永远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居正的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的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恰恰证实居正积产的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书牍里，屡次提到。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觳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做富家翁矣”。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吏治的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的生活和地方的治安。两广****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的进行中，也有几次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的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
往者别时曾以守已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
这仅是小小的告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阳巡抚。他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玩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了他一顿：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已，虽越在万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置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
这次居正的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的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文明的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颐的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的放恣。他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的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的弟弟，有他的儿子敬修，也有他的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这里透露族中的情态。至于仆役的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只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
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毂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瑾也，虽飧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榖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
人是毕竟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大婚之后的朱翊钧，对师相张居正一直是恭敬有加、礼遇极高的，在他归里葬父的日子里，内阁的重要公文，无一一遗漏地派人送到江陵给他批阅。在他生病期间，朱翊钧就让他在家中票拟，并不断地赐物、赐药，派人慰视，派人送去可口的甜食、干点心、烧割，有一次还因他久病，甚至掉下眼泪，连饭也不想吃了。
但是，张居正太自信了，自信中还带着骄傲与偏恣。在他的眼里，朱翊钧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是一个随时随刻都离不开他的教诲、需要他帮助裁处一切的徒有其名、徒有其尊的天子，文武百官中，只有他的才具最高，只有他最忠于国家、最忠于皇上，他的意见永远是正确的，无论阻力来自太后、皇上，还是满朝文武，他永远是赢家。高不知危，满不知溢，竟使他丝毫没有考虑朱翊钧和众大臣的感受，丝毫没有觉察朱翊钧心中的微妙变化。在朱翊钧看来恭敬也好，优札也罢，一切都只是表面，甚至是无奈的，他的朝廷还需要张居正效劳，他的左右还没有人能帮助他除去张居正。皇帝做到这种份上，是令人沮伤和悲哀的，于是不满的种子深深种下，在张居正和他的政治盟友冯保的不断浇灌下，一股巨大的报复心理已经形成，剩下来的只是时间问题。
万历八年（1580）十一月的夜晚，北风呼啸，寒气袭人，正是冬至方过，小寒将至的节气。为了度过漫长的寒冷之夜，也是为了寻欢作乐，在内侍孙海、客用的引导下，朱翊钧来到西城喝下了几杯宫廷御酒，兴许是多喝了几杯，兴头上要讲究一下皇上的派头，总觉得有酒无曲少了些兴子。就叫了几个小内侍来唱些小曲，可是唱来唱去就那几支旧曲，便叫他们改唱个新的，一连叫了几个都说不会，于是一怒之下，拔出剑来，抓住两个小内侍就要砍，经左右的人劝解，朱翊钧割去了两人的头发以充首级。不料，事情马上就传到了慈圣太后的耳中。第二天，太后通知张居正上疏切谏，并让他代朱翊钧起草一纸罪己手札，一份放在内阁，一份交给太监们保管，同时又派人把朱翊钧叫到慈宁宫，令他长时间地跪着，把他重重地数落了一番，只到朱翊钧一把鼻涕一把泪地保证今后一定改正，才让他起身回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