露布
如果有人率军征战获得胜利，就将他的功绩写在帛制的旗帜上，报喜之人一路举着旗帜向朝廷报功，这种帛做的旗帜称为“露布”。科举考试博学鸿词科就曾经将它作为一个题目。
“露布”一词从魏晋时代就产生了，但是人们不知道这个词的由来。只有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说：“露布，就是露板不封闭，是让人们观看和宣扬的。”
后唐庄宗为晋王时，消灭了刘守光，就命令秘书王缄写露布，王缄就把他消灭刘守光的整个过程写在了布上，让人拉着布的两端，向众人展示，被很多人讥笑。然而这也不是王缄的首创，也是沿袭前人的北魏高祖伐南齐，长史韩显宗和南齐守将展开激战，斩杀了他们的两个裨将。魏高祖就说：“爱卿为什么不作露布以表达你的功绩呢？”韩显宗回答说：“臣曾经听说将军王肃擒获了贼寇二三人，驴马数匹，都作露布以表功，我私底下总是嘲笑他。现在我虽然打败了敌人，但是杀敌不多，假如又要高拉长绢布，夸大自己的功劳，模仿别人，那么臣的罪过就大了。臣搁笔卷绸的原因就在这里。”由此可以看出，用绢布高悬称为“露布”，其来历也已经许久了。
买马牧马
宋朝为了作战的需求，在南部的邕州（今广西南宁）、西部的岷州（今甘肃岷县）、黎州（今四川汉源）等边境地区，设立买马的机构和官职，专门负责向周边少数民族买马的事宜。每年成批运往内地的马，估计有一万匹以上。管理这一具体事务的使臣、将校等低级官员，常常因此升职。为运送马匹，途中的几十个州郡耗费大量的钱财，款待押送马匹的官兵和建造马棚及备置马料。然而，在长江和淮河之间的淮南地区，原本就不适应骑兵作战，到了炎热的夏季，官府还得将幼马赶到苏州（今江苏吴县）、秀州（今浙江嘉兴）一带放牧，给各地造成了不少的损失。
据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询问枢密使范延光全国的马匹数目。范延光回答说：‘有三万五千匹马。’唐明宗叹息道：‘太祖在太原时，骑兵也不过才七千人。先皇（庄宗李存勖）自始至终，也仅有一万匹马。现在有这么多的军马，却不能统一天下，这是我养兵和训练将帅还做得不够啊。’范延光上奏说：‘国家养的马匹太多了，一个骑兵的开销，可以养活五个步兵，三万五千名骑兵的费用可以抵得上十五万步兵的费用，这么多骑兵既不能发挥作用，又白白消耗国家财力。’后唐明宗说：‘确实像你说的那样。厚养骑兵而使人民受苦，人民怎能承受得了？’”
可见，后唐明宗虽然出生在蕃族家庭，还能想到爱护老百姓。
李克用父子精通骑术，他们又有一支精锐的骑兵队伍，打了很多胜仗，最终建立了后唐。可以说，马对后唐的建立，立下了卓绝的功勋，然而李克用父子所养的马非常少。到了后唐明宗时代，李嗣源饲养的马匹是李克用父子的很多倍，并且处于中原地区，这些马却未立下任何功劳，每当遇到战事骑兵也没有发挥出自身的优势。由此可以看出，骑兵在于精锐而不在多，军马到底有多大功用，完全在于骑兵和用兵者的素质，而不在于饲养了多少匹军马。
纪年兆祥
自从汉武帝刘彻用“建元”作为年号以后，一千多年间，皇帝的年号有好几百个，其中由于时代的变化有意临时更改年号的，更是数不胜数。其中也有不少预示祸福的年号。
比如东晋帝司马睿的年号是“永昌”。郭璞解释说，“昌”字表明有两个太阳，当年冬天晋元帝果真驾崩了。
东晋桓玄专权之时，将晋安帝的年号改为“大亨”。有人说，这两个字可以看成是“一人二月了”，就是“大”字分为“一人”，“亨”字分为“二月了”。次年二月，桓玄果然大败。
南北朝时，南梁经过“侯景之乱”，国内四分五裂，豫章王萧栋和武陵王萧纪在同一年称帝，且都以“天正”为年号，当时有人分析说：“天”字是“二人”，“正”字是“一止”，合起来便是“二人一年止”。后来事实果真如此。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年号为“天保”，有人议论，说：“二字可解为‘一大人只十’。”后来高洋果然在位十年便一命呜呼了。
北齐后主高纬年号为“隆化”，有人把隆字的后两画移到化字上，这样一改造，“隆化”就成为“降死”。不久，北周灭北齐，竟应验了“降死”。安德王延宗以“德昌”为年号，可以说成是“德有二个日（太阳）”。
北周武帝宁文邕以“宣政”为年号，这两个字被看成是“宇文亡日”；宣帝宇文赟以“大象”为年号，则被看成“天子冢”，在位仅一年。
