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甫在浙东地区起事，朝廷派遣王式前去讨伐。裘甫的副手刘暀劝他率兵攻取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凭借那里高大的城墙，仓库中充实的粮食，并在境内构筑防御工事，与官军对抗，如果有机会就长驱直入进取浙西，渡过长江，占领扬州，然后掉回头整修、加固石头城（今江苏南京）的防御设施，准备在这里坚守，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一带及江西一带必有人起来响应，我们再分出一万人马沿海南下，袭取福州和建州（今属福建）一带，这样，国家财赋的主要供应地，就全部归入咱们的版图了。然而，裘甫拒不接受刘暀的计策。
淮南节度使高骈的部将毕师铎进攻高骈，因为兵力不足，便向宣州的秦彦借兵，从而攻克了高骈所坐镇的扬州。毕师铎派人催促秦彦及早过江，准备推他为主。有人劝告师铎说：“假若您想顺应民心为一方减少灾难，就应当重新奉高骈为主。在外人看来，您仍然在辅佐高骈，而实际上，您掌握着他的全部兵权，谁敢不服？况且秦彦任节度使，庐州（今安徽合肥）、寿州的人难道能服气吗？我实在担心功名成败难以预料。当今之计，不如立即派人制止秦彦渡江，他如果稍有头脑，懂得进退安危之势，就必定不敢贸然前来，即使他将来指责咱们不守信用，您仍然不失为高骈的忠臣。”毕师铎很不以为然，次日，他将此事告诉了郑汉章，郑汉章说：“这是位有识之士。”他们再派人去寻那人，可惜此人已经无影无踪了。
唐朝末年，王建为四川节度使，驻守成都。在一次攻打彭州（今四川彭县）杨晟的战役时受到阻碍，长时间攻取不下。当地的老百姓为躲避战祸，都逃跑了，藏在深山中，部队不但不安抚人民，还天天出兵追捕抢劫百姓的钱财。王先成是一个有谋略的人，他去劝阻领军的将帅王宗侃说：“老百姓逃亡到山谷中，是为了等待你们去抚慰。现在，你们却让士兵掠夺他们，你们和盗贼有何不同呢？军队一大早出去，天快黑了才回来，军营空乏，毫无戒备，万一彭州城里有谋略之人替杨晟出计策，趁我们不注意，偷袭进来，先将精锐部队埋伏在城内，看见我们的部队远离之后，他们派弓箭手、炮兵各一百人，攻击军营的一侧，再在其他三面分兵重新攻击。在这样猝不及防的时候，各个兵寨都只顾及自我防备，无法互相援助，这样能不失败吗？”王宗侃听了之后十分惊讶，就请王先成讲一讲应该如何应对。王先成为他列举了七条应该做的事情，王宗侃立即告知王建，于是王建下令，根据他所说的去实施。王先成写的告示张贴出去过了三天，藏于山谷的老百姓就像赶集似的，纷纷走出来，回到家乡，重新开始劳作。
从上面五个例子中可以看出，奇人异士遍地都是，除了史书载录的以外，那些不出名，像草木一样低调的人，可谓多如牛毛！
仕宦捷疾
宣和七年（1125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太常少卿李纲在国家生死存亡、宋徽宗仓皇传位钦宗、朝廷局势****的情况下，被提拔为兵部侍郎。
根据惯例，要面圣谢恩才能算作正式任命。还没来得及走这一过场，慌乱之中过了五天，已经是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初四了。这时候，金兵的刀锋铁骑已经逼临东京开封，情况十分危急，李纲为抗战大事到宫门求见宋钦宗，当时宰相等执政大臣们，正在向皇帝奏事请示。
李纲急切地对负责守候宫门的官员李孝庄说：“我有要急事务，要和宰相们在朝廷上辩论，请你让我进去！”
李孝庄不紧不慢地说：“按惯例，宰相不退朝，其他官员不得上殿和皇帝说话。”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李纲叫道，“还能按惯例办事吗！”
李孝庄只好过去报告。皇帝宣李纲上殿，让他排在宰相行列的末尾。
宰执大臣们正在说什么？原来竟是劝说皇帝躲避金兵，建议逃到襄州（今湖北襄樊）或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李纲听了，当场反驳他们的意见，极力坚持一定要固守京城开封。
皇帝举棋不定，问道：“坚守京城，谁能担任将帅呢？”
“我愿以死报国！”李纲上前一步，毛遂自荐，“不过，我职位低下，恐怕不足以镇服士卒。”
那些位高权重的官员们巴不得让李纲干这个危险的差使，就提议升李纲为礼部尚书，李纲却说：“那不过是个侍从官，还不够。”
宋钦宗渐渐打定主意，即刻命李钢为尚书右丞，这是副宰相的职务。
李纲又说：“自被任命为兵部侍郎后，还未来得及正式叩谢皇恩，因此现在身下穿的还是下级官员的绿官服，出来后众人难以信服。”
宋钦宗传令取来了高级官员的一套服饰，李纲当场换下旧官服，穿戴完毕，跪拜谢恩。