梁后主萧琮和晋出帝石重贵，都以“广运”为年号，“运”字繁体写作“運”，所以被看成是“军走”，即部队逃散。
隋炀帝杨广的年号为“大业”。“业”字在古代写作“業”，于是“大业”便可以看成是“大苦末”。
唐僖宗李儇的年号为“广明”。“广”字繁体写作“廣”，这二字便可以看成是“唐去丑口而着黄家日月”，即预示着黄巢造反的祸患。
宋钦宗赵桓的年号是“靖康”。可以看作是“立十二月康”，果然在位仅一周年，就被金人掳走了，由康王赵构建立了南宋。
宋神宗赵顼熙宁末年，准备变更年号。公卿大臣提出了三个名号送给了神宗，这三个名号分别是“平成”、“美成”和“丰亨”。神宗看后说道：“成字右边带戈，‘美成’，好像‘太平都负戈’就是动兵器，不好。‘亨’字下面好像‘为子不成’即‘子’字少一横，不如把‘亨’去掉，加上个‘元’字”。于是就改成了“元丰”。
朱云陈元达
槐里命令朱云上书汉成帝刘骜，要借尚方宝剑杀掉奸臣张禹。可张禹此时正得成帝宠信，所以成帝十分恼怒，要杀掉朱云。朱云撞断了殿上的栏杆，大声说道：“我能与关龙逄、比干在地府见面，就是死也心满意足了。”为此事辛庆忌上殿叩头，以死诤谏，请求赦免朱云的罪行。汉成帝终于清楚了朱云的忠心，将他赦免。后来要重新修建这道殿槛，成帝说：“不要再换新的，修补一下就行了。这样一来，我可以时刻得到警告，又能昭示朱云的忠心。”
前赵烈宗刘聪为刘皇后建凰仪殿，陈元达进言不同意。刘聪恼了，命禁卫把陈元达推出去杀了。这时正在逍遥园的中堂里的陈元达听到消息后，就走到堂下，用锁链把自己锁在一棵树上，左右的人拽不动。刘皇后听说后，就吩咐手下的人停刑，写了奏章，请刘聪放了陈元达。刘聪就免了陈元达的罪，并到他面前赔礼。随后就把逍遥园改为纳贤园，把李中堂叫作愧贤堂。
这两个人的事很相似，朱云免于死，是辛庆忌及时谏争搭救之故。陈元达性命存亡只在旦夕的时刻，刘聪是个性情急暴而又凶狠好杀的人，怎么能停了那么长的时间让刘皇后写好奏章呢？刘聪也许会让陈元达自杀，或者命令武士当场杀了他，怎么会让他自己锁住自己呢？这真是让人怀疑。
汉成帝不重新修筑殿槛以赞扬朱云的刚正不阿，但是却不给他一个职务，这就不如刘聪对待陈元达了。自此，宫殿正中的横槛上，没有横木，叫它“斩槛”，可能是汉代以后这样代代相传的。
漏泄禁中语
历史上，由于泄露机密而掉脑袋的人非常多，特别是汉代因此丧命者最多。汉元帝时，大臣京房深受宠信。京房熟谙易学，精通六十四卦，他经常和汉元帝议论吉凶祸福，引古喻今。不仅如此，他竭力倡导考功课吏法，强化吏治。
有一天，他对汉元帝说：“《春秋》中记载有二百四十二个灾异，用来警示后世的君王。自从陛下登基以后，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这可是不好的预兆啊！”
“这是为什么呢？”
京房说：“陛下倒是圣明之君，只是豺狼满朝，所以天庭盛怒啦。”
京房所指的奸臣是石显。石显当时是中书令，大权在握，他倚仗权势，结党营私，朋比为奸。群臣恨得咬牙切齿，敢怒而不敢言。
当时，淮阳王的舅舅张博，与京房的关系非常密切。他对京房说，淮阳王聪颖过人，想进京谋求高职，希望京房疏通一下。京房说：“要说这事也不难办。淮阳王可向陛下进谏，实行考功课吏法，摒弃奸臣。退一步讲，如果皇帝不答应，可劝说他重新考虑丞相、中书令的人选。”
京房一时疏忽，把此事对御史大夫郑弘讲了一遍。郑弘也没有在意，又把此事抖落了出去。中书令石显得知后，马上启奏汉元帝，说京房、张博、淮阳王、郑弘四人诽谤朝廷，结成乱党，意欲推翻陛下，应当严惩。汉元帝听罢，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马上差人捉拿四人归案。经草率的审讯后，京房、张博等人被杀头，郑弘被贬为庶民。
汉成帝时，王凤（成帝的舅舅）主持政务。他的权力非常大，军国大事都由他说了算。当时他的气焰嚣张，群臣趋炎附势，只有司隶校尉王章敬而远之。王章生性正直，禀性坚毅，不攀附权贵，不卑不亢。他经常在成帝面前揭发王凤，在其他文武百官面前也敢于直言不讳。后来有人把王章行为告诉了王凤，王凤非常恼怒，将王章收监入狱，将他置之于死地。