“现在时局危机，直接关系着我大宋江山的社稷。”李钢站起来说，“我不敢推脱了！”
像这样在数天之内由低级官员晋升为副宰相之事，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
毕仲游二书
北宋时有一个叫毕仲游的人，官衔不大，名气也不高，但是看问题非常全面深入，可以称得上是一位有见识的人。从下面他写给司马光、苏东坡的两封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主持变法的宋神宗死后，幼小的宋哲宗继承皇位，高太后****，任用排斥变法的司马光掌握大权，结果在极短的时间里就把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法令全部废黜了。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官员们听到这一消息，无不相互转告，欣喜若狂，弹冠相庆。唯独毕仲游对此事十分沉着，他辨析形式，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将自己的想法写信给司马光。信的大概内容是：以前王安石变法，主要是因为担心国家财物不够用，才不得不变法。因此，所有能搜刮民财的政治举措全都用上了。大概有青苗钱，设置市易法，收取免役钱，改变盐法，只不过是收集财富的方式。想要用这些办法处理财政问题，才是他的最终目的，假如没有根除他变法的原因，而只是废黜他们变法的各种措施，这是行不通的。现在就想废除青苗法，罢去市易法，蠲除免役钱，恢复原来的盐法，凡是那些因敛财而伤民的措施，全部扫除而变更，那么，那些原来从事变法的人，一定很不高兴。这些人在上奏皇上陈说新法不能废除的理由时，一定不仅仅说青苗法不可废，市易法不能罢，免役钱不可蠲除，盐法不能复旧。一定还会说，这些新法之所以不能废罢，是因为国家财用不足，势不得已而采取的应付措施，以此来打动皇上。他们如果这样劝说，即使是铁石之人听了也会动心，更何况是一国之主的皇上呢？这样一来，皇上就会转过来支持新法，废去的青苗钱就会重新收敛，恢复的盐法就会重新变更。因此，在废除这些新法之前，要首先考虑到国家财用不足这一基本情况，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当今之计，应当大力整理天下财务，理出收入和支出的数目，把各路所积累的钱米布帛，都统一由朝廷户部管理，则经费可够二十年使用。这样就消除了变法派借以变法的口实，然后废除新法，就不会死而复生了。
过去王安石做宰相时，朝野内外都很支持他，几乎没有人对他提出非议，所以他能顺利地推行新法。现在想矫正前日的弊端，而左右干事的官员，十分之七、八都是王安石的党徒，虽然也起用了几个旧臣，任用了几个君子，然而数百人中才有几十个，在这样的形势下怎能做得到呢？目前的形势，不允许勉强去做，如果强行废除青苗法，那么青苗法在王安石党徒的反对下，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如果强行废除市易法，那么市易法在王安石党徒的反对下，有可能会重新设置。免役钱和盐法都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以此来矫正前日的弊端，就像久病的人稍有好转，他的父兄子弟就喜形于色，但他的病未痊愈啊。你废除新法，我不敢相贺，就是因为病根仍然存在啊！
苏东坡在馆阁任职时，曾多次写文章，指责时政。毕仲游担心他因此招致大祸，所以就写了一封信规劝他，信中说：
过去孟轲无奈之下才和别人辩论，而孔子却沉默不语。您自从上朝当官以来，牵扯到自己凶吉利害的话很少说过，可以说是谨言慎行的人了。但是言语的连累，不仅仅是说出口的言语，那些写在诗里，撰在赋颂中，还有为别人题写的墓志铭、序言、游记之类的，也都是言语，现在您只知道惧怕出口的言语而不惧怕文章中的言语。对于文中受称赞的人，他们肯定非常高兴，而那些受到批评的人就肯定憎恨您。那些高兴的人不会帮你做些什么，但是那些憎恨你的人也许已经私下里破坏了您的大事。天下之人评论您的文章，如孙膑用兵、扁鹊治病等篇章，虽然主题意义十分明确，没有是非的言语，但是仍然有是非疑惑。您不是谏言之臣，负责的不是查究别人的过失，可是却批评别人不敢批评的事，称赞别人不敢称赞的人。在和其他官员共事时，冲撞别人的忌讳就可能危及自己，就如同抱着石头去拯救落水之人同样艰险啊！
之后就如毕仲游所言的那样，宋哲宗执政后，被荒废的新法律得以恢复。而苏轼因诗文言语不谨慎，险些在“乌台诗案”中被砍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