因为泄露禁语而保全性命的人少之又少，在这方面，汉宣帝时的夏侯胜算得上是运气好的。当时，夏侯胜的官职是谏大夫给事中，此人不拘小节，有时候皇帝给他讲的宫廷之事，他传到外面，对此，汉宣帝十分不满，怪罪他：“这些都是禁中之语，怎么可以随意外传呢？”
从此以后，夏侯胜不再乱讲了，因此也没有引来什么灾祸。
并韶
梁武帝时，有这样一个故事。交趾有个叫并韶的人，赴京应选，以求显达。此人很有学识，诗词文章也是出类拔萃。
当时的吏部尚书蔡撙看到并韶的文章，考问了他的学识，也肯定他是个人才，但又以从前这个姓氏没有显赫的人物为由，就不按他的才识任命他官职，只任他做了广阳门郎的小官。
并韶自己认为，我有这样的学识却让我做这样的官，感到很羞耻。于是产生了怨恨，就想找地方发泄，回到家乡后，便出现了他后来聚众谋划反梁作乱的事。
这种通过门第高低、族名隐显程度来封官的做法，是晋朝以来的官场弊病，埋没了很多有才之士，而许多平庸之徒因门第显赫而登上高位。蔡撙具有贤达的盛名，在这种事情上竟然表现的这样世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门生门下见门生
五代时期的后唐裴尚书因为年龄大而退休。清泰初年，裴尚书的门生马裔孙担任了殿试主考官，揭榜后带着新考中的进士门生，去拜谢裴尚书。裴尚书兴奋之余，大摆筵席，推杯换盏，一片欢声笑语，非常热闹。裴尚书诗兴大发，口出一绝：“宦途最重是文衡，天与愚夫作盛名。三主礼闱今八十，门生门下见门生。”此情此景，深得在场之人的钦慕和称赞。此篇记载在苏耆撰写的《开谭录》中。
根据《五代登科》考证，裴尚书在后唐庄宗同光年间（923～926年）曾三次主持殿试，四年****录取进士八人，中间就有马裔孙。又过了十年，马裔孙当了翰林学士，在清泰三年（936年）录取进士十三人。可见苏耆所写的都是事实。马裔孙不久就当了宰相。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中，有一首题为《与诸同年贺座主高侍郎新拜太常同宴萧尚书亭子》，诗下注释说：“座主于萧尚书下及第。”座主就是进士考试时的主考官。考究《登科记》可以发现，白居易是唐德宗贞元十六年（800年）在中书舍人高郢担任主考官之时，以第四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高郢是唐肃宗宝应二年（764年）礼部侍郎萧昕担任座主时，以第九名考中的进士，这与高郢官拜太常时隔近四十年。萧昕在唐肃宗宝应二年当主考官，可以说十分异常。品读白居易的诗，也可以看到唐代举子对主考官十分敬重。
唐用宰相
唐朝任用宰相不会论资排辈，拜相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可是，一些当过高官的人，比如做过六部尚书和御史大夫，在地方上当过封疆大吏，在朝中当过仆射和太子师傅，没有拜相的人大有人在。颜真卿、王起、杨于陵、马总、卢钧、韩皋、柳公权、卢知猷等，都是这一类人。
皇上想用谁为相，官不过侍郎、给事中、郎中、博士者都可。他们一拜相就在礼仪、待遇上超过百官，那些谏官、御史们听命都来不及，哪里还敢随便抨击弹劾其过失呢！这与我宋朝很不一样。
唐朝时期，那些先当上宰相的人，还可以举荐自己的同事担任宰相，比如姚崇举荐宋璟，萧嵩举荐韩休，李林甫举荐牛仙客，陈希烈、杨国忠举荐引韦见素，卢杞举荐关播，李泌举荐董晋、窦参，李吉甫举荐裴珀，李德裕举荐李回，都是如此。
唐宰相不历守令
大唐杨绾、崔祐甫、杜黄裳、李藩、裴珀都可以称得上是一代名相。可是，查究一下他们的履历表，都没有当过刺史、郡守和县令等地方官，他们的履历如下：
杨绾最初担任太子正字，后擢升左拾遗、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礼部侍郎、户部侍郎、国子监祭酒和太常卿，然后就拜了相；
崔珀甫初任寿安尉，后任节度使判官，调入朝廷后担任过起居舍人和中书舍人，然后拜相；
李藩曾任东都和徐州府属官，调入朝廷后任秘书郎、郎中和给事中，然后拜相；
裴珀最初任职美原尉，后来迁任朝官考功员郎、中书舍人和户部侍郎，然后任命为宰相。
这五位名相的功绩，史书中记载得非常详细，这里不再用过多的语言进行记述了，然而后来用人之时，一定要求在地方、京师都要任过职，而且在地方上任职必须为主官，以求熟悉民情，才可以授之宰辅重任。